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封

Helen:

   昨晚突然接到我上小学的小儿子所在学校通知，上海小学紧急取消期末考试，且这一次取消差不多是全市范围内的。说得出的理由是“疫情”二字，说不出的理由讳莫如深，但家长们也并非全然不知。孩子们得知考试取消蹦蹦跳跳欢天喜地，毕竟谁也不喜欢承担压力，尤其才10岁左右的年龄。我不知道别的家长怎么想，我反正忧心忡忡并无可奈何着。为何忧心忡忡？因为无论多么难以描述的理由，取消一次或几次甚至就算把所有考试都取消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又因何无可奈何？因为只能无可奈何。

我当然会想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连连出现问题走极端？大部分的家长的第一反应是挫折教育不够。我不能同意，但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就此去交流或者争辩，因为我从心里觉得，是我们整个成人社会对孩子极度缺乏宽容之心才使得孩子们的“玻璃心”碎了一颗又一颗。

你知道这些年以来，激烈甚至惨烈竞争的年龄段在急速下降，一个3岁的孩子可能才离开尿不湿没几天就要被父母领着进入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的竞技场。这种越演越烈的竞争已经迫使教育部门这两年连续出台取消幼升小、小升初择校考试并均衡教育资源的政策。但其实家长们知道中高考是跨不过去的坎，学校不学外面学，竞争并没有降温。

我不反对竞争，良性竞争是一种成长的动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是非常滋养一个孩子的。但其实给赢家掌声是最简单的事情，而如何给孩子一个输的环境、一份输的勇气才是考验我们成年人智慧的事情。可惜，我们不太能让孩子输，我们不太能让孩子出错，我们也不怎么允许他们偷懒，如果看见他们发呆我们心里就发慌。说白了，我们总是怕他们不够“狠”，因为“狠者生存”的逻辑越来越执拗，“强者崇拜”的心态越来越无法掩饰。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大概在很小的时候心里就种了一颗种子，叫做“我只能赢”。

我讨厌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差不多就是“弱肉强食”。

其实孩子们还面临着另一种“弱肉强食”，是直接来自父母亲的。我听过很多年轻的父母告诉我在打骂教训孩子之后非常后悔，但当时就是无法控制住情绪，尤其在自己工作了一天遭遇了各种不爽，回到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每每听到此，都觉得他们所说的“尤其”后面这一条尤其重要。

一个成年人面临压力是常有的事情，扛不住压力要找到出口也是常见的情况。问题是，我们常常会特别自然地把孩子当成这个出口。为什么会特别自然呢？因为冲孩子发火比冲领导、同事、朋友发火都要安全得多，也因为孩子总会不断犯错我们冲他们发火最合理，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是要对他们负责的。

我不是要否定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孩子的管教，我只是想说在我们对孩子发飙之前，是不是该有意识地去体察一下自己的心绪？多问一句，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对孩子咆哮？我们果真是为了孩子好？还是仅仅是合理化了自己发泄无名怒火的行为？我们可不可以自行解决掉或者暂时搁置一下自己在成人世界的问题再来面对孩子们，我们可否扪心自问，对孩子，我们真的心怀宽容与慈悲了吗？

他们是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柔软、最弱小、最无助和最无辜的那一部分人。

孩子犯错上帝都原谅，更何况他们又何错之有？再何况，他们即使千错万错，那难道不都是从我们成年世界习得的吗？

如果一个成年人，如果一群由成年人组成的社会缺乏对孩子足够的、甚至起码的关爱、呵护与宽容，却还要指责孩子们出现问题后是所受的挫折教育不够，这不有点可耻吗？

晚饭后去公园散步。因为北京小规模疫情的反扑，入园又要扫健康码了。

梅雨季里的上海，空气是湿的，脚下也是湿的。雨停了，却和没停一个样。

我又看到那个妈妈陪着自己明显异常的儿子在散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看到过他们很多次。有时候是妈妈独自陪着，有时候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甚至有一次我还看到了两个白发老人也跟着一起漫步在公园。孩子已经长得比妈妈高出一个头了，已经是个明显发育了的大男生。我看到妈妈用手绢仔细地擦了擦孩子的嘴角，那嘴唇上黑乎乎的绒毛，我想妈妈可能又欣慰又心酸。我和他们母子擦肩而过，大男生“呜噜噜”口齿不清地说了句什么，妈妈就笑，就像笑一个小宝宝那样的笑。

我心里是很佩服这一家人的，因为无论碰到过多少次，他们的目光从来只看彼此、只看公园的花草树木、天空和湖泊，他们从来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

