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方励之专辑

——纪念方励之先生逝世十周年（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

    作者：一鸣

倏忽十载别离日，

又是一年清明时。

天雷惊地傲王侯，

桃李蓬蒿知谁是。

一、

岁月匆匆，光阴似箭。敬爱的方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还记得十年前那个清明节，忽闻噩耗，内心大恸，悲愤之情，无以言表……

在京的一些科大校友聚集在一起，悼念了方师的离去。下面是部分校友当时写的悼词：

当年与科大一些好友商议，由陈勇君与我代表大家赴美，参加了在亚利桑那图森市方师最后的栖息地所举行的一场追思会。

追思会合影

追思会上我代表部分校友回顾了方师生前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那时距方师仙逝已有半年，但讲到动情处，仍不免涕泗横流，不能自己。

追思会发言

二、

追忆起来，我与方师有超过三十载的师生之谊。最早闻听方师大名是在1981年。那时青葱年少，还只是个大三学生。有一日在图书馆胡乱翻阅期刊杂志，一篇文章跃入眼帘：“理论物理学的前景”（《百科知识》1981年第1期），其中不但讲到“理论物理学的终点”，也讲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还将物理学与哲学联系到一起。读来不但趣味横生，而且令人耳目一新，顿觉豁然开朗。于是到处寻找这位文章作者的材料，发现他不但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而且还是国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按图索骥，各种找寻，然后一睹为快、大饱朵颐。那时读方师文章，既有高屋建瓴、格局恢弘之慨，又有行云流水、异常流畅之爽。只恨识荆太晚，却早心向往之。

翌年，1982年秋，当我大学毕业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读研时，才与方师有了比较直接的接触机会。但因不是方师名下的学生，开始时的接触也就仅限于课堂听讲和课下片刻请教，以及水上演讲厅听听讲座这样的情况。相对密接的一次机会，是在1982年中秋节，当时科大副校长钱临照先生亲率科大若干名师巨擘，记得有当时的科大图书馆馆长解俊民先生、力学家后来又成为第一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朱兆祥先生、哲学家陈光先生、实验物理学家李志超先生、还有就是方励之先生等到我们研究生宿舍探望大家。那时科大四牌楼周边的其它学生宿舍大都是男生宿舍，而在校园东南侧则有一栋专门的女生楼，我们研究生宿舍是在女生楼北面新盖的一栋红楼，命名为研究生楼，是学生宿舍中唯一的男女混合宿舍。钱先生他们走了若干房间后，最后在我们寝室就座，这就为我们直接接触这些用现在的话来说大牛级的老师提供了极好机会。记得大家荟聚一堂，谈笑风生。钱先生特别为我们推荐了方励之先生，说大家要多和他亲近，好好向他学习怎么做学问，云云。而方师则极表谦逊，说钱先生才是学习的榜样，不但要做好学问，也要学会怎么做人。做人，很多时候其实比做学问更重要。这番话，即便是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雷贯耳，经久不息。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后，仍时常听到方师的消息，也在玉泉路的科大研究生院听过方师的讲座。最令人难忘的是1987年，因为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用方师自己的话说，在经历了多年两地分居生活后，才终于从合肥调到北京，实现了夫妻团圆。作为方师的学生和科大校友，我们又有了到黄庄的科学院宿舍拜访方师、当面请教的好机会。

方师“重访卡普里”手稿

在众多同学中，王树军兄因为直接是方师名下的研究生，所以经常会捷足先登，比别人更先得到方师的各种消息或文稿，而且他也对此非常热心。大概就在1987年年中或更早一点，他又给大家推荐并得到大家一致激赏的就是方师那篇著名游记：“重访卡普里”。此文是思想与文笔俱佳之作，特别是其中关于康德的“头顶无尽苍穹与心中道德律”这句在心中引起经久不息涟漪的话语，更是让人振聋发聩、感慨万千！方师自己何尝不是这两个人类伟大目标的践行者和献身者？

《英语世界》1988年第3期，英汉对照本“重访卡普里”

就在大家争相传看方师文稿的时候，有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建议，我们不能只是自己孤芳自赏式地将方师文稿珍藏密敛，而应该让大众也能从中受益。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在一本学英语的小刊物中将方师的这篇文稿以英汉双语对照的方式刊登出来，英文的翻译者是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这期《英语世界》加印了两千册，都是由科大在京的一些校友在中关村一带各高校自己发行出去的。

在此前后，方师还有另一件新作问世，即《宇宙的创生》。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4千册，很快销售一空，翌年第二次印刷了3千册，也很快售罄。方师有意赠送我们科大几位同学一人一本此书。为此，1988年3月25日，大概五、六位同学齐聚黄庄科学院宿舍楼的方师家里，拜受了方师夫妇的签名馈赠，另一方面也乘机讨教解惑。大家与方师夫妇从中午一直聊到晚上，解开了许多过去的不解之谜。其中有几个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方励之李淑娴合著《宇宙的创生》，1987年7月出版

