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大师程砚秋多次遇见过我，但他不认识我。我见到大师的次数，同大师遇见我的次数一样多，对等。所以，不是由于看他的戏。若是看戏，台下看得见台上的，而台上一般看不见台下的，不对等。我在北京数十年，从来没有买票进戏园子看京戏，因为听不懂。京戏的“京”字容易误导，以为它是基于北京及其周边的方言的戏曲。其实，京戏是南腔北调的大杂交，再加上唱腔抑扬婉转，结果，我对京戏唱段中的吐词咬字的分辩率，最多达到50%。

按北京话，看戏不叫看戏，而叫听戏。听比看更重要。所以，听觉分辨率低者，就无缘欣赏京戏了。当然，并非所有生长于北京的人均如此，我这类应属于少数。在小学同学中间，大概不超过49 %吧。不论听不听戏，在北京（1945年之前，1949年之后）或北平（1945-1949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无人不知。

1945年8月暑期，抗战刚胜利，我的小学五年级已结束，成绩又是甲等第末，乙等第一。当时，每学期末要在学校门口张榜公布学生名单，以成绩优劣为序，我的名字总是紧贴一条线，该线以右者为甲等，以左为乙等或乙等以下。

开学后即将升入六年级。就到小学最高班了，很得意。那时我九岁。九岁可不是一个值得得意的年龄。社会上（至少在北京），有一种传统的年龄和性别歧视。

俗语云：“七岁八岁讨人嫌，到了九岁饶一年”。

其意是，七，八，九岁的男性小儿是最讨厌的，少招惹他们。现在想想，七，八，九岁时的“荣辱观”（借用此词）是有点“反常”。如果一项不轨行为能惹得大人讨厌，或挨骂，不但不会感到灰溜溜，反而有一种成功感。瞧！我有能耐吧，我能惹大人开骂了。所以，不轨行为常是蓄意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挨骂时的快感。

当时我家住在西四北报子胡同25号。我上的小学是“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师范附小）。校址在报子胡同14号。现今的网页上说，该校已改名为西四北四条小学。而且说，该校前身为八旗子弟小学之一“正红旗官学”，建于1883年。在我上学时，还看得见的“官学”痕迹是，高小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即使贵为满清遗族格格，也不收。

报子胡同里，单号路南，双号路北。14号就在25号的斜对门，出我家门向右斜走约二十公尺就到学校了。

大师程砚秋住在报子胡同18号。也是斜对门，出我家门向左斜走约二十公尺就是18号。程家的黑门总是紧闭的。只当大师的锃光瓦亮的专用人力车进出时，黑门才大开。那种人力车，是北平当时的豪华车，相当于今天的宝马、奔驰。

小学里的“讨人嫌”和“饶一年”们，经常在师范附小门口附近（也就是我家门口附近）疯玩儿，消磨多余的能量。所以，常与大师不期而遇。大师对我们从无任何表情。在大师的眼里，我们不存在，就如眼睛没有聚焦。我们也没有看到程氏与周围的邻居和师范附小的老师或校长有交往。

嘿嘿，“行为不轨”的下一个目标有了。程家的黑门上有个电铃，是为访客用的。当时有电铃的人家不多。有一位“讨人嫌”建议，我们去摁程家的电铃。摁后，快速跑回25号门后，观其反应。第一次，程氏的佣人出来开门，没有看到访客，以为是偶然事件，没说话，回去了。我们没有成功——没有听到骂声。

再接再厉，等佣人回去后，我们再去摁电铃。再快速跑回。程氏的佣人又出来开门，又没有看到任何人。这一回，他明白了，一定是这一带的“讨人嫌”和“饶一年”团伙干的。程氏佣人看不见我们，就站在18号门外，对着当街破口大骂（所以，北京人一般不称骂人，而称为骂街，骂大街等等）。我们都藏在25号门后，听得见骂声，享受着听骂的快感。我们也可以从大门门缝向外窥视，欣赏骂街者的脸色变化，有趣，禁不住地窃笑。如此往复数次，都很成功。

再后，又不行了，既便摁了铃，也没有人出来开门骂街，因为程氏门房猜到，又是这一伙“讨人嫌”捣乱。

为了迫使程家人出来开门，我出了一个主意。当时北平在修马路，报子胡同口上就有修路用的沥青。沥青有黏性，导电，但变形十分慢。我们找了一块比电铃略大的沥青，照准程氏大门上的电铃猛力糊去。这样，电铃就一直在被摁状态，铃声不止。果然，有人出来开门了。一看又没人，但电铃还在响。再一看，电铃上黑乎乎的一片沥青，愣了，不知所措，竟然不敢动，也忘了骂街。其实，只要把糊上的沥青扒掉就行了。程家的佣人也许怕有电，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听过小学的常识课。

小学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预防触电的常识：“电灯的电压是220伏，不能用手摸，有触电危险；家用电铃在20伏以下，没有触电危险等等”。当时并不懂电压，伏和欧姆定律的真谛。但记住了电铃的电对人是安全的。我有一本“少年电器制作法”（中国科学社，民国27年出版），也讲电铃的制作。

程家佣人一定会禀报程大师：“电铃骚扰事件”是邻居中的“讨人嫌”和“饶一年”一伙干的。程氏却一直没有到周围邻居和师范附小追究此事。还只是当他的豪华人力车进出时，我们才能看见他。大师程对我们依旧没有任何表情，水晶体依旧没有聚焦好，在他的眼里我们依旧不存在。

程氏没有追究“骚扰事件”，原因之一也许是，京戏名伶，那怕是有钱的大师，在老派北京人（如正红旗或其后裔）的眼里，社会地位并不高，甚或很低。这些老派北京人常讲，“朝廷召徽班（京剧前身之一）入京，那是来给万岁爷解闷儿的，在宫里演戏，是太监的活儿。”其意就如时下的“正红旗及其后裔”， 视专用于解闷儿帮闲儿的“文化人”“吹鼓手”为其包衣吧。

大师不追究，我们也就不骚扰了。大盗亦有道，何况小儿骚扰乎。

夏天过后，“讨人嫌”和“饶一年”团伙自动解散。除了上课，我的剩余能量也渐渐地转移到安装矿石收音机上（后来进步到真空管收音机）。矿石机的安装调试很费时，有时弄到很晚，父母及兄妹们都睡了，我一人在静夜里奋斗。一当矿石机在静夜里突然发出声音，兴奋至极，其快感，比挨骂大有不同。

矿石机只能收到一个台——国民政府的北平广播电台。该台除了少量时间播报新闻外，大部分时间是放送上海百代公司的京戏唱片，夜间尤其如此。所以，每次矿石机收到讯号，十有七八是程砚秋等大师们的京戏。

作为玩收音机的一个副产品，我听过不少西皮二黄，甚至还说得出各大师们的招牌剧目，如程大师的拿手戏是“锁麟囊”，著名唱段的头两句好像是“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但因注意力始终是在收音机的装——调——修——拆——再装——再…，不记得是西皮东皮风雨暴，还是大黄二黄破寂寥。所以，至今真正能听懂的京剧唱段中的咬字吐词，依旧停留在50%的水平上。半吊子之谓也。

供辛卯除夕一笑。

方励之 2012.1.22，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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