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底工宣队进校了，原来的革委会不仅是靠边站，更是下一拨运动的对象了。我毕竟年轻，新参加工作不久，幸免于被运动，但未能幸免于接受再教育。进驻我校的工宣队来自武汉市针织一厂，暑假期间让我去劳动，接收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思想、提高组织纪律性。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凡事想找到规律性，但穿裤腰带与改造思想、提高组织纪律性有何关系？一个月的劳动结束，让我在小组发言中谈谈认识。我只好说出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我不穿裤腰带，街上的人都得提着裤子走。话音刚落，Z老先生“扑哧”一声，笑掉出一个什么，然后满到处找，原来是一颗假牙！Z老先生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像这样一些表现，会认为是“新动向”。

我在针织一厂劳动时，工厂女工问：“你们的指挥长是C吧？”我说是呀，她说：“最邪的！”她说C是一个保全工，见到女工就打情骂俏、动手动脚。

C到了学校，可不是一个保全工，而是指挥长了。到冬天，你看那威风，一件军大衣，手袖不穿进去，像斗篷一样披在肩上，两个肩膀头耸起来，走起路来像骑在马上的夏白阳。一进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威严地扫视大家一圈，会场鸦雀无声，邻座的鼻息声都听得到。于是他登场了。

“我们学校有没有“五.一六”？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这么多！！！”

随着话音刚落，他举起了一个巴掌。

“五个？？？”满会场、空气中都是问号，

“五十！！！”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约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发生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之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句混账话，不了了之。

这件事莫须有，荒唐至极！上面所记，只是一个场面。如果再往下写，就是把这50个名额、通过车轮战逼供信落实到人的过程了，个个都是血泪。譬如在一次大会上，逼一个老师承认填过一个表，他百口莫辩，紧张到崩溃，扑倒在我身上。我帮他站起来，他后面一个左派积极分子，把他衣领一抓、往上一提，大吼一声：“装死！”让我目睹了凶恶和残忍，我始终在观察，取中立立场。

S老师是重点审查对象，被关在一个单间，专案组用车轮战的方式轮番审问他，用疲劳战的方式日夜逼供。S老师精神几近失常。当他放出来时，说：他是学红岩小说里的华子良、关在牢房里做俯卧撑才坚持下来的。

当时流传着攻破“5.16”分子顽抗的经验，就是要到审问到下半夜，甚至不给吃喝。须不知那是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呀！

J老师是革委会成员，性情直率，见到一些不满的社会现象，他会直言不讳地叫：“多黑呀！黑得很呀！”工宣队把他作为突破口加以突破。经过一段时间隔离，再看到他，像一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精神已经被摧毁了。他承认了填过一个表，参加了这个组织。这意味着“零”的突破！既然有一个，就会有一批！于是运动乘胜追击、开展得更猛烈了。

在J老师身上打开缺口，早有D老师算过命，D有半仙的雅号或声誉，他说：“J的后脑有一个魏延反骨”。不过，J老师好像只管自己承认，没咬出其他人。

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之后不了了之。其荒唐不亚于反--右。

工宣队进校时，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工人说话，是扁担掉在地上，一就是一。当时有位M老师站起来说：不对！你们说话，是扁担掉在地上，弹起来再落地，是二！而在我心里，那举起来的一个巴掌，一直举着，无休止、无修改、无羞耻！

文革的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本来，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也是为了强调“文革”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蓝图式工程说明。但是实际上，文革一路上磕磕碰碰，碰到什么就批斗什么，诸如抓五-一六、批水浒之类，都不是预料中的，一个运动接一个，所有波及到的对象的出路，都是农村。许多单位和家庭人去楼空，我们家也差不多走空。

父亲自是首当其冲，以历史反革命的赫然罪名遣送回原籍。早上我送行，途径阅马场红楼。湖北省政协秘书长郑伯伯在附近餐馆饯行，一碗薄酒，心意、话语尽在其中。分手时郑伯伯塞了一点钱在爸爸手上。爸爸则一再对郑老说：巽根的事就此拜托！爸爸的原话是“托孤”，此去乡下，不知凶吉，故有如此重托！我和泪一饮而尽那杯酒，搀扶年过花甲的父亲登程。

妈妈不让我去探望爸爸，这肯定也是爸爸的意思，在政治上小心翼翼保护我。弟弟是下乡知识青年，每次是他去看爸爸。艰辛自不必说，更有非人待遇，不忍细说。他发出的呼唤“苍天呀！”在他为造福家乡开发的潜山回荡。

大姐一家从高校下到农村五.七干校；弟弟、妹妹都是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妹妹难以抽调回城更长达8年；妈妈从讲台下放到厨房，从事体力劳动。好在没有下到农村；一家人，个个循规蹈矩、努力工作。没有遭遇更糟，算是万幸了。

不仅仅是我们家，民不聊生的现象比比皆是。一天晚上，我去音乐学院。听秋秋说：第二天学院将“连锅端”，因为武汉军区看中了这一块风水宝地，把学校老师全部送五七干校，腾出地方来。白天，收废品的来了，乐谱、讲义、藏书当废纸回收，论斤；钢琴当废铜烂铁卖，过磅。入夜，从教工住宅传来压抑的哭声。

某日，传来一消息，蘅青中学左老师的二儿子世济失踪。他跟我同年，性情老实，住在蘅青中学时是我最好的同伴。左老师被遣送回乡后，家里就留下他。一日离家出走，再未回来。

更有L君被内定为现行反革命送五七干校。怪他自己不慎，把日记放在桌上，被人偷看并告发。白纸黑字， “反动思想”记录在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L在日记中批“试与列宁螺旋式的上升比较。”意即前者不如后者，居然敢对毛有所微言和不敬。另外，他还认为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倒退！等等，一五一十，日记成了自供状。

日记不仅供出了自己，还提供了进一步追究的线索。某年某月的日记写着：与巽根在汉水旁谈至深夜。专案小组的办案人员追问：你们谈什么谈得那么晚？既查他也查我这个嫌疑人。当时学校里有一种看法，认为我是他的后台。L君因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左腿有点瘸。时有顽皮的学生恶作剧，恼怒之下，他几次动手打人，然后撤回宿舍。学生追到宿舍，我出面劝解是理所当然的。据此，那些专案人员认为我是后台，否则L君不会有恃无恐。

四人小圈子中的A这时竭力帮我申辩，其说法我倒是不同意，她说：张巽根与L不是一样的人！意思是舍他保我。她出身好，性格豪爽，说话大大咧咧的，很有影响力，一时间似乎成了我的担保人。当然，我没有把柄给他们抓住是根本！她在舆论场上的仗义直言也功不可没。

学校开了一个教工大会，揭发批判L的反动言论。专案人员提前几天就通知我准备发言。会上，我只批判，不揭发，避免增加L的罪行。但是，专案组就是希望我揭发出L平时的反动言论，在他们看来，对我来说，这是顺手拈来的事。但事与愿违，失望至极的大会主持人把我吼下台，说：你这是什么揭发。会议散场，那位头生反骨的J大侠走过来，贴耳说“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