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国门的难忘经历

822 瞬间2季   2021-10-03 09:48

第179期

初出国门的难忘经历

沈涛 822

引子

1995年1月第一次离开故国，去英国留学，直至1998年6月。在这三年多里，我遇到过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不管是酸、甜、苦、辣、咸，都曾是我年轻时对周围世界的真实感受，对我后来的事业和家庭发展、以及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二十多年以来，因为各种忙碌，很少想起这段留学生活。在近来疫情未消、连续一年多居家工作的寂寞日子里，不知何故，有时我会突然记起很多以为自己已淡忘的人和事，而且画面异常清晰，让我忍不住产生一种想要抓住它、记下来和分享出去的冲动。这就是这篇文字的由来。

初出国门

我第一次听说自己有可能出国是在1994年初，当时我已经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两年，上海冶金所替我向中科院申请了中英联合培养博士后的公派项目，让我自己准备个人材料，包括选择一位在英国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的教授作为指导老师，列出要研究的课题和规划，交由中科院、意向导师、和项目出资方英国皇家学会（British Royal Society）审查。申请批准后还要通过英方安排的雅思（IELTS）考试，都合格者才能最终成行。因为项目名额有限，竞争比较激烈，我也没太当回事，申请材料送上去，自己就该干啥干啥去了。

94年5月我生病住进上海华山医院（那时侯张文宏医生应该还在美国做博后）。六月所里通知我出国申请批准了，要我准备七月初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的雅思考试。就这样出院没几天我就参加了考试，成绩出来还可以，尤其在面试环节表现出色，看来那些年在人民公园英语角的摸爬滚打没有白费。

因为是公派，接下来一系列的出国手续都办得很顺利。年底与女朋友在长宁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正式脱离了单身阶层。又请父亲单位好友的儿子平平（那时他在英国Surrey大学读博士）代买了北京到伦敦的机票。1995年1月3号，妻子陪我从上海去北京，我俩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又是新婚，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两天后我启程去伦敦，从西单民航大楼乘机场大巴到达首都国际机场，办好登机手续，跟妻子告别，我就进入候机室，等待芬兰航空公司北京飞伦敦的航班。乘坐这班夜间航班的旅客不多（难怪机票便宜），大部分都是人高马大的外国人。轮到我登机时，边检战士把我的人、护照，登记牌、检疫证明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一副不信任的样子，让我很不自在，甚至觉得有点屈辱。也许是自己头次出国表现出的紧张和迷茫，引起边检战士的加倍警惕。

飞机起飞了，北京的城市灯火被留在了脚下，我的脑子里这时响起了几句熟悉的英文歌曲

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ole way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Lord, I'm fiv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home

作者当年收到的英国皇家学会奖学金通知

夜过赫尔辛基

飞机飞了十几个小时后降落在芬兰首都经赫尔辛基，我要在此停留两个多小时，换乘下一班去伦敦的飞机。可能是因为元旦刚过，又是夜里，机场候机室里人很少。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看到外面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飞机、跑道、路灯在寒冷的夜空下越发显得静谧，没有人疾走或大声讲话。

等飞机期间我去了趟洗手间，那里宽敞、明亮、整洁，也没有异味，与我当时对厕所的印象大相径庭。方便完了想洗个手，在洗手池前左看右看，找不到开水龙头的开关，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从旁边过来个老外，把手往水龙头下一伸，水立刻哗哗而出。嘿！红外控制开关，我成老外了。洗完手，见旁边墙上方有两个白色机箱，上面有几个按钮，发着幽幽的蓝光。想着刚才的窘境，我决定不再给好奇心一个机会，把手在裤子上擦擦干，回到了候机大厅。

又等了一阵子，觉得口有点干，看见远处有个卖饮料的柜台，就走了过去。柜台后面的北欧女郎高挑，美丽，而且很有耐心，在确定了她也收美元后，我递上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得到一杯滚烫的咖啡，几个芬兰硬币，还有金发女郎一个灿烂的微笑。

