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

周景生(644)

1968 年夏天，清华等高校武斗升级，7 月底，北京市 60 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来我们班的工宣队是两个人，一个牛师傅，一个小杨师傅。牛师傅大约四十岁，面由心生，一看就是一个憨厚善良的老实人。小杨师傅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听说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工宣队被派到高校，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但我们学校没有武斗，所以，两个师傅每天的事情就是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和政治学习。同学们本来对政治学习就不感兴趣，再加上和彼此不熟悉的工人师傅在一起，政治学习的气氛十分沉闷，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冷场。一天上午，冷场了很长时间后，牛师傅宣布休息一会儿。大家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 涂忠寿同学随即开了个玩笑:“大家放风十分钟。”没想到，这句话立刻被小杨师傅抓住了:

“你说放风?那你是不是认为政治学习是坐监狱?”小杨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向工宣队的上级做了汇报，要当做政治事件来处理。但工宣队来调查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都告诉他们，“放风”是我们之间平时经常开玩笑的词语，只是代表休息的意思。其实，在我们之间，真的不经常使用 “放风”这个词。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坚持那么说。因为得不到同学的支持，再加上牛师傅对此事也不愿追究，这个事件最终不了了之，涂忠寿因此逃过一劫。

牛师傅这批人走后，又换了另一批人进来。来到我们班 上的这个人，言谈粗俗，比牛师傅差了许多，一看就是北京城里吊儿郎当的那种人。比如，他每吃完饭，总要在同学面前摸着肚子说:“又混了个肚儿园。”我在北京长大，知道习惯使用这种语言的多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很看不起他。我 们去小右营修路劳动，他也跟着去了。到了那里，我们都拼命干活，他却到处溜溜达达，一点活也不干。修路劳动中， 最累但也是最有意思的是打夯。在唱夯歌的时候，大家互相调侃、想起什么唱什么，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天，我在唱夯歌的时候，看到那个师傅就在我们附近转悠，就顺口唱到: “我们流大汗，师傅旁边站，什么都不干。”(每一个顿挫，都有同学呼应“唉嗨呦”。)那天下午，正好家里有事，我就回家了。等三天后我回来，孔晓军和顾大立都告诉我，那个师傅对我唱的夯歌非常生气，说这是污蔑工人阶 级，要整我。但同学们告诉他，夯歌都是开玩笑，不能当真。同学们还将了他一军，说如果他要认真这件事，大家都不都唱夯歌了，让他领唱，如果他不领唱，完不成劳动进度 他要负责。此师傅看到同学们这个态度，再加上他也担心完不成劳动进度，这才偃旗息鼓。这样，在同学们的保护下， 我也逃过了一劫。

一九六九年末和一九七零年，科大师生遭受了刻骨铭心的劫难，这就是科大的下迁安徽和随之而来的“一打三反” 运动。

当时高校下迁，是打着战备疏散的旗号的，但是至今， 人们对此仍旧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如果是战备疏散，为什么中共的党政机关不疏散，为什么当时的领导工人阶级不疏散，却偏偏让当时最最不值钱的老九们疏散?既然是疏散， 为什么除了人员外，还要把大批沉重和珍贵的仪器设备也一起搬走?那些年，四人帮及其党羽们正在拼命地鼓吹所谓的教育改革。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他们的眼中，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为了实现毛泽东的设想，那些爪牙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城市的高校轰到农村、边疆或其它边远的地方去。他们的这些措施，遭到北 京师生的抵制，因而迟迟不能得逞，而借战备疏散之名，行改造和惩罚知识分子之实，才是这次高校下迁最合理的解释。

