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封

Helen:

今天是2020年4月8日，对于武汉、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又是非同寻常。1月23日，武汉急速封城。整整76天，我们难以想象被牢牢关在城中的他们都经历了什么，而今天它终于在武汉人的哭声笑声里解封了。一个武汉人说，武汉解封是一寸一寸打开的，我想解封后的感受也只有他们自己说了算。

我和朋友们在微信群里相约明年春天在武汉聚首。经此一疫，武汉这座刚烈硬朗的城市在我心里竟变得柔软起来。明年春天，我自己也想去九峰山公墓看看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他们都早已相继离去，而我太久没有去看过他们了。

大家都说，新冠疫情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历史的见证者，但其实我打心眼儿里不想做什么历史的见证者。我只想做个普通的妈妈、平凡的女人，我只想日复一日波澜不惊。我只想偶尔的小确幸就能让我开心，而无法预知的困境也时常令我焦虑，但日子始终平淡无奇，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始终是金科玉律。

可现在，很多人都说疫情过后，世界会变。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知道这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和我们普通百姓无关，但我也相信，当世界果真变个样子，没有人真的会不受影响。

我前几天给你回信时，说到过大连小伙儿误入武汉的事情，这是我所知道的公开报道的发生在武汉疫情期间，唯一有些喜感的故事，而更多的故事则是揪心的疼痛。一个多月前，有一名武汉的女子在阳台上敲锣救母，凄惨的求助声引起关注，她因此给重症的母亲求得了一张医院的床位。三月底，她的母亲出院了，她又做回了有妈妈的孩子。那个凄厉的敲锣救母的视频我看到过，是对面楼的居民用手机拍摄的，模糊不清，但是那锣声却敲在人的心尖上，让人心疼不已。现在，再看她和妈妈依偎在一起的照片，看她笑得那么舒展又沉静，看她一个一个感谢帮助过她的医生、护士、志愿者和热心人，看她说疫情结束后就想拍一套全家福，我除了对生生不息的生命心怀敬畏，更觉得无论世界要变成怎样，我还是要有那个信念——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最近的心态有一些变化，疫情之初我和许多人一样，心里有极大的怨和恨。但是两个多月以来我觉得我也变得理性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自然是珍贵的，尤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而一些智者也一直在发出真正有力的批评的声音。但是也有很多声音，假借批评之名，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奇特的心理。我最近常想：如果批评，没有朴素善良的愿望做基础，没有起码的人文素养做准备，以致没有一颗悲悯的心，那批评就不叫批评，只是噪音。我又想，支撑人类从灾难中爬起来一路走下去的，始终还是对勃勃生机的那一股倔强的渴望吧。

上封信领教了你的“爱马仕”版饺子，如果荠菜果然在中国内地要卖到39元一斤，怕是很多人要吃不起，也怕是通胀真正胀得厉害了。不过，我们在网上买到过一些平价的供港的食品，真的品质很好。今年过年，我们在京东搜到供港的猪肉肉糜，才25元一斤，比我们在超市和菜场的价钱都要便宜，而品质特别好。具体表现就是肉质极其干爽，这说明，该猪在生前未被注水。哈哈！

唉，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百转千回，这里不提也罢。

前天，的确是我的生日，谢谢你的祝福。其实，40岁之后我就不过生日了。因为我还是很抗拒40以后的数字的。40岁之前，每年都过，有两年的生日我记忆犹新。

第一个记忆犹新的生日，正好赶上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公映。那时候我还在武汉工作，可是那一个阶段，工作对我来说就像梦游一般。因为我正在经历感情生活的困扰、伤害直至痛苦，甚至出现过一些惨烈的片段。那年生日前后，我搬出自己的小家，在武汉的汉口，一条叫做香港路的街上找到一套公寓，租了下来。我这套公寓应该位于22楼，我每每往下看总是看到路灯很凄凉。

但其实我不是要跟你卖惨，我是想告诉你搬出来的那段时间，虽然现实问题暂时还不能解决，但我却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谊。那时候的香港路公寓，像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我的那些朋友们，一个个的，都是又年轻又俏皮又倔强又善良。他们帮我刷墙，帮我铺地毯，陪我置办家具和餐具。然后我们一起席地而坐，聊天，甚至唱歌，后来我们大家的表哥把这里称作“问题青年俱乐部”。

