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快地流逝，六十载光阴一晃而过，想起 1958 年上科大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八月的一天，我在田间种菜， 走在附近大路上的邻居喊我，说是磨头街上有我一封信。我快步走去拿，拆开一看，是给我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入学通知书，我非常高兴。但我母亲说:北京那么远，你又没有出过远门，走丢了怎么办?再说家里又没有钱，怎么上学。还好，大队书记知道这件事以后，借给我60 元钱，于是我就有钱上学了。上学时，我挑着担子，一头是木箱，装着衣服等， 一头是棉被，高高兴兴上学去了。从福建农村老家到北京，历时五天。路费花30多元，在当时是一笔巨资。我7岁时父 亲早逝，母亲寡居，家里经济困难。我去科大三年，大三读完第一次回家，读完五年大学毕业后，一位老师借我路费， 第二次回家。工作后才还了大队60元钱。

  郭沫若是当时的校长，他爱生如子，捐赠他自己的两万元稿费，帮助缺衣少被的学生过冬。郭校长来科大，在学生食堂与同学们一起用餐。有一次有个同学说:郭校长，你一来学校，食堂就吃得特别好，你走了，就没有这么好了。郭校长听了，只是笑一笑。那时，国家给学生的最高助学金是每人每月15 元。除了伙食费每人每月交 12.5元，剩下的2.5元作零用费。那时的钱很值钱，每月12.5元的伙食费，就可以吃得很好，大概能顶得过现在的800-1000元。59年后， 国家经济困难，个个吃不饱饭，经常挨饿，但同学们依然刻 苦学习。 

科大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一些我国最有名的科学家和专家学者，都亲自给学生上课，而且往往是亲自上基础课。钱学森是科大的力学系主任，他有时还会给全校师生做报告。 因为机会难得，我每次都会去认真听讲。我还自学了钱学森在美国论著的《工程控制论》，很受启发，增长了不少高科技知识。严济慈教普通物理课，有时也会给全校师生做物理方面的报告，不过次数没有钱学森的多。华罗庚是数学系主任，我也去听过他的讲课。我是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系主任是科学院电子所的所长顾德欢，他没有教课，很少来学校。 陈芳允是我们的电子课程的老师，他是863计划的4个倡导者之一，后来是我国卫星系统的总设计师。他以前在英国留学，担任过马可尼公司的工程师。吴有训是我们的普通物理课的老师，他以前留学欧洲，是国际有名的物理学家。他的讲课生动、活泼、有趣，我们很喜欢听他上课。这些科技老前辈的不同风格的讲课，给我们同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郁文是当时科大的党委书记，为人宽厚。60年代困难时期，大学生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糕点。有一次，有个同学在宿舍，把其他同学的糕点偷吃了，被发现。郁文在一次全校报告中提到这事，他说:国家经济困难，难免发生这类事情， 只要承认错误就行了，只要稍加批评教育，以后改正就行了，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不要给予处分，更不要胡乱上纲上线。

科大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头三年上基础课:主要是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电动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我在科大时，物理、数学、化学、四大力学的成绩一直是稳居全系第一。接着上一年半专业课，我学的专业课是:微波、天线、电波传播等。五年级下学期做毕业论文。那是1963年上半年，我在科学院电子所天线室做毕业论文。室主任曾献泽对我的毕业论文比较满意。他要我毕业后留在电子所工作，我当然很高兴留电子所工作。

在科大五年的学习，我掌握了扎扎实实的理工科基础知识。科大所系结合、理实交融、理工结合的教学，对培养我的创新能力，极为有益，使我以后在航天部的高科技工作中得心应手、非常顺畅。当时，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要搞原子弹、导弹、卫星等高科技战略性武器，需要电子技术专业的人才。1965年底，电子所集体并入航天部5院504所。我主要从事卫星、洲际导弹的无线电测控技术，设计自动跟踪天线系统，用于地面站自动跟踪高空飞行的卫星和洲际导弹。 这些自动跟踪天线系统中的电子部分都是我设计的。当时， 这种独创性设计的“自动跟踪传感器”，在世界上也是独一 无二的。有了这种高性能的“自动跟踪传感器”，我国各卫星地面站的自动跟踪系统，一直工作得很稳定，可靠性很高， 灵敏度也很好。这种“自动跟踪传感器”，接着又在我国第一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时，派上了大用场，成为成功锁定洲际导弹运行轨迹的引导系统。 因为在自动测控方面和其它技术工作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多次受到表彰、立功受奖。而这些贡献，都是源于母校的教育培养。今年是科大60周年庆，作为科大首届毕业生，60年前校园生活历历在目，勾起了许多鲜活的回忆，以此拙文，献给科大，愿母校越办越好!

2018年4月29日

  以上照片是论证会期间合影，左起:林德应、陈芳允院士(我的老师)、杨士中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