我想他们最初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经年累月，他们早已放弃了孩子的输与赢，而相互陪伴一直宠爱，可能就是他们的全部。

我当然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了，我只知道当身体健康的孩子在承受各种压力，当然也在飞速成长的同时，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很多特殊的孩子，他们离我们并不很远。

我家哥哥读初中的时候，班级里有这么一位特殊的孩子。他应该还没有像达斯汀霍夫曼在电影《雨人》里那样，表现出在某一方面极具天才，但他的记忆力也自有其过人之处。可是这并没有帮到他，他还是会被一些同学欺负——他被抢过饭卡，被摔断过眼镜，甚至也常遭到老师的白眼。他的爸爸曾经多次组织其他的孩子和家长去他家烧烤聚会，每一次这位爸爸都忙出忙进，对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热情似火，但是他儿子的身边仍旧没有一个小伙伴，我家哥哥也不在这个孩子的身边……

有一次，他要给儿子办生日Party，独自搭我的车去给儿子取蛋糕。我在车上等他拿着一个巨大的蛋糕盒上了我的车，前一秒他兴致勃勃地说：“这么大个儿肯定够孩子们吃了！”后一秒他黯然神伤地说：“我很累，我在花钱给儿子买友谊……”

我默默开车，无言以对。

我从不曾问他儿子是什么情况，他也从不曾说起。我只是看到他倔强地无视儿子存在的明显的社交障碍，倔强地想让儿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样，甚至倔强地想让儿子也拼个输赢。

将心比心，换作我，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去年入秋，我带我家弟弟去看了纪录片《徒手攀岩》。美国攀岩大师亚历克斯年幼时患有阿斯伯格症（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无法正常社交，但他最后成长为一名攀岩大师，他徒手爬上酋长峰的画面看得我激动不已。

这个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特殊，他们本不该被区别对待，尤其，当他们还是孩子。

Jin

2020年6月21日

Jin:

你的两个孩子一个读大学，一个读小学，你对国内的教育有最深切的体会。我很少回国，即便回国，时间也就是个把星期，但是我的切身体会是无论家长是什么职业，收入多少，只要家里有走体制内路线的孩子，他们有着明显的不安和焦虑。

有一年假期我带孩子回上海，我们知道上海的小学生平时功课多，课后还有补习班，所以我们中间不敢打扰。在离开上海前的一个星期天才提出来跟侄子见面，让两个孩子一起玩的要求。星期天下午我们到侄子家，侄子比我女儿小四岁，平时都是一个人，看到表姐远道而来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我跟弟媳聊天，但是发现她明显心不在焉，眼睛不时地瞄向墙上的挂钟。终于，她说侄子5点还有一堂奥数课。

两个孩子正玩到兴头上，侄子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等着她开恩。弟媳终于一咬牙说，算了，这次就翘课吧！我说才小学五年级，这么紧张干嘛！弟媳虽然点头同意，很努力表现出不介意、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快到5点的时候，她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在我错愕的目光中，冲出门去，她要去替儿子上课，用手机把整堂课录下来，回来放给儿子看。

你知道我的好朋友，作家梁鸿，前些年每年都来我们大学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创意写作课，于是每天晚上我俩都会在学校的田径场上散步。她的孩子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读书，考进这所中学基本上就等于上了大学的预科，一只脚已经迈在大学门槛上了。然而只要孩子一有个风吹草动，梁鸿就魂不守舍。有一次，我们俩一边走路，一边聊天，她的手机一响，看到替她照看孩子的妹妹发来的消息，大概也就是孩子晚交了作业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情，可是感觉她整个人都不好了，孩子的事情真的就是天大的事情。

其实不仅仅是国内，香港也是一样，我的一个香港朋友，刚刚怀孕，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却已经在九龙城喇沙书院一带看学区房了。另外一位朋友的孩子才3岁，已经面试了无数家幼儿园，一份个人简历已经好几页长。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所以有因就有果。两个星期前，一个十岁女孩作业做的不够好，就跳了楼。其实我知道有些家长也常常鼓励孩子不要把成绩看得太重，可是周遭环境的压力，却往往让孩子无处躲藏。

真的是躲不过，你想想，人们每天在电视里、在地铁站、在巴士的车身上，看到的永远不是能让宝宝智力超群的奶粉广告就是能考多少满分的天王补习班广告。整个社会没有认输的可能，也没有给孩子们太多遭受挫折后重新爬起来的空间。

这可能真的是亚洲父母的通病，我们普遍认为，孩子就应该按照我们为他们规划好的路来走，如有偏差便及时纠正。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旦他们有任何不安的念头，我们立即果断捕杀。

