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大学发生一个悲剧。书生一怒，血溅五步。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海归教师姜文华，因解聘在即，杀害了该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事件引起举国震动。

有人在惋惜之余，将姜文华与陈景润比较，认为两人都是书呆子型人才，不谙世事，有偏执人格，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和抑郁症。这种人智商高，情商低，对社会交往和世故人情无感，但如给予适合的环境，或可一鸣惊人，在科技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姜文华有无可能成为陈景润那样的人？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的答案。

70年代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上台，恢复高考，当时陈景润成为全国妇孺皆知的人物。那时收音机里每日广播作家徐迟的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称他摘取了数学领域里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被描绘为一个书呆子。

关于陈景润，说一个我知道的故事。90年代中，我在普林斯顿时，曾认识过一位廖老先生，他当时已有70多岁，自称曾与钱学森是同学。廖老先生对我说起了陈景润的故事。他说当年陈景润来美国访问，住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作为当地美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又与陈景润是福建同乡，曾见过陈景润。陈当时带了一个助手，名为助手，实际上负责照顾生活和监视。一次，廖先生与陈景润在室内谈话，谈起某些事情时，陈景润环顾左右，然后压低声音对廖说，“小声点！他会去报告的！”说完，用手指了指墙壁，意为隔墙有耳，要小心“他”会去报告组织。

从这件事来看，陈景润并非完全是书呆子，其情商似乎比姜文华还是略高一点，多少有些生存智慧和世故认知。至少他明白，那个由组织上派来随他一起出国，名义上是照顾他生活的助手，与他的关系，并非真的就是说得好听的老板与助手的关系，而是一个兼有监视之职的人，得小心对付。

另一点不同的是，陈景润所处的毕竟是一个铁饭碗时代。生活虽然清贫，但无今日谋生、求职的压力和职场的残酷竞争。他可以啃着馒头，心无旁骛，十年磨一剑。

在谈到姜文华事件时，有人还提到了同样是数学家的张益唐。他也是留美博士，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得志，靠打工为生，最后大器晚成，成为世界知名的数学大家。看有关张益唐的介绍，他虽然早年有些自负，但情商并不低。他似乎朋友不少，后来也是靠校友帮助而获得了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师职位，有了此条件，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而从网上所报道的，了解姜文华的人谈到的情况来看，姜的情商似乎不及张益唐，无“贵人”相助。而其时运又不如陈景润，如今，对于年轻一代的教育科技人员，已经没有铁饭碗了。如果十年才能磨一剑，谁会给你十年呢？六年不见成果，非升即走，想继续啃馒头，都没机会。

这里还有一个概率问题、天赋问题。天才不常有。不是每一个书呆子气的人，都是天才，不是只要有条件，都会做出惊人成就。姜文华固然有些研究能力，但是否属于塔尖上的那个档次，却未必。就算将姜文华置于陈景润的岗位和时代，将他置于张益唐的情商和network之中，纵然他同样努力，是否会有同样的结果，从概率上来说，未必会很高。

当然，就算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白养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大成就，对国家而言，也算值得。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应当回到铁饭碗时代，放弃那种不人道的残酷竞争制度，都“养起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效率和国情问题。

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以提高效率，不养懒人、闲人。一旦退回到那个时代，过去的那种弊端又会再现。而且以中国的国情，讲裙带关系，像姜文华那样的人，情商低，关系不广，门路不多，可能连端铁饭碗的入门机会都没有。因为没有竞争，职位编制早就被有关系者、会钻营者瓜分了。

以中国的人情观念，凡是有好的东西，如职位、职称、学位、待遇、项目、科研经费，等等，分配时，生人和熟人，有关系和无关系，大不一样。先问亲疏，再问优劣。虽然国外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情因素，但程度要低很多，西方人的人情观念也比中国人淡很多。西方国家，在科研、高教界，大致上还是公平的。

所以在中国，这些年来，教育科研界逐渐形成那种近乎不人道的硬性考核指标和规定，如六年内非升即走，考核发表文章的数量和档次等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凡是没有硬性规定的地方，往往就成了关系学的天下。中国人讲人情、讲情面，对于掌握资源者，倘若无硬性规定，对于有关系者和熟人的请托，往往无法拒绝，只能牺牲公平，照顾熟人。而有了硬性规定，就有了拒绝的理由，“不是我不帮忙，实在是有硬性规定，有心无力”。

即便如此，在今天，在国内的科研和教育部门中，也还仍有关系学的生存空间。复旦血案发生后，有所谓“内部人”向海归们提“忠告”，建议如要归国，最好在你国内的导师或老师手底下干，再不济也在师兄师姐、学术界合作过的哥们手下也行，绝不能去举目无亲的生地方。这意思就是说，以中国的国情，讲人情，欺生，有自己人罩着，才好混。

几年前，我曾经认识一位留学生，其父是中国某知名大学的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刑事案专家。这位留学生资质不高，属于那种在国内可能都考不上大学的人，因家庭有财力，自费留学，混了一个三流学校的本科文凭。毕业后一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打着最低工资的工。其父看其在国外混了多年，一事无成，前途无望，将其弄回国，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安排考研，准备读法学研究生。试想，像这样的鱼目混珠者，一旦进入那个圈子，有父亲的人脉关系罩着，将来必然要挤掉某一有真才实学者的位置。

国内读研读博者，虽然有真才实学的不少，但像这种凭关系混进去的也不少。招谁不招谁，导师的决定权很大。关系学、潜规则都在其中起作用。毕业论文评审，人情关系都有重要影响。发表论文，也有许多门道，无真才实学的、滥竽充数的“合作”挂名者不少。

所以，如何兼顾效率、公平和人性化，避免复旦悲剧重演，对中国的教育科研界来说，仍然任重道远。国情问题、文化问题、体制问题，都牵扯到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