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刘达“北工亮相”及其后续故事

朱天相（636）

1968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总支 书记孙文凯写了一个检查《自我揭发和我的交待》。孙文凯 是一名部队转业的干部，忠于职守；在文革中，他坚持认为 刘达是好干部。以下是检查的原文抄录：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极其严重的 错误，运动前我积极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建党 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积极地追隨刘达、王榆执行 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

他还说：我是支持干联站的。我曾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大 方向正确。但没有参加他们的具体活动。参加了他们的干部 座谈会，到北工亮相我沒去。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 1966 年 10 月 1 日《红 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公开提出的，是指刘少奇、邓小平派工 作组镇压群众。刘达为首的党委在 1966 年 6 月 2 日到 6 月 9 日间就失去了领导权，所以，孙文凯根本不可能犯什么“执 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抄录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 告诉不了解文革的人们当时的流行词语。

1964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委常委 8 人，刘达、武 汝杨、張新铭、王卓、陈镜吾、張耀南、李侠、张栋。

1966 年 6 月 6 日，科学院工作组进校，到 7 月 29 日离 开，工作组在校、系两级干部中，只整了刘达一个人的材料。 这已由东方红公社首任资料组组长谢文梁所证实。1967 年 1 月成立的东方红公社，因已掌权，希望斗、批、政有序进行。

1967 年 3 月 31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 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 部分（1966 年 6、7 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当东方红公社讨论对刘 达的态度时，几乎引发了公社的分裂，自此，它再也不能引 导对刘达的批斗。在 1967 年 4 月 20 日的辩论会上，东方红 公社总勤务员贾志斌，要求在批斗刘达前要开两天质询会， 以确保批得对。而 1967 年 4 月间成立的延安公社要争取批 斗刘达的权利，以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1967 年 4 月间，还 成立了一个只有二十余人的“干联站”，它没有权力欲望， 只有一个主旨：就是认为“刘达是个好同志”。干联站很快 就参加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干联站。

1967 年 7 月 16 日，市干联站在中国科大办公楼二楼会 议室召开了发言稿审稿大会。会议由我以东道主身份，与市 干联站负责人北工孙曹民老师共同主持。会议的主要目的是 审查这些干部的发言稿中的内容和用词是否妥当。参加会议 的有中国科大原书记刘达，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培源教授， 中国音乐学院原副书记叶茵，北京工业学院原副书记时生， 淸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书记吕应中，北京钢铁学院政治部副主 任符荣及其它高校的领导干部。这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后， 这些领导干部头一次坐在会议室开会，因而充满了人性的场 面，所有与会者都显露出谨慎的开心。但是与会的干部之间 没有人相互打招呼，也许他们原来根本不认识。参加会议的 教师和学生已经是老朋友了。由于会议选在玉泉路召开，远 离了北京高校区，所以会议进行顺利。事前保密工作做的好， 又有多个兄弟院校参加，科大东方红也好，延安也好，可能 都没有觉察到此会的召开。而干联站找刘达合理合法，所以 事情办得很好。有的与会者回忆说：“会上印家最深的是周 培源，白发，穿着灰色中山装，声讨聂元梓的倒行逆施。”

1967 年 7 月 29 日，在北京工业学院大礼堂，召开了批判 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但是，淸华大学吕应中 没来发言，因清华“团派”找他，代他发言的是谭浩强。会 后，孙曹民用吉普车将一名写手从清华接来，写文章，登 《北京日报》，为当时普遍受到冲击的高校领导干部出声呐 喊。

历史就是奇葩，谁能想到，十年之后，刘达主政清华。 1977 年 4 月的一天，胡耀邦找刘达谈话，“清华是‘文革’ 的重灾区，拯救清华沉重而艰难，经中央常委商议，人选非 你莫属!”刘达掷地有声地回答：鞠躬尽瘁，效力清华！1977 年 4 月开始，刘达为 1000 多淸华的干部、教师洗刷了污名。 而刘达自己则等到杨海波任科大党委书记后，在 1979 年 1 月 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当年，应该是受到北工会议的鼓舞，孙文凯在 1967 年 8 月 5 日组织了“八五战团”（1967 年 9 月 21 日，为支持大 联合解散了这个组织）。该组织参加者都是干部，例如陈镜 吾、張耀南、李侠、包忠谋、杨晓华。这些人为刘达鸣不平。 陈镜吾“保刘达是坚决的，甚至他说刘达搞的资产阶级自由 化教学也应该肯定”。孙文凯认为“刘达是我校领导干部中 比较好的一个”,“刘达六三级思想清理报告主流是好的”。 孙文凯还和学生一起去找王震，找郭老。他们是和“干联站” 密切合作的。

