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搬回北京已无希望，只能在合肥办了。科大在北京时，基础课教师主要靠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学家。到文革前，科大才建校 8 年，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础课教师队伍。至于科大的专业课教师队伍更是薄弱，每个专业只有我们为数可怜的留校学生，并且多数留校学生一留校就下乡搞四清去了，“四清”一回校就是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科大下迁合肥，教师队伍流失二分之一，仪器设备损坏三分之二，合肥的工业基础又差到难以想象，有时要颗螺丝钉都买不到。科大当年在合肥的困难，我想只能用“难以想象”四个字形容，这比1958年在北京创办科大时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因为1958年创办科大时，上有中央支持，下有科学院撑腰。科大这两个有利条件，到了合肥一切全无。有一段时间，甚至科学院也想把科大作为一个包袱扔给三机部，1971年国务院决定将科大改为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学校划归三机部领导后，因原有 37 个专业中有18 个专业与三机部不对口，三机部也想作为包袱扔掉。所以，当年科大是作为皮球任人踢，一度面临解体，面临生死存亡。当时，科大的情况和处境，恐怕现在年轻的科大校友很难理解。

科大之所以能摆脱当时的困境，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科大的教师顽强拚搏。多亏文革前刘达为科大留住了一笔“洋财”，组成了科大第一代教师队伍。他们多数经历了多年的坎坷生涯，有一股顽强拚搏的精神。例如，方励之和几个物 理教研室的老师，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大学 1971 年开始复课，图书馆终于开了，虽然杂志还很不全。1971年我开始转到天体物理学研究，我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可以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是我1972 年发表的。国外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我们，我记得，是英国的《自然》杂志。但也很快受到四人帮组织的《文汇报》的批判。因为宇宙学在中国一直是被禁止的学科，像苏联一样，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有很多朋友也说，你搞这种东西干什么？然而，好就好在当时科技大学的领导，像刘达，他说：你别管它，就做你的。所以不但我做，还有别的同事一起做，慢慢形成一个小组。我们小组，在七十年代的科技大学，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在国内宇宙学方面也是最早做的。”从上面这段方励之的回忆，也可以看出当年搞科研有多难，幸亏有刘达书 记的支持，科大天体物理研究才有今天。也多亏刘达在文革前留了一批科大毕业生，成为科大第二代教师队伍。我认为这是刘达为科大立的第二功。

这些当年“不要命的上科大”的学生，与科大有特殊的感情，岂能眼睁睁的看着科大败在自己手中？他们为了科大的生存与发展，再次发扬了“不要命”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科大留校学生，也是自己选了个科研题目做，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我们科大低温物理专业是国内高校中首建的，后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低温专业。七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也同时都在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当年，科大刚经历下迁的灾难性 打击，元气大伤；合肥的科研条件更是无法与北京、上海和杭 州相比。当时，我可以说是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电烙铁与兄弟单位竞争。在下迁合肥前，我刚完成一项国防科研任务，并且，利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可以成天打扑克、下象棋都无人干涉的机会，我选择了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了晶体管线路；七十年代，我看集成电路出来了，又自学集成电路。我利用自 己电子技术的长处，采用变压器电桥克服了引线电容的影响，又采用了最新的集成电路技术。开鉴定会时，很多代表都说，我研制的低温电容液面计是国内最高水平了。1978 年，这个项目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奖”。其他科大留校的同学，也在各自的专业，不同的岗位，为科大的生存与发展顽强拚搏。

科大之所以在合肥能摆脱当时的困境，刘达更是功不可没！刘达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比谁都清楚，要在合肥办科大，当务之急是尽快补充教师队伍。刘达一方面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为条件，从全国各地调入教师。我所在的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那时就从北京大学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了吴杭生、张裕恒和张其瑞三位老师，充实了我们专业的师资力量，保持了我们专业在国内的竞争实力。后来，吴杭生和张裕恒老师都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达还把在浙江一小工厂当工人的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但是，能从其它单位调入科大的教师毕竟有限，尤其是想调进好教师更难。于是，刘达又想了一个“高招”，即在全国范围内物色1967－1970 届科大毕业生，调回科大——这些科大毕业生，大学刚毕业，并且，由于文革的影响，他们的大学课程也没有真正念完，再加上当时知识分子又不值钱，所以很容易调入。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300多名1967－1970届的科大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经过两年以上的学习培训后，补充师资队伍。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个“高招”！如今科大的第一 代和第二代教师队伍，除少数几位院士以外，都已退休，当年“回炉班”的教师已成为现在科大的骨干和主力。可是，当年举办“回炉班”时，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后期，举办“回炉班”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受到严厉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更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度通宵围攻，逼迫刘达签署文件，将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刘达愤然答曰：“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3]幸亏我们的刘达书记的骨头硬， 始终没有屈服，“回炉班”才没半途夭折。我认为，办“回 炉班”是刘达为科大立的第四功！ 

1975年，刘达离开科大，调到国家计量总局工作。我不知道刘达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科大的。我想，与他1963年来科大时的心情肯定完全不同。刘达对科大有功有恩，让刘达这样离开科大，我于心不忍。据我所知，刘达每次做报告的讲稿都是亲自动手写的。刘达即使官复原职，担任科大党委书记后，也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与大家同甘共苦。刘达书记平易近人、朴素的形象，在我们这些老科大人眼中，永远也忘不了。我们的刘达书记真是一位好书记，可惜和遗憾的是，刘达书记真正主持科大工作的时间太短了！今天，我们这些老科大人要 对我们的刘达书记说一声，谢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了科大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科大人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科大的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为了永远纪念我们敬爱的刘达书记，我建议学校为刘达立一座塑像。

我从未在刘达身边工作过，刘达也肯定不认识我。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我作为科大首届学生，如今年近古稀，觉得有些事情如果我们这些老科大人再不写点什么，怕以后可能被历史遗忘，我只是抱着这种心情写这些文章的。 

谨以此文，表达一个老科大人对刘达的敬佩和怀念。 

参考文献

[1] 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2] 张永谦《刘达》

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3] 戴开元，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

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4] 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

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本文所附两张照片均由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提供

原载：(2008 年 3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