生日当天，表哥和我的另一个闺蜜捧了99朵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来到22楼。我们把花放下，一起去了电影院看《泰坦尼克号》。杰克和柔丝的凄美的爱情，按理说，在我当时的情形下，是很容易被触碰到痛点的。但我今天回忆起来，却完全没有痛。我只有收到那么多玫瑰花的喜悦，我只有表哥和朋友们陪伴的满足，那时候我看不到也不想看到未来，我的记忆里，这个生日很美好。

第二个40岁前记忆犹新的生日是三十八岁。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上班了。生日那天，公司里一群很“三八”的女同事和我一起去K歌。我记得她们给我订了一个大大的蛋糕，上面写着“三八”的字样。在这些女同事里，有两个和我一直保持了最为亲密的关系，直到今天。这些年以来，我们并不常常在一起，在一起也并不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我们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相处都极其舒服，而且一直彼此支持，彼此信任。

其实这两个生日告诉我的是，可以彼此信任与支持的朋友对我有多么重要，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慰藉。所以当我看到我的大儿子，和他的高中同学和他的大学舍友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和友情时，我特别欣慰。今年1月14日到19日，就在疫情已经暗流涌动而人们浑然并不知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和他的五个高中同学在北京人流最为密集的地方游走出行，后来想想心里都有些后怕。也是在这几天里，我无意中发现他们加入了一个帮助全球盲人的志愿者组织，这个组织具体怎么运作我不清楚，他只是告诉我他在等待被安排工作……

Helen，这让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丝安慰。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武汉在封城期间，许多许多九零后、零零后的志愿者为这个城市居民的供给而勤勉工作，不分昼夜。他们这么的年轻，这样的热血，他们让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憧憬，即使也许这个世界正在经历至暗时刻。

                                                           Jin

                                                   2020年4月8日

Jin：

武汉解封的那天，正好表演系的同学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她在温哥华的家门口拍的视频。天高云淡，阳光普照，社区小马路两边的樱花开得惊天动地。视频很短，就只有几秒钟，我看了好几遍，蓝天下，粉色的花朵竞相挤满了枝头，在微风中摇曳，像是在努力地昭告天下：春天真的来了！今年的武汉因为封城，原本年年人比花多的樱花树下人迹寥寥，网上的图片更有一种令人忧伤的凄美。这76天里，武汉人所经历的我们无法想象，尤其看到长长的认领骨灰的队伍，触目惊心，有的一家人都装进了那几只小小的木盒子里。不少武汉人都有直接或者间接失去亲人、朋友的故事，他们需要多久才可以从伤痛中走出来没人能了解。

我有一个香港朋友，她曾经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康复之后出过一本如何应对情绪困扰的书。谁知去年抑郁症复发，医生一边给予她药物治疗，一边让她尽可能找朋友聊天，我也是她名单上的聊天朋友之一。她住在九龙塘，但公交并不是十分方便的社区。去年下半年的社运九龙塘也算是重灾区，她几乎不能出门。生活刚刚恢复正常后，疫情又起，她不会网购，不知道她如何解决她和丈夫的一日三餐。她每天下午仍然按时跟我在网上聊天，我本来以为灰暗的现状连我们正常人都要郁闷了，更何况她还是个有着严重情绪问题的抑郁症患者。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她却一天天好起来。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人们常常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就是希望坚韧的武汉人在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能够浴火重生吧！

但是，我想度过了至暗时刻，却仍然惊魂未定的武汉人的心情应该跟你一样，更多的只是想过上原有的日常生活，或者期待来年樱花再次绽放时的聚首——平凡的人们只是拥有这样平凡的愿望，而那些气势磅礴的宏大主题就留给微信群里讨论各种问题的“专家们”茶余饭后过嘴瘾吧！

对于批评，我一直认为建设性的意见才是真正的批评，我鄙视那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夸大事实，甚至编造谎言的所谓批评。我不认为这些批评是出于真正的善意，多数的时候只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就像香港有“逢中必反”的一群人。他们不是缺乏理性，而是预先确定了立场，之后所有的行为都是为这个既定的立场服务，甚至不惜造谣传谣。

