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琴 之 民间数学家
文／剿匪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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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7年的秋季。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系里转来的信。信封上写着：“武汉大学数学系84级收”。当时数学系84级有三个专业：（纯）数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和应用数学专业。估计系里大概知道信里会是什么内容，就把信给了我，因为我当时是数学专业的班长。
 
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份数学手稿。数学手稿的标题是：“论尺规三等分角”。我大吃一惊，因为尺规三等分角，连同其他两大尺规做图题，早已经被严格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我不愿意别人的心血，被随随便便地丢进废纸篓，我便认真地读起信来。
 
信的一开头，就引用了三位大数学家高斯，欧拉，和莱布尼茨的几句“名言”。尽管当时没有互联网，孤陋寡闻的我，虽然无法查证这些名言是否属实，但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好有道理，不由地敬佩之情油然而起。
 
作者在信中自我介绍说，他是湖南岳阳地区的一位老农民，自幼热爱数学。他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攻关，终于解决了三大数学尺规做图难题：“三等分角”，“化圆为方”，和“倍方问题”。无奈数学家们固步自封，迷信权威，对他的成果不屑一顾。他曾经上访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辑对他说：“你是个农民，就回家专心种地好了。”他挑战清华大学数学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说：“如果你的是对的，那我们都要去种地了”。他悲愤地道，这些权威，不看他的论文，只和他讲歪理。他过两个星期要来武汉大学数学系，和学生辩论。如果有学生指出了他的错误，他愿意奖励100元人民币。
 
我看了后哭笑不得，然后和同学们分享了这封信。由于当时我和很多同学都在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没有时间去审阅他的论文，我就问月来同学，是否愿意审阅他的论文。热心肠的月来同学爽快地答应了。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共识是：这篇“论文”肯定错了，我们找出他的错误，不要他的奖金，只说服他不要再浪费时间浪费钱去推广他的所谓“能为国争光”的成果，安心地颐养天年。
 
不到半天的功夫，月来同学就找出了“论文”中的错误。我后来无聊，也仔细地看了那篇“论文”，从另一个角度，找出了错误的本质。我和月来都很高兴，觉得我们终于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帮助他人了。但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们还是太天真了。
 
两个星期后的某天中午，我的宿舍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先生。自我介绍后，我要他在宿舍喝水休息，我则去食堂給他打了一份饭、两份菜、和一个卤蛋。他兴奋得说个不停，估计是第一次有人对他笑脸相迎并且招待他吃饭。饭后，我和月来，还有其他几个同学，陪他走到数学系教学楼，找了间空教室，开始讨论他的“论文”。
 
我才开口：“月来同学用三角函数的恒等式，证明了你的做法是错误的。请看。。。”我还没有说完，老先生就打断了我。他说：“我不懂三角函数。但数学家连平面几何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三角函数恒等式能对吗？”
 
我马上意识到，老先生的数学底子太差，而且不可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不死心，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他的错误。但老先生不听，坚持要我们先听他讲。当然，我们让他讲。讲到我们认为他错的地方，給他指出来，谁知他不但不承认他是错的，反而指责我们听不懂他的理论。
 
我们浪费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无法说服他。我只好说，大家先休息。我问他有没有地方休息。他说他的侄女婿在武汉地质研究所工作。他会去那里休息。他給了我一个地址。我承诺再看看他的文章，想办法找一个他听得懂的解释，让他明白他的方法错了。我们晚上7点，再去地质研究所宿舍找他。他同意了，丢下一句：“你们不可能找出错误的”，然后和我们道别而去。
 
当天晚上7点，我和月来找到了他侄女婿家。他侄女婿说：“辛苦你们了。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他的做图方法不对。但他坚持说，他用量角器量了的，完全正确。你们想想，那乡下用的圆规，画出来的圆，都是椭圆，能精确吗？”
 
老先生说了句：“那是你没有看懂。”他的侄女婿被气笑了，马上清干净了饭桌，拿出一张大做图纸，铺在桌上，然后用他的地质制图专用圆规和直尺，按照老先生的方法，开始做图。做完一张大图后，他用量角器来量，边量边指给老先生看大误差。老先生终于不吭声了。我和月来笑着离开了地质研究所。
 
谁知第二天，老先生又找上门来，说他的其他两个问题的解法是对的，要我们承认。我说，老先生，这三个问题是相通的。你解这三个问题的思路，也几乎是一样的。你错了第一个，其他两个，当然也同样错了。我的时间紧，我不愿意再浪费时间。
 
老先生很失望。我陪他走出武汉大学校门去搭公交车，希望他去火车站乘火车回家。一路上，我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试图用初等方法，去解已经被证明无解的题。您有这闲功夫，还不如先学习数学家是怎么证明这些问题无解的。谁知老先生一句话，把我呕得差点吐血：“我承认我的三等分角的方法错了。这是100元钱的奖励。你拿着。但你们水平太低，我要上北大去讲我的第二题和第三题的解法。”
 
我诚恳地说：“老先生，我们帮您看文章，是为了您能从无谓的努力中脱离出来，好安度晚年。我们不会要您的钱。如果您非要上北京，那么，就请用这100元钱去买车票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记不得多久了，反正老先生又带着新的方法，找了我一次。我依然招待他吃了饭，然后苦口婆心地把他劝了回去。他所谓的新方法，换汤不换药，一看还是错的，但他就是不愿意承认。
 
不记得又过了多久，某一天，我刚从图书馆出来，一名同学告诉我，那老先生又来了，还在数学系学生宿舍门口贴大字报，指名要和我辩论。
 
我连忙往宿舍走。却在刚上樱花大道的时候，远远地听到老先生大喊大叫的声音。我一看，原来老先生被两名保卫处的大汉架着，从数学系方向而来。看这架势，是要把他架出校外。只听老先生大喊：“我要见‘剿匪出关’（这里用笔名代替我真名）！我要见‘剿匪出关’，只有他理解我！”
 
我吓了一跳，想了想，觉得自己没有可能说服他，于是，我闪身躲在了一颗树后，心情复杂地目送着他被架着而去。
 
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老先生。回想起来，我居然没有记住老先生的名字。但我真的希望他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