下迁命令既下，科大像一个无头苍蝇，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找不到搬迁的地方。当时的高校和知识分子，都是不受欢迎的。接受搬迁的学校，被视为是地方的一个负担。 科大领导先后在四川、河南、ft东等地碰壁后，在向李先念汇报时，恰巧他的老部下李德生进来，李先念问李德生是否可以搬到安徽，李德生当即答应可以。于是，一所高校的大搬迁，就在事先没有任何酝酿、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决定了下来。科大在搬迁时，只知道要搬到安徽，没有人知道科大这个全国闻名的大学要搬到什么地方，连李德生也不知道搬迁的目的城市是哪里。师生们像逃荒的难民，被暂时安置在安庆马ft一所空旷的党校里。冬天的安庆，没有暖气，大家睡在地铺上，每人发一个小碳火炉，在瑟瑟的寒风中取暖。人不知去何处，同来的贵重的仪器设备更不知该运往何处，在堆放时常有损伤。所有这些状况，都反映了这个搬迁的决定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科大师生，对这样的决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安徽省革委会视这种不满为向他们领导权威的挑战，于是就使用他们的权力，借开展一 打三反运动之机，在科大掀起残酷的整人运动。这种整人运动，视人人为可疑分子，人人被审查，人人过关，以此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来达到打击异己、树立个人权威的目的。 这种手段，在共产党内斗争中，如肃 AB 团中、延安整风、 建国后各次政治运动，都是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现在，他 们又把它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科大师生们。他们首先把科大六个系从马ft党校分别分配到白湖农场、马鞍山、铜陵、淮 南等六个不同地方，向各系派出工宣队或军宣队，夺取各系的运动领导权，然后按照他们的部署搞运动。这样，我们近代物理系的几百名师生(含尚未毕业的64、65级学生)，就被发送到原来是用来改造犯人的白湖农场。

运动开始时，各年级原来的班级全部打乱，重新分成四个排，每个排有一个解放军的排长领导一切。我们排的排长好像姓李，脸上有几颗麻子，就叫他麻排长吧。每个排又被分成几个班，每个班有十几个人，我被分到一排一班，和我在同一班的，还有原来同班的涂忠寿、陈荣ft和其他班的季柏清、浦正言、付万征、胡望曙、曹杏弟等。分班后，规定每个人不许离开驻地，不许和不同班的人讲话。这种规定， 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对待，是对人权的侵犯，在法治健全的国家，完全是犯罪行为;但在当时，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 和阶级斗争理论肆意横行的时代，他们做起来是那样的心安理得。(不知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否仍旧被使用。掌握这个武器的阶级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最有产的阶级。)

被隔离开后，每天每个人的主要事情就是回忆并写出揭发材料。所谓揭发材料，就是你在何时何地与何人说过什么不满甚至反对某些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那些解放军排长们， 每天都要分析上交的材料。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揪住不放。利用这些材料施压与材料有关的其他人，逼他们交代出更多的东西。科大的学子，忧国忧民，思维敏锐，对文革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运动之前，在相知同学之 间，彼此经常交换对政局的看法，而这些真知灼见，当时均被认为是反动言论。那些解放军的排长们，尽管平均文化水平也就在初中上下，但整起人来却是驾轻就熟。对他们更为有利的，是他们手中掌握着学生毕业鉴定和分配工作的权力。当时是一九七零年的夏天，六四级的同学毕业时间已经延迟了一年，六五级同学也到了毕业时间。这些排长们就用 以后毕业鉴定和分配工作的好坏对同学威胁和利诱，让我们揭发自己和熟悉的同学。一旦有的同学的所谓反动言论被他们得到，这些同学就被他们指定的其他同学监视起来，无论是去吃饭还是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监视的同学越来越多。我发现，孔晓军、徐乃庄、刘杰等我的好朋友，也都被后面跟上了监视者。我知道，也该轮到我了。