我心里是很佩服大多数西方父母培养孩子们时拥有的那一颗佛心。W教授的博士导师在专业领域是个优秀的科学家，师母也从事科研工作，他们的孩子却大学都没读过。中学期间就因早恋无果离家出走，高中勉强毕业也只能到处打短工，最后在一个会议中心的食堂做帮厨，但是父母谈起她来却由衷地为她骄傲，他们完全接受她在我们眼里“异类”的样子。

而W教授的博士后导师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双胞胎儿子却只考上了社区大学，但也从未影响父亲说起孩子们时满满的自豪。当然，我不知道的是这位对自己的学生要求极其严格，以出了名的苛刻的方式挖掘学生们潜能的魔鬼教授，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儿子的平凡，还是说，也有一个慢慢妥协的过程。就象你在小区散步时看到的那个特殊孩子，我们也无法想象他的父母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说到特殊儿童，我不由得想起我的朋友Tammy——一个为了儿子可以不要命的母亲。

Tammy中学时代随家人移民温哥华，读大学时和老公相识相恋，之后回到香港工作。由于夫妇俩一直忙于各自的事业，很晚才要孩子。高龄之下得到的这个孩子生得非常漂亮——一头自然的卷发下是一副迷人的浓眉大眼，真的人见人爱。可是到了上幼稚园的年龄，却被发现患有有自闭症。夫妇俩于是遍寻香港的特殊学校，却无一满意，最后不得不由妈妈带着孩子常驻温哥华，爸爸留在香港工作挣钱。为了孩子，夫妻两人就这样开启了长达数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

在最开始，Tammy还从香港带菲佣去帮忙，可是菲佣不习惯温哥华冷清的生活，尤其不能适应冬日下午5点就天黑，且几乎天天下雨的潮湿和阴郁。菲佣辞工，就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孩子一刻都不能离开人。Tammy要倒个垃圾，都必须把视频打开，让在香港的爸爸跟孩子视频东拉西扯。有一个黑天的傍晚，Tammy没有注意到路上的黑冰，结果翻车，孩子吓得不停地尖叫，惊魂未定的妈妈只能故作镇静地努力安慰惊恐万状的孩子，那情景真是叫人揪心。有一年夏天我去温哥华跟Tammy碰面，她说她没有人可以依靠，很累，但是看到孩子的状况越来越改善，她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觉得所有的苦和累都值得。

好多年了，Tammy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以至于完全忽视了自己身体出现的异常状况。前年夏天她回到香港，胃口不佳，常有泛酸反胃，自己就吃了些帮助消化的非处方药物。吃药后症状虽然有所缓解，但双腿却出现浮肿，肚子也大了起来，这下才引起重视去医院做检查。一系列的详细检查之后，结果是原发灶乳腺癌全身转移出现的肝腹水。

Tammy马上留院治疗，说是治疗，事实上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不可能治疗了，只能给一些止痛让人舒适的药物维持。我们一直短信联系，她还很平静，也很乐观，说起病情就象是在说别人的事，她不让我去医院看望，只说等出院回家再来找我。

可是，她终究没有能够出院，从确诊到离世，她只经历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见到Tammy的最后一面，她离开后，我会情不自禁地去看她的脸书。她的脸书安安静静，头像就是她牵着孩子的背影。上载的所有图片也都是她的孩子——孩子学网球、孩子在夏令营、他们母子俩一起做蛋糕、她和孩子自拍时幸福满足的笑容……

Tammy走了一年半，我回到温哥华和朋友们聚会时，大家说起她都眼泛泪光。一个坚强、无私的母亲说走就走，来不及跟任何人做任何告别。我最近在校园里，好几次都看到了Tammy的儿子。孩子身边有菲佣陪伴，他比之前长高了很多，而妈妈多年不懈的努力，让他至少看上去已与正常孩子无异。他和菲佣一起说笑，虽然不记得我，但我喊他时，他也会礼貌地回应。这个破碎的家庭似乎已经疗愈了伤痛，据说孩子的爸爸也已经牵手另一个女生，而且也公开宣称孩子接受了即将作为后母的女生。

他们又要恢复三口之家了，唏嘘之余，我真心希望孩子不要忘了自己的妈妈，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有一个爱他胜过爱自己的母亲。我想他也不会忘记的，那么多的日日夜夜，妈妈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正常孩子所做的点滴努力与付出，我想都会刻在孩子的心里。而我们，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也许平庸却至少健康，是不是也不要再贪求得过多？

Helen     202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