再次上飞机，我得到一个靠窗的座位。飞机忽上忽下在夜空中疾行，周围的乘客大都进入了梦乡。我因为兴奋和时差无法入睡，窗外机身下不时出现大片大片的灯光，就像小时候在新疆夏夜纳凉时，抬头仰望满天繁星的夜空。每次我都以为是伦敦到了，但飞机始终没有要降落的意思。终于在午夜时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伦敦希思罗(Heathrow) 机场的跑道上，我心里暗暗说，伦敦，我来了。

初到伦敦

平平开车来机场接我，直接把我送到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在伦敦市郊的招待所，他就连夜回Surrey了。临走前他塞给我一把乘地铁用的硬币，和一本用旧了的伦敦市区地图《London A to Z》。我那时还没拿到奖学金的钱，身上只有离开上海前岳母给的200美金，能有这样一个临时落脚点真是太给力了！印象中使馆招待所是一幢很旧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每个房间里摆几张上下铺，主要用来接待公派留学生和国内来的访问团，每人每晚收5英镑，包括一顿晚饭。我在那里住了3、4天，在找到一个离学校近点的住处后就搬出去了。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我就去学校找导师，我选的导师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电气电子工程系的系主任Igor Aleksander教授，他是国际上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权威，设计过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系统。Igor个子矮小，说话带点意大利口音，看着有几分严历。他对我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有点意外，我那时不知道跟系主任见面都是要事先经秘书安排的。Igor告诉我他是做神经网络图像识别的，跟我想做的用神经网络方法测试数字电路不沾边，我来之前他们已经商量过，把我转给系里研究数字系统的Peter Cheung副教授。我听了也没二话，高高兴兴地去四楼找Peter教授了。

后来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不光Igor教授的研究领域与我相差甚远，以他显赫的身份，繁忙的日程，不会有时间来指导我。Peter副教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工作、对学生满腔热情，早年来自香港，事实证明他对我后来的发展帮助很大。

跟Peter见面后的第二天，英国皇家学会负责这个项目的官员David Foster邀请我和Peter在伦敦唐人街中餐馆吃午餐。他说选择中餐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大陆，他自己曾经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过两年，对中餐有感情。席间David夸我能力很强，很多事情都能自己搞定，还对他们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对我表达歉意。原来按照这个项目的流程，我来伦敦之前应该通知他们，他们会派人来机场接我，负责安排临时住所。因为办事人员的疏忽，这些重要讯息没有及时传达给我。David还给我带来一张头一个月的奖学金支票，让我紧绷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许多。

留学伦敦必备的《London A to Z》

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是英国顶尖的集科学、工程、医学和商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成立于1907年，迄今为止诞生过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青霉素发明人佛莱明（Alexander Fleming）、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着赫胥黎（Thomas Huxley）、希格斯波色子的提出者希格斯（Peter Higgs）都是她的杰出校友。主校园坐落在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展览大街（Exhibition Road），左邻右舍包括科学展览馆 (Science Museum)，自然科学展览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每年两度的伦敦时装周（London Fashion Week）就是在科学展览馆前面的草坪上举行。展览大街的尽头是赫赫有名的海德公园（Hyde Park）。主校区不大，古典建筑和新式建筑各占一半，古朴典雅的女王塔（Queen’s Tower）和她下面的大草坪是整个校园的中心。

我所在的信息工程研究室在电气电子工程系大楼的四楼，走廊一边是实验室，会议室，电脑室，另一边是教授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因为空间有限，每个博士生和博士后只能在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平时大部分时间人都分散在教室、计算机房、实验室、图书馆里，学术环境非常宽松自由。每个星期五下午2点左右实验室中间的生活区就会变得异常热闹，这是研究室传统的“甜甜圈时间”（Donuts Time）。每个研究室成员（包括教授）轮流在这个时间带甜甜圈给大家吃，还有泡好的咖啡和茶（English Tea,  of course），甜甜圈时间实际上成了有些不常来校人员的碰头时间，也是忙碌了一周后大家的放松时间。大家或坐或站，吃吃喝喝，听人讲笑话，传播小道消息，也有人借机高谈阔论。

