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en:

这些日子以来，因为举世瞩目的疫情，我们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怎么能够不多呢？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那些无以名状的情绪，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简直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耸动。

你在香港，我在北京。你我都不在疫情的中心，但是被称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出生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大院里，我整个小学阶段都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大院的子弟小学度过；更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再一次回到这座城市工作。我的青春、我的友情、我的爱情和我第一次的婚姻都在这里发生。所以，今时今日武汉的一切让我牵肠挂肚。

我想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大院或者单位，也很难想象，在某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在这种叫做单位的大院里完成。生在单位的医院里，就读于单位的幼儿园，子弟小学和中学，在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以前，高中毕业后很可能继续留在单位里供职，和单位另一个部门的异性恋爱结婚生孩子，然后退休，最后再死在迎接他或者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单位的医院里。

好像说远了。我小的时候是生活在武汉的武昌，我家的大院离美丽的东湖不是很远。东湖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非常辽阔，辽阔得像海。有一张黑白的照片，我骑在东湖边上一个石雕的大象上，我的外婆站在大象的前面。她戴着眼镜，白色的鬓角别在眼镜腿的后面，她抿着嘴笑得坦然舒爽，好像一生都未曾经历过什么苦难。

我想，如果在今年的寒冬，我的外婆恐怕也会像许多武汉的爹爹婆婆一样，在不经意间被传染上病毒，又由于有糖尿病这样的基础疾病，没能扛过去。

我们大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没有太多的武汉本地人，我从小跟着我的外婆，而武汉本地人把外婆叫做家家。

最近韩红用手机翻唱了武汉本地歌者冯翔的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他想汉阳门的家家了。韩红用武汉话唱的，唱到最后，竟然泣不成声……

说到冯翔，我在武汉的电台工作的时候，他抱着一把木吉他来过我们的直播间。

对，1990年的7月份我坐船逆流而上四十八个小时，由上海来到了武汉。我要在这里开始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而我工作的地方，左同济右协和，便是今日武汉疫情最重的地方吧。

那个夏天，我在轮船上，看着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来送我的同学的身影，渐渐变小和远去，我的心里倏忽一下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我想找一个机会再跟你倾诉吧。

那年夏天的船，在我的记忆里很大，但是轮廓不清楚，有点像浑浊的长江水。我仰起脸看着天空，我不记得天空是否清亮，我只记得我当时一心觉得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今天我坐在电脑前，已经戴上了老花镜。是的海伦，我想在我仰起脸憧憬未来的时候，老花镜一定不在其中。而我现在，很想知道1990年的那个夏天，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对未来的憧憬里有没有老花镜？

我还想说很多话，但是一下子说不了那么多。好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让我们发现彼此是柔软的。那就让我们一边祈祷疫情过去，一边慢慢聊起从前。

                 Jin

                                                                                19/2/2020

Jin：

是的，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我知道的武汉是朋友圈里出现过的武大的樱花，长江边的黄鹤楼。我吃过武汉人津津乐道的热干面，不就是伴了花生酱的热的干面嘛！还有鸭脖，现在香港也有了专卖的小铺子，可是太辣，我也不能说喜欢。很惭愧，武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城市，直到你在微信中发了一则短文，你的表叔、表哥、表弟、表妹，年轻的你们留在武汉最美夕阳里的青春岁月。那些简单又朴实的文字让我流泪，我突然明白这个我不了解的城市是你的人生，是你的光阴故事。我突然很想知道我们天各一方的这30年，你春天的花，秋天的风还有冬天的落阳。

1990年的初夏我离开了上海飞去加拿大，那时候，实在是紧张又慌乱，我在大四退了学，赔了款，政策一天一个变，就怕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最后走不成。等拿到签证的那天，有一种仓皇出逃的窃喜。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我们分手时的场景，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能想象得到你在十六铺码头回望上海，在船上凭栏远眺的情形，你会穿一条无袖束腰的碎花连衣裙，衬出你好看的线条。我喜欢你把长头发编成粗粗的辫子，然后把辫子搭在肩头，嘴角上翘，但又是低眉顺眼的样子。武汉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那里有你熟悉的环境，有你的家家，你的亲人……你说解脱的感觉会不会因为毕业前的那个夏天，时局的动荡，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就是一粒渺小的尘埃，无力把握漂泊的方向，落到哪里就算哪里，而你正好是落到故乡武汉，是不是因此如释重负呢？

我呢！匆匆忙忙结婚，为的是能够挤进夫妻团聚第一优先的类别移民。即便是优先，也等待了八个月，无数次地坐夜行列车进京办签证。半夜途经徐州时，站台上本来靠着墙根蹲着的一群人就呼啦啦地上车，然后他们蹲着，不是直接穿着肮脏的鞋子蹲在座位上，就是把鞋子脱了蹲着，臭味弥散着整个车厢。每一次我都捏着鼻子祷告，忍一忍吧！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不要再来了。但是还是来了第三次，第四次。终于有一天，我在家里等到邮递员叫我名字的挂号信。等了那么久，第一次叫我名字的时候，我竟然没有答应，直到第三次我冲下楼去，邮递员说，总算等到了，半年前就开始盼，我都替你急死了。

于是，赶紧收拾行装，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家，我感觉到自己的多余，感觉到父母其实很希望我早点离开，所以告别时也不会那么悲伤。亲戚朋友都到虹桥机场来送行，很多亲戚从来都没到过机场，一大群人象春游一样。妈妈，舅舅和小姨都哭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我。我竟然很麻木，完全没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好像就是不断地“当心、当心”之类，我一个人跟着其他人进了玻璃拉门，门不是透明的，拉上就看不见了。8个月前，我在同一个地方送过老公，我很想知道这神神秘秘的门里面是什么内容，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跟外面的送客大厅一样，光滑的石板，只不过是一条引领你通向海关，走出国门的路。

我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的飞行等到降落时，竟然只到了温哥华，还不是目的地多伦多。我们要全部下飞机，在温哥华短暂停留然后换乘加拿大国内的航班再继续5个小时的飞行。从温哥华机场隔着大玻璃窗望出去，天蓝得象是泼出去的颜料一样失真，指示牌是英文和法文两种语言，机场广播也都是英法的，我只听得懂简单航班号码。

1990年，我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牙牙学语，所有的过往都归零，重新开始。

                                                                                                            Helen                                                                                     202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