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
Helen:
今天已经是2020年3月5日了。我还和孩子们一起宅在北京的家里,天气已经好得可以用灿烂来形容。
走出楼道门,沿着小区里的石子路,蠢蠢欲动的春色触手可及。只是来到小区门口,五六个戴着白色口罩红色袖章严阵以待的人会立刻提示你,疫情还没有过去。我要出示出入证方能走出小区大门,而面对门口浩如烟海的快递,我要告诉快递小哥自己住在哪幢楼以及手机号码。快递小哥也戴着口罩,他把东西交到我手里我跟他道谢,转身再进小区时,需要再次出示出入证,并且测量体温。
这一幕,恐怕是这个春天里很多中国人的日常。
回到家,两个孩子都在上网课。一人一个房间,一人一台电脑,还要加上手机和Ipad。但是我想你知道前两天的那个新闻,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因为家里唯一的智能手机给弟弟妹妹上网课,而自己无法上课,郁闷得自杀了……所以,一刀切的网课,对这样的家庭并不公平。
我们一直都知道有另一个中国的存在,那是我们完全陌生的。而我在此一点儿也不感到庆幸。我虽不在那一个“中国”,但是作为普通阶层常常有无力感或猛烈或静默地袭来的感受,我觉得在哪个中国里都差不太多。
说点高兴的吧,取完快递,就看到了你的第二封回信,非常喜欢你的回复,带给我很多惊喜,也尤其感触良多。当你在回信的最后说到“30年前的那一本护照、一纸签证、一张机票隔开的不仅是千山万水,也是无法预知的未来……”时,我仿佛也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黑洞里,我能看到光亮,但不能确定这光是否会照亮我,并且温暖我。
我现在想想,普通人的需求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无非需要一个确定性,对未来的确定性,对身处的社会环境的确定性。如果我确定我善良便有可能被善待,如果我确定我努力极有可能获得回报,如果我确定大部分的事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如果我确定不论你位高权重还是我位卑言轻彼此却可以相互信任,那我,便可以安心生活,便可以去尽情发现那些“小确幸”。
让我们惶恐的,其实就是日常里种种的不确定性。还是要说到这一次已经席卷了全球的疫情,这一个新的病毒在最开始就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尽管现在对它的了解和确定越来越多,但仍旧还有许多的未知需要专业人士去探索。而如今全国感染情况得以控制,我们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想你我都已共同经历。
我常常会想,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防控的黄金期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当时又是怎样被错过?毕竟让人牵肠挂肚的武汉城中,那些死去的亡灵,那些无辜的感染者,那些拼尽力气的医生护士,那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也包括所有被迫宅在家中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答案呢?
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劝我,活在当下,不要去想这些没用的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仍旧会想,因为就算我可以在不确定性中随波逐流,撞到哪里是哪里,可我的两个孩子呢?我作为一个母亲,渴望给他们安全感,渴望他们的未来有更多的确定性,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朴素的愿望。
不过,这些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安全感很多时候也要向内寻求,在你自己能够控制的层面去为自己寻找确定性,这包括对未来一直怀有希望,对人生一直怀有善意。昨天陪我的小儿子重温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雷德告诉安迪,在监狱里不要有希望,它是危险的。但是安迪却用行动证明,高墙后面的希望才是他人生的坚硬的支点。
让我们再回到恍若隔世的1990年夏天。我想那时候我们宿舍里的女生都很羡慕你,因为你几乎是第一个找到了确定的男朋友。我甚至记得你第一次跟W先生确定关系回到宿舍的那个晚上,身材娇小的你好像浑身都燃烧了起来,因为激动和兴奋啊。写到这里我自己笑起来,我想我记得这么清楚,不知道你自己是否还记得呢!想想,正是20岁的好年华,正是怒放的青春时节,怎么能够让爱情缺席呢?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渴望爱情啊,哈哈。
1990年夏天的一架飞机从上海腾空而起,载着你,和你甜蜜的爱情,开始了不确定的留学生之旅。而我则被一艘江轮带到了今日疫情的中心武汉市。谈不上踌躇满志,但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似乎为我提供了一种确定性。
说一个我记得的小插曲,电台的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前去拜访由武汉至上海出差的一个台领导得来的。这位领导跟我谈话时向我询问了我们班级另一个女生的情况,因为这另一个女生在我之前刚刚拜访过他。我大概简单地说了一句,她也挺好的。
后来我去到电台上班,这位招我进去工作的领导对我说:“你们班这两个女生我看不出能力上有什么差别,我招你没有招她的唯一原因是,你说她挺好的,而她说了你很多坏话。”
轻轻一笑,HELEN,这个小插曲是不是也有点儿意思?