我想你可能听闻过香港社运时期的太子地铁站死人事件。事实上，太子站没有死过人，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以不同的理由去太子站献花、焚香、供奉、祭拜。从头七开始的七个七已经用完了，然后有三个月，五个月，总之各种纪念日子五花八门，能用的都用了。香港是个极其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有人降生，有人去世都有严格的记录在案。然而太子站据说死了很多人，说警方焚尸灭迹，却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没有人问如果真有死者，家属去了哪里？毫无疑问，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谣言。我不知道笃信这则谣言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锲而不舍地举着“沉冤待雪”的花牌要为“死者”讨回公道，因为这不但需要摒弃最基本的常识还要拉低自己的智商。这场没有死者，凭空捏造的悼念至今为止仍然在进行。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一届的特区政府，典型的按部就班不犯错也不作为的作派，但是我也完全不认同以如此令人不齿的手段来争取民主自由，实在有辱民主之名。

你那两则生日的故事让我感动，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遭遇窘境，而最后也总有人会出现帮助我们安然渡过，所以我总以为每个窘境背后都潜藏着祝福。我也一样，当年在加拿大生第一个孩子时，周围差不多时间生孩子的朋友，有的家里有老人来帮忙，有的娃爹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有的是第二胎自己有经验。而我这三样都靠不上，不但娃爹只会烧开水其余家务完全指望不上，而且正值博士的最后一年，为保证不耽误他的学业，我和孩子睡客厅，苦捱漫漫长夜。

那时候，几乎天天有人来给我送温暖。我奶水不够，有朋友冰天雪地去钓鱼熬活鱼汤；我的猴嫂从郊区农场硬是买了一只宠物鸡回家活杀了连鸡带锅端来我家；还有朋友用自己的厚棉被不厌其烦地发酒酿给我催奶。孩子的满月、百天、周岁都是朋友们操办的。周岁那次的生日宴是擅长烹饪的物理系陈博士掌勺，那时候他已经吃斋信佛了，但是仍然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鸡鸭鱼肉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他自己就吃一盘生菜色拉。孩子头发长了，猴哥、猴嫂就把他抱回他们家理发，然后再给洗好澡，洒上香喷喷的爽身粉给我送回来。孩子牙牙学语时，总是叫他们干爸干妈，分不清谁谁，一叫起来好几个人答应，我们笑称一炮几响。

现在看到很多年轻家长生下宝宝后有月嫂，保姆还有双方父母的四个老人伺候，经常可以说走就走旅行，我其实并不羡慕。那时候的妈妈就象个袋鼠，把孩子放在兜兜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虽然辛苦，尤其后来白天上班，下班回家接上孩子做饭做家务，但是却有着简单、真实的幸福，好比有一天能够美美地睡上一个整觉都心满意足了。后来，干爸干妈们拿到学位分散在美国、加拿大各州、各省，我们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一直都在彼此的牵挂和思念中。

读到你的大儿子北哥悄悄做志愿者这一段眼睛开始湿润，我们在那个动荡的夏天曾经有过的改变世界，服务社会的热血理想随着岁月的打磨已经渐行渐远，孩子们却捡起了我们闲置了多年的接力棒。Andrew过去的几年一直在温哥华的医院和流浪汉之家做志愿者，此次由于疫情严重，我们建议他暂时不要去了，他答应了。谁知，两天前说漏了嘴，他始终都在这两个高危地区服务，为了怕我们担心，谎称天天在家。他写短信给我说：妈妈，如果我现在是纽约的一名医生，你难道会让我放弃医生的职业吗？

我突然感到有一丝羞愧，这些有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孩子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和微薄之力，执着、勇敢地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对未来的憧憬呢？我寄去了更多的口罩给他，他们那里的医疗物资还是处于短缺状态。作为母亲，我们都会为孩子们的安全担心，但是我们也会为他们自豪吧！从他们身上，让我看到人间虽有那么多不堪和悲苦，但依然值得我们深情相待。

Helen

202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