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这书对我影响太大了!好几天过去了,我的头脑仍然生活在它给我带来的余震里……
哥萨克军官作者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人的客观性—这一点他胜过我看过的任何作家,甚至包括托尔斯泰和歌德—我一直在想究竟来自何方,除了作者本人惊人的天赋之外—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优秀军事指挥家,如果做不到客观,那是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这就是他在写作上的客观性的来源!
这部书对我的影响完全不是局限在文学典籍方面,而是人生……那种滚滚奔流,行动胜过一切,被激情裹挟席卷生活的生命态势简直是我的人生楷模!
不去思考上帝和信仰的有无(然而我觉得作者内心是肯定给上帝留有席位的,否则他有何动力完成如此恢弘的画卷?),却以信徒才有的大满贯原生能量度过自己的一生,葛利高里在每个方向上都那么洒脱利落而劲爆地鱼跃鸟飞,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探索。
在所有这些历练中,他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领袖和英雄,淘涤了最初的狭小、生愣。
这样一个英雄的成长和我之前阅读经验里那种浮士德式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史全然不同。后者几乎是调兵遣将集万人之力来演绎个人的自恋剧本,它要演绎出一部抽象的历史或者政治经济史或曰资产阶级之蓬勃向上史。当然,因为作者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天赋,仍然是非常精彩的演出。而前者是因为个人际遇与时代风云发生大共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簇新、粗犷、野蛮甚至血腥。外界客观环境漂染了这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一个伟大杰出的艺术家用其独有的心灵去描绘个体的感受。说到底,军人是不会太在意内心的丰富细腻感受的,他们在意的是外部的行动极其结果。
在俄国那片土地,可没有加拿大建国之初这样在白热化的争端中斯斯文文坐下来圆桌谈判的传统,并且认真履行长达上百年的契约。俄罗斯人只会一代又一代地互相屠杀,杀红了眼,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不停倒戈,永无宁日。
《静静的顿河》其实是《静静的顿河边永不停息的战争》。俄罗斯人似乎毫无信义和契约可言,对抗的双方都完全明白对方以及自己对俘虏的残忍和嗜杀,但是他们又那么惺惺作态地履行“缴枪不杀的谈判”这个仪式,身处弱势的一方也对自己的真正际遇心知肚明,却完全放弃反抗。
即使最下层的俄国人,也仍旧那么热爱音乐,他们经常就地即兴开展唱歌比赛。他们的歌喉完全胜过百灵鸟、云雀和夜莺。
作者的时代,俄国女性地位很低,仅仅是有限地被“看见”和“听见”,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围绕“妻子”或者“母亲”的身份打转转,或者成为完全与此背离的荡妇。在这一点上,这位哥萨克军官的作品会触怒很多忘记了“历史维度”的现代女性读者。
俄罗斯人独有的对“抽象真理”的狂热追逐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生命权与人们之间的契约和边界的毫不尊重,轻易践踏,形成了令我困惑的对比。
书里的一些红色主人公是那样笃信“地上天国、人间水晶宫”的建立,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惜认真学习如何屠杀,比如那个布尔什维克女大学生,主动请缨学习用机关枪屠杀敌人(那只不过是内战另一方的俄罗斯人罢了)。恰恰是这类人,充满柔情地憧憬战争胜利之后自己的后代将生活在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里,那么您到底是魔鬼还是傻瓜呢?我瑟瑟发抖地想。
而并没有树立共产主义至高人生观的葛利高里和阿克妮西亚等人,在感情上几乎毫无忠诚可言,而娜塔莉亚的贞洁却把她推向了自寻死路的怨妇境地。即使潘苔莱这样的农民老头,也趁火打劫抢夺敌方那些同为农人的军属孤儿寡母的家产。他以及许多人都以几乎无赖无耻不择手段的方式逃避服兵役,在他们自己最珍爱的农耕生活遭受巨大威胁的时候。
如果真有民族性这个东西,我认为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不足以建构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他们太狂暴,太嗜杀,太缺乏思辨和逻辑,毫无道德感可言,充满农民的短视狭隘和自我闭锁,完全不能建立契约社会,因为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的任何承诺,不管是个人生活中的,还是战场上缔结的。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俄罗斯人仍然生活得不好的原因,尽管他们诞生了一大批灿若群星,享誉世界的艺术家。
因为艺术家只会观察、感受和表达,他们并不会采取行动,解决困境。就着痛苦下酒,日子就变得可以忍耐地过下去了,或者是把磨难孕育成艺术的珍珠,那这种不合理的现状还可以继续维持高寿。
但是艺术对我的影响似乎并不局限于此,对文学艺术的狂热迷恋改变了改写了我的人生,身为局中人,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会走向何方。但是顿河之水对我的荡涤,堪比大观园之花气袭人。
(我既不懂俄语,也从未去过俄国,欢迎各位有识之士评论我在此文中对俄国人的认识和评价,欢迎各位转发,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所以美国的文学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