帝国理工校园里的Queen’s Tower

我的导师和搭档

Peter Cheung是我的指导老师，他早年来自香港，曾是这个系的优秀毕业生。本科毕业后他去英国的惠普公司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这个系当讲师。Peter个子不高，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待人及其热情，又擅长讲话和社交，在系里颇受大家（尤其是学生）的喜欢。他那时要给本科生上课，还要带实验，指导着七、八个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研究，还兼着副系主任，平时忙得脚不着地，经常是听得到他的声音，但见不着人。有趣的是星期五下午的甜甜圈时间他几乎从不落下，而且总是众人焦点。

Peter指导我研究花的时间不多，原因是我比其他学生年纪大，比较成熟自觉。而且我拿英国皇家学会的奖学金，没有成果要求或毕业压力。实际上我在英国留学的三年中，Peter对我帮助非常大。他帮我在工业界找到实用性研究课题和经费资助，给我选配研究搭档，帮我修改文章报告，送我参加学术会议，还曾经发给我生活补贴。后来我申请美国绿卡还请他写过推荐信，可以说他是我出国后碰到的第一位贵人。

Peter有三个非常优秀的子女，他太太是牙医。Peter除了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爱好，包括拉小提琴，听人说他们家能组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Peter曾经给我看过他自己手工制作的小提琴照片，从选料到最后上漆全部由他一手搞定，而且琴能用于表演。Peter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来美国不久就听说Peter升了教授，那个年月在英国升正教授很难，尤其是在帝国理工这样的名校。又过了几年听说他当上了系主任，真心为他感到骄傲。新冠疫情之前他几乎每年都会来硅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只要他来就会召集我们这些过往弟子到库珀蒂诺（Cupertino）的一间爱尔兰酒吧小聚，叙旧话今。

我的研究搭档是个叫何塞（Jose DeSousa）的葡萄牙人，他是Peter的博士生。何塞很聪明，率真，还挺幽默，我跟他合作得很愉快，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太太在葡萄牙时是个服装设计师，几乎完全不懂英语，来英国陪读半年后居然能读厚厚的英文小说了。何塞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系里的优秀毕业论文奖，后来还出了书，他在书中致谢了我对这项研究的贡献，他以此发表的论文也署上了我的名字。何塞拿到博士学位后曾在硅谷的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过几年，后来他回到葡萄牙里斯本，在一所大学里边教学边做研究。有一次他来硅谷出差，我们还见了面。几年前我在LinkedIn上看到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销售用于电路设计的软件产品，希望他一切顺利。

2000年2月Peter（左一）与多位昔日学生在硅谷会面，左四是作者

做客校长官邸

帝国理工学院的校长不叫President，叫Rector. 我在的那段时间校长是Ronald Oxburgh，他有英国皇家男爵（Baron）头衔，正式场合被称为The Lord Oxburgh，同时他也是一位很有建树的地质学家。

帝国理工学院有个传统叫外国学者之夜，就是校长每年会选一个晚上，在其官邸举办一个私人派对，邀请当年从外国来帝国理工的教职员、访问学者及其家属参加，我有幸接到邀请，参加了1995年的外国学者之夜（那时我太太还没来英国）。那天到场的宾客大概有一百多人，肤色和国籍基本覆盖了五大洲，先生们女士们个个穿着得体（请柬上对着装有要求），有的还穿了华丽的民族服装，像是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校长Oxburgh身材高大，稀疏的银发整齐地向后梳，绅士风度十足。他那天穿的比较随意，没打领带或带领结，走来走去与每一位客人打招呼，攀谈，合影。身旁的校长夫人气质高雅，仪态大方，不时轻松得体地与周围的女宾客交谈几句。

我和几位亚洲来的学者坐在沙发上聊天，校长走过来，俯身问我要不要来点咖啡，我说好的谢谢，他又问我咖啡里要不要加牛奶和糖，我一时紧张，忘了英语应该怎么回答，脱口而出“That will work”，引来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我当时窘得满脸通红。校长笑着纠正我说，You can say, “that will do”。由于我坐在沙发上，杯子拿得比较低，校长就单腿跪地为我倒咖啡，我马上要站起来，被他一把按住，说“This is perfectly okay”，哇，这样的名校校长，我打心里敬佩。

作者初到伦敦，在帝国理工学院正门留影

时任帝国理工大学校长Ronald Oxburgh男爵

2021年9月写于加州硅谷

编辑：刘扬，黄剑辉

排版：俞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