果然，麻排长找到我，让我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要我揭发徐乃庄和孔晓军。从那天起，他每天都催着我要材料。 有时，他似乎是善意地劝你:“只要把知道的都讲出来，你就没事了。”有时，他又会沉下脸来警告你:“如果别人讲 了，而你不讲，就要严肃处理你。这样，你的毕业鉴定和工 作分配都会受影响，弄不好甚至不让你毕业。”听到这样的话，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家中的期盼，心里的压力真的很 大。安徽的七月天，又闷又热。每天被强迫窝在蚊帐里写交代材料，又背负着那样大的思想负担，日子非常难熬。我把想到的材料列在一个本子上，前前后后凑了大约 50 条，都是些不太关痛痒的事情，什么“学大寨不现代化”、“阿尔巴尼亚要钱”等等，以每天大约五条的速度交上去。那些我认为有“严重”问题的，我没有往上写，而只是放在脑子里。这些“严重”问题，是我死守的底线，尤其是别的同学的言论，良心告诉我，我是绝不能说出去的。现在我还能记得起其中一些这样的言论。比如，孔晓军曾对我说过，他父亲告诉他，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参加会议的干部大多数想不 通。这句话虽然不太“严重”，但我想这件事涉及到他的父亲，如果讲出来可能给他父亲带来麻烦，因此我不能讲。徐乃庄曾对我说过，他有个“恶毒”的想法，他希望“老头 子”早点死，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知道，这个材料，如果我讲出来，可能我自己会得到个“积极参加运动”之类的好鉴定，但对乃庄的打击一定是致命的，我绝对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去出卖同学。但是，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对于像我这样从没有经受过这样严酷运动的年轻人，要坚持这样的底线，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知运动要搞到哪年哪月，不知将来会有什么等着自己，不知像右派那样的命运会不会降到我的头上。那些重要的材料，不说出来，自己可能过不了关， 说出来，怎么对得起同学和自己的良心。内心的矛盾和煎 熬，使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为了给我加压力，麻排长使用了很多办法。一天，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有外单位来函表明我和北京的反革命分子有牵连。他一说，我就知道这事和我高中同学李增林有关。 李增林在批判三家村时在他的学校里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头两句话是“千军万马讨毛贼，誓把反党黑店摧”。李出身不好，这个大字报被解释为谩骂红太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李文革后被平反)。我曾和另外两个高中同学一起找他校的左派们辩论，想证明他是被冤枉的。那些左派们哪里会和你讲理，我们不但没有帮成他，这些左派们趁“”一打三 反”运动倒打一耙，反而来函说我和反革命分子有牵连。这件事，成了麻排长手里又一个加压砝码，使我增加了更大的 压力。

就在这一天天度日如年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再过几天，排里要对运动做结论。对运动做结论，这就意味着运动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希望。为了鼓励自己坚持住底线，我在那个列问题的本子上写下了“15、16 日 排里要做结论了。还有最后五天了!”和“咬紧牙关!!!”的字样。中午吃饭时，我从上铺爬下时，把这个本子带了下来。涂忠寿在我的下铺，从地上捡起本子递给我时，看到了我写在上面的字。当时，我们俩都愣在了那里，半晌，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老涂小声地说:“快把它撕了吧。让他们看见，你该倒霉了。”那时已是运动末期，老涂如果把此事报告到排里，他肯定会得到一个好的毕业鉴定，也会给他到分配带来好处，但他没有这样做。在那时，他究竟想了些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问过他，但我相信，他那时想到的，一定是对同学的热爱、同情、信任以及保护同学的愿望。

由于担心撕掉那页纸反而会引起注意，我偷偷地把它揉成团，藏在口袋里，以后又鬼使神差地保存了下来。我把它粘在日记里，永远记住那艰难的岁月和同学的情谊。这页纸也给科大那段历史留下个见证。

我终于坚持到了最后，守住了底线，没有出卖同学，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我也感谢老涂，是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帮助了我。我相信，在我们科大，像这样在危难时同学相帮之事，一定是非常多的。例如，张之欧同学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白湖那段生活可以说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它警示历史不可重演!当时他们对陈健、潘高建整得最凶，我因为常与老潘饭后散步、聊天也遭到非法监禁，但是关于老潘，他们休想从我嘴中得到一个字!”季柏清同学对麻排长要材料的回答总是“记不清”，气得麻排长结结巴巴地嚷:“好你个季柏清!你真是个‘记不清’!” 正是由于同学的相互保护和对军、工宣队的顽强抗争，才使得运动中少死了多少年轻生命，才使得运动后少定了多少 “反革命”分子!

