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学的时候（1968～1972），台湾经济还没起步。很多大学生都当家教 （家庭教師）。就是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補课。小学升初中（1968年国民义务教育延伸到初中，改称国民中学，简称国中），初中升高中（2011年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高中升大学。家长除了把小孩子们送去補习班，就是找家教到家里教小孩子。那时大学生课餘的工作机会不多，当家教是很普遍的现象。

     很自然的，我也当过家教。倒不是为了付学费，生活费（師大学生由国家出钱），而是想嚐試当家教的滋味。而且给自己多一点零用钱。

     我第一次当家教是教一个初一的学生。他母亲在研究院旁边的邮局工作。我母亲常去那儿买邮票，寄信。就认识了。她知道我在師大念书，就想給儿子打基礎，将来考个好高中。我就去了。我当家教，不那麽重視把学生成绩搞得多好（有违家长的初衷），却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我教了这个小孩几次以后，他说想去钓鱼。找了个周末，我就带他去钓鱼了。也不记得钓到鱼没有。但是那天两个人都很高興，就回家了。

     大三那年，由報纸分类廣告应徵了一个家教的工作。在台北杭州南路跟济南路交口一带。是个初三女孩子。她父母亲都在台北邮局工作。对我真是亲切有加。大概因为我学的专业是生物，初中的英数理化都没问题。头几次，中间休息的时候，送水果，送茶的。后来就要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吃完饭，才开始上课。

     后来知道我家住南港，教完他们女儿后，要搭公交车，转车，约一个小时才回到家。就建议我何不住在他们家。我当时年轻（少不更事），就答应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实在不方便，就还是搬回家住了。但这段经历印象深刻。

     四年大学结业之后，除了白天去一国中教书，晚上也去当家教。印象较深刻的是在那时的中华商场第八栋楼第二楼（中华商场已於1992年拆除）教一个初三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挺聪明的，但就是不喜欢读书。上课总喜欢吃点小零嘴。我并不拦着他。没多久，我就去军队服兵役了。有一次，放假回家。父亲告诉我说，有一个住在中华商场的人，到家中找我，希望我再回去当他儿子的家教。唉呀呀！这怎生是好？我还没当完兵呢？

     刚来美国的时候，为了打工，也曾经在学生活动中心，贴了印有我电话号码的小条子“Chinese tutor, Tel. (206) 526-xxxx”. 还真教了一阵子“初级中文”。哈哈，跟我当时在中文系修博士学位的好友抢饭碗呢！

     如今，我已退休。当初中文系的好友已经过逝20年了，我在台北的家教生涯更已是快50年前的事了。特为文纪之。

     2020年12月25日 写於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