三、

其一是方师为什么被两次开除党籍？方师从少年时期的经历开始，谈了自己一直以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孜孜追求。早在不到十三岁的初中时代（1949年），出于朴素的对二战后中国社会不公不义现象的厌倦，对政府和执政党贪腐盛行的憎恶，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他那时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曲，就是《太行山上》，此歌一开首就唱到：“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他加入了号称反贪污反腐败的中共在北京的一个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成为中共的一名追随者，他真诚的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维护社会公义、倡导自由的力量。方师说那时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物理学，另一个就是共产主义。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适逢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散并入北大，他成了进入燕园的第一批北大学生。在那儿他加入了中共，还获得了爱情。他说当时是三位一体：物理学、共产主义、爱情，这些都在大学和毕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和满足，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时，方师甚至还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的入党介绍人，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是，很不幸地，他和他的爱人最终都发现，物理学乃至物理学家的爱情与共产主义其实是不相容的，人生的第一场厄运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秉持着物理学家理性思维的本分，1957年，方师夫妇参与了对执政党意识形态进行反思的运动，然后，先是师母李淑娴成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紧接着方师本人也被下放农村，翌年也被开除党籍。方师后来说，1956年北大物理系毕业的约100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成了“右派分子”，这就是他的物理学与共产主义互不相容的证据之一。1958年，方师来到中国科技大学。从1958到1987年，他在科大待了三十年，从被开除党籍进入科大，到又被开除党籍离开科大，前后之不同，第一次身份是“右倾分子”，第二次是“右倾自由化分子”。

其二就是关于参与核反应堆研究时就已经产生某种反对核武器想法的来源问题。方师说在1950年代反右之前，特别是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运动时期，思想禁锢还没后来那么严重，还是能够看到很多国外资料，其中就包括了爱因斯坦的论著。他的很多观念就是受到了爱因斯坦思想的很大影响，包括学术和为人。其实不光是他，同在物理所核反应研究小组的十几个年轻人中，就有好几个因畏难情绪，纷纷寻找理由，离开了这个领域。方师说起先他也对研究大规模杀人武器不太情愿，甚至公开表达过这种想法。但那时出于责任感，还是尽力去做了，因为他那时还是党员、支部委员，应当服从党的工作要求。此外，他内心对于核武器研究的抵触，还在于对这种研究实际上属于一种重复性（所谓“伟大的重复”）工作、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物理学研究有看法。他的兴趣在纯粹物理学理论，特别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些都与他对爱因斯坦论著的阅读和受其思想影响有关。这些情况，大概也是后来他被定为“右倾分子”（即所谓“内控右派”）的重要原因。

其三是文革结束后，方师的科研成果喷涌而出，据说与一本书有很大关系，这就是前苏联物理学家、号称“科学狂人”朗道所著的《场论》。学物理的学生很多人都将朗道的这本书视为畏途，因为内容确实比较艰深难懂。“场”的英文是“field”，一般是“田野”的意思。传说在方师因右派（或右倾）帽子下放到field劳动改造时，随身带了一本《场论》，为的是能够学会在“田野”中劳动。于是乎，方师就在打井之余读一读、烧砖间歇看一看。一来二去，功力日深，最终成为“田野”劳动高手，获得了国际引力学会的引力场论文奖。

这个传闻也许与另一个人的逸闻流传有点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青年学生中有所谓“四大导师”的说法，说的是四个对当时年轻人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被大家尊为“青年导师”。但到底是哪四个人，实际上又有不同版本。但在所有版本中都有两个人，一个是李泽厚，一个是方励之。李泽厚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去年（2021）在美国去世了。那时在社科院学生以及相关人员中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逸闻，即李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改造时，随身带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理由是随时可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于是乎，在劳动之余、苦闷之时，李就掏出书来，对着康德批判批判。结果是，文革结束，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专著。而方师对康德也非常推崇，所以在这一点上，两位大师有了思想上的交汇。

关于朗道《场论》的传闻，方师部分证实部分证伪。他说朗道的那本书确实对自己有帮助，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但也没有那么神奇，不是什么神功秘籍，那时他不但钻研相关著作，也阅读了大量期刊论文，后者的作用应该更大，因为反映了科学前沿的动态，而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这些内容，在方师后来的《自传》（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台北，2013年4月）中已有详细描述，但当时听到方师夫妇亲口说出的时候，仍然倍觉真实和感动。

四、

方师去国，相见大不易。我2000年赴美访学，才专程到图森亚大探望拜谒，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方师。共进午餐后，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见到方师仍然精神矍铄、爽朗健谈，非常开心。事后方师还特意给我寄来了墨宝两帧，其一见下图，是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底座诗词的方译。

方师的翻译总是简单明快，就像他所翻译的康德墓志铭那样，并不拘泥于逐字逐句，而是直达本质。这大概就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风格吧。

最后，我想用方译的康德墓志铭作为本文的结束，因为方师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写照。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行文到此，敬仰无尽。是为十载清明对方师的祭奠。敬爱的方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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