科大师生在文革中抵制迫害、保护受害者的行动，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体现。纵观整个的文革过程，实际上也是追逐权势政客的丑陋灵魂和普通人民真善美人性的一次大碰撞的过程。美丽和丑恶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个人性的展现中，相较于其它学校，科大人表现得更为突出。来自科学院领导班底的科大校长、老师，多是各领域的泰斗;科大的莘莘学子，多是立志科学的青年才俊。 他们的心中，有的是攀登科学高峰的愿望，少的是官场上追逐权力的私欲。在那个时代，你只要淡薄了权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就非常自然地绽放出来。我热爱科大，科大人所具有的美好的人性是重要的原因。现在有些中学、大学，常津 津乐道培养了多少高官、名人，排名如何靠前，但很少反省为何在文革中内斗整死那么多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学校， 没有教会学生做人，还有什么资格说别的成绩?

我手中有周平在九五年写的文章“阳光灿烂的日子?”。她在文章中描写了在科大抓“雄师”分子的情景，也是科大人的一次人性光辉在闪亮。周平是我北京东城区四条小学的同班同学。入科大新生体检时我看到她的体检表， 才知道她也上了科大。直到她走上刘达书记的礼堂讲台抗议，我才把人和名字对上。以后虽无联系，但关注她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1967 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逮捕了五个 ‘雄师骨干分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边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 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 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大约僵持了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冷冽的寒风 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就是我们的科大人，越是在逆境中，她人性的光辉就 绽放得越美丽。

带着深深浅浅的心灵伤痕，我们离开了白湖。潘高建等同学，因为问题严重，不准毕业，继续交代。在这次运动中，全校有多名同学自杀，他们的冤魂，永远留在了安徽的大地上。运动带来的后果，远不止那几个月对同学身心的伤害。几年前，几个同学见面时，孔晓军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离开白湖时，我们对前途是多么悲观。我听说，潘高建被分配工作后，在和他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时，他女朋友的家长，坚决反对他们谈恋爱，其原因就是老潘在白湖背上的问题鉴定。我在零五年曾见到老潘，他的工作、生活看来都不 尽人意。人生的旅程是环环相扣的，可见，这个运动对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

几十年过去，历史的是非曲直和忠奸善恶，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分明。已到暮年的我们，反思着历史的同时， 也在审视着自己。我很感动，有些同学，因为当时在压力下做了些不利于其他同学的事而道歉。我和他们一样，没能像张之欧那样的绝然和干脆，也“揭发”了孔晓军、徐乃庄的一些言论，我要向他们道歉。但时至今日，我没有听到那些整人的发起和执行者们的任何忏悔和道歉。美国政府为几百年前对华人的不公平道歉了，德国的总理为纳粹迫害犹太人下跪了。共产党的政权没有更迭，当初的安徽省革委会，是现在省委的合法前任，你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道歉?现在的科大校领导，也应该做些什么，还历史一个明白，还受害同学一个公道。周平的文章中提到，1979年，科大党委曾开过平反大会，给错整的科大师生(如雄师参加者)平反。我希望知道，安徽和科大是否也已经给一打三反中受迫害的同学正式平反;我更希望知道，安徽和科大是如何安抚和补偿那些自杀同学的家人的。一个简单的改正毕业鉴定，对于受到那么大伤害的同学和家人们，也太轻飘飘 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垂垂老矣，但经历者都在，可以权威性地把科大南迁和一打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留给历史。 如果现在不做，再过些年，当事者先后逝去，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淹没。“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希望 “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

巴金先生曾呼吁建“文革博物馆”，只需要毛纪念堂那么大的地方足矣，留在这段历史，但没有建成。“华夏文摘”这个海外的中文第一网站，随之开辟了文字的“网上文革博物馆”，搜集所有文革期间的文章保存起来，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只有敢于记住历史、敢于正视历史的民 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09 期，2015 年 2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