当时，坚决要打倒刘达的延安公社不断向刘达及保刘达 的李侠、杨枫发起冲击。终于经杨成武之手，给刘达定性。 但杨成武本人在 1968 年 3 月 23 日倒台；而李侠因杨秀清告 发，终以“攻击江青”罪名被判刑 12 年，1968 年 4 月被送 入“秦城监獄”；而 1968 年 6 月 11 日，陈伯达批示科大， 将杨枫材料每两周一次报中央肖华专案组。当 1968 年 8 月 9 日 500 人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入校时，孙文凯即使根本想不通， 也不得不写检查。这就是孙文凯写检查的背景。

1968 年 9 月 23 日，办了干联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 工宣队不承认干联站是群众组织，勒令解散。

1968 年 12 月，63 级学生 642 人（其中 615 人是 63 年 招生）分配工作。无线电电子学系（六系）159 人（其实已死 亡 2 人）被分配，最差的方案是山西省洪洞县插队落户，我 们的安东同学去了。全校 9 个黑龙江部队农场的名额，六系 去了 8 个，派到沈阳军区 23 军 69 师军三连，就是为了在大 兴安岭农垦区生存，炸石开路，伐木取暖，盖房求生。我和 干联站创始人赵婉如同在这个连队，在那种高压下，互相没 说过话。1970 年 3 月，全部分在黑龙江的县城。

1970 年初到 1974 年底，全国开展了淸查“516 分子” 的运动。北工孙曹民老师被卷入其中，所有的揭发材料都讲 的是市干联站的相关活动。孙老师被关数年之久，市干联站 所有有关人员都被调查，写交代材料，但是，沒有一份材料 与“516”有关。

1971 年初，北工调查人员赴黑龙江省勃利县找我，要我 写材料证明孙曹民反周恩来，被我拒绝。他们很生气，要我 考虑后果。他们走了之后，合江地区（现佳木斯市）公安局 派人来勃利县组织抓“516 分子”，组织了一个 8 人的专案 组，目标对象共 4 人：我，农机修造厂的赵磊（北京农业机 械化学院 68 届毕业生），化肥厂和倭肯镇医院的一个医生。 专案组 71 年春节后（1 月 28 日）出发，到重庆取经，因为 重庆已经将这些“516 分子”抓进了监狱。负责我的两位调 查人员去了合肥科大和北京工业学院。调查者在 9 月底或 10 初返回，这时林彪事件公布，案子不了了之。但当时，知道 重庆情况后，一些人要批捕我。县委书记張保和专案组组長 勃利县公安局政保组组长孙明林反对，張说：“没有材料不 准抓人！”我才免于牢狱之灾。1972 年，丁跃安调任变压器 厂书记兼厂长，有人提醒他“朱天相已经立案。”丁说：“除 非公安局拿逮捕证来，朱天相就得给我管供销。”因为，谁 都知道，自我主管供销以来，工厂没停过工，厂里没缺过钱， 设备年年更新，产量年年增加，工人可以拿到晚间和周末的 三毛钱加班费。但老丁当时的气势，依然令我深为折服。老 丁后来是七台河驻三亚办主任。待我 2014 年到勃利，两位好 人都已作古。

1988 年，我单位的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去报告工作， 行程匆忙，没有时间拜访家住党校的刘达书记。1995 年初， 国家高教自考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中央 党校招待所开会，我欲探访刘达书记，不幸他已离世。

但那次会议，因有北工的教授参加，我获得了孙曹民老 师的电话。但我見孙老师是 2001 年的事了，我们最高兴的事 是我们都活着。孙老师后来受钱学森影响，研究生命科学， 发明了生物电膜，在布鲁塞尔获国际发明金奖，在王府井大 打广告，以公告朋友，他还活着。

另外，我们很高兴，会议前后认识的这批干部，确实德 才兼备。周培源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达 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任职全国人大常委；叶茵任 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符荣任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吕 应中、谭浩强也都是贡献卓著的名人。时生，2008 年 90 多 岁了，还为地震灾民捐赠。参加市干联站的老师和学生，很 多成为知名学者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可以说出名字的，就有 中国音乐学院的干联站负责人，学生杨通八，后任中国音乐 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干联站负责人、学生 張腊狗（張恒烈），后任江苏省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我们最感欣慰的是，我们选中的干部，经过五十年的历 史检验，证明了他们都是好干部；而支持这些领导的中、下 层干部，老师和学生，不管今天居于何地位，没有腐败的官 员，也都经受了五十年的考验。虽然这只是科大历史上一点 小浪花，却也能折射出阳光的明亮和璀璨.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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