只不过,下一封信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太在意工作给我的安全与稳定,我在另一个地方开始了对另一种确定性的苦苦追寻。
Jin
2020年3月5日
Jin:
昨天微信群里有很多祝福女神节的动态图提醒我已经过了三月八号了,其实香港和北美都没有这个节日,也不放假。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民间的假期比我们小时候多了很多,好像光棍节,七夕的中国情人节等等,年月日的数字凑个好彩头也算一个人特别的节日,是否放假我不知道,但确实给我一个全国人民每个星期都在过节的感觉。
香港的疫情仍然每天有零星的个案,这几天的确诊病人都是跟印度旅行有关,而且其中有两个互相不认识,没有可能他们之间相互感染。香港的医管局判断他们都是在印度当地被感染的,但是印度的确诊数字迄今为止还不到50例,跟他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从印度飞出来的游客却接二连三地确诊,令人啧啧称奇。这难道是因为印度的环境令当地人长年混迹在各种病毒、细菌之中,已经百毒不侵,还是他们的官方机构不查不报呢?这让我想起1月份的武汉,那好几天始终维持在两位数的个案,日本、韩国、新加坡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跟武汉相关的病人,以至于网民们戏称这个来历不明的病毒为“爱国病毒。”
我跟你一样,至今还是在纠结疫情防控的“黄金期”,如果把握了这个黄金期,武汉是否不会如此的惨烈,世界是否不会如此的措手不及?我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高奏凯歌,《大国战“疫”》的书也正飘着新鲜的油墨香,等着走进畅销榜,仿佛事态发展到难以收拾的今天跟武汉政府的决策没有任何关系,只要知道我们现在做得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就对了,甚至全世界都欠我们一个道歉,言辞凿凿,理直气壮。我微信群里更有不少人开始攻击方方昨天被封杀的一篇文章,说政府就是人民公仆,无论如何都要感谢的,在国家面前,需要牺牲小我,不必放大个人的苦难云云。我默默地退了群,因为我感到很惭愧,为何我的境界这么低,为何我看到的都是个体的生命,有人看到的却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
我父亲的一个学生在海外受教育,目前是香港另一所大学的教授,近几年,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激烈的争执。碰巧,他家乡是武汉,那里有他所有的亲朋好友,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有着大义灭亲的凌然气概。
香港因为17年前SARS的教训,所以自国内官方通报疫情以来便高度戒备,700万固定人口的弹丸之地,确诊病人目前为止115宗,其中一部分还是输入个案。即便如此,港府的医管局自始至终都被港人诟病管控不力,每日下午4:30的疫情通报,政府发言人都要面对记者排山倒海的质问,细心聆听,认真解释。每次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说话,我都替他们捏把汗,一旦词不达意,便会被记者穷追猛打,狼狈不堪。香港人的标准,政府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曾经跨过深圳河北上,他们或多或少了解过特区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光景,不想变得跟那些地方一样应该就是去年下半年那些运动最朴素的初衷吧!当然,之后排斥不同政见和明确的排内地人的暴力让这场始于美好愿望的运动终于也走上了民粹主义的不归路,令人唏嘘不已。
90年代初,我在安大略省的大学城London读College,班上一个来自周边小镇Woodstock的加拿大女孩,她的相貌就像她的名字Candy一样甜美。有一天我们上完“Human Relationship”课以后边去食堂吃饭边讨论,她说她从来不看新闻,因为新闻里从来都没有什么让她开心的消息,除了谁家生了四胞胎。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很多人就象Candy一样,他们或许知道真相,但是却选择花红柳绿的虚拟世界,所以他们抗拒方方那一篇篇细说家常的日记,乃至痛恨方方不停地提醒他们现实的本来面目,对他们来说这些负能量除了让自己闹心,还能有什么?还是一样的吾皇万岁,还是一样卑微、恭谦地当着顺民,世世代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你信中提到的《肖申克的救赎》,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我看过无数遍,我能背出其中大段的台词。我们为何都喜爱这部电影,我想是因为我们象安迪一样,心中一直住着希望,不是吗?你看那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安迪爬过肮脏的污水管在大雨滂沱中高举双手,拥抱着自由,每看到这一幕,我都满含泪水,希望——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存在。
这就像30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也都是满怀希望各奔前程。我真的不记得当年的恋爱之时有燃烧般的激情,我和老公从小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成长,更多的是顺理成章吧!至于出国,我想更多的是因为父亲长年在国外的关系。他每次回国都会带回其实并不值钱但是在那个年代足够让我感到新奇的东西。比如装土豆色拉的罐子,图案好看的包装纸,还有印着英法两种语言的塑料口袋……这普通的日常,对于还拎着尼龙网兜的我们实在是趋之若鹜。
记得有一天下午,祖母打电话到宿舍楼下的传达室叫我回去黄陂南路的家一趟,让我见见刚刚从芝加哥回来的姨婆。姨婆背对着窗口,坐在祖母家的八仙桌旁,用瘦骨嶙峋,指甲却修剪得很好的手指夹着香烟,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说:“芝加哥有什么好玩,老城市……”姨婆满脸的不屑和那些好看的包装纸以及购物袋成了我走出国门的原始动力。
那个工作面试的小插曲非常有意思,这是否属于为了生存,用力过猛呢?
Helen
202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