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溪流

生活的溪流波连波,浪花里飞出七彩歌,酸甜苦辣咸都是宝,生命树结满生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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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去杭州(2-8-2007)

(2007-02-07 23:13:02) 下一个

上个星期没有转贴倾听人生,因为那篇“车祸现场”太过血腥,太过伤感。这一周的“带你去杭州”,刚看一遍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生来就是杭州人,成长、教育、工作都在杭州,没有觉得做杭州人需要那么辛苦。可是再看一遍,就与故事的主人公同病相怜起来了:他千辛万苦的要做回杭州人以及帮他的老婆做成杭州人;而我呢,千辛万苦地要在一片毫无根基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自己。我甚至比他还辛苦——在一个语言和文化完全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我想来这里访问的大多数朋友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吧!



带你去杭州

口述 阿 培 整理 曹晓波

2007-02-08

  我31岁结的婚,老婆18岁,叫小菊。我说,小菊,我没有骗你,是介绍人把我的年纪说小了。她说,我们是前世有缘。那是1974年,经人介绍,小菊第一次见我。她站在介绍人的家门口,正好下班,人来人往,我背一只旧书包,攉记攉记走过,她认定就是我了。她问旁边的小姑娘:这个人是不是邬培孚?

  你看照片,我老婆,还好吧,年轻时还要好看嘞。她是三门县当地农民,从小就定了亲。她爸找到农场来了,不晓得哪个房间,叫啊。知青听到,宿舍的门全关了,集体装聋。哎,现在我也是有女儿的人,想想不应该的。后来我与老丈人蛮好,像他儿子一样亲。

  我老婆家是中农,一家的为人,稳厚,豁达。那时候农场的知青对生活大多已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的有,被“专政”的也有。要是没有小菊,我不晓得自己会走到什么田地。

  我老婆年纪小,没见过世面。1975年春节,我带她到杭州,她走马路怕慌,拉牢我走。有一天走过小吕宋商店,橱窗没有现在花哨,小菊看得呆煞。她说:培孚唉,杭州噶好,你为啥要到三门去的?她说:我们要是能做杭州人有多少好喔。

  她这一句话语,30多年啊,压在我的心头。我说,小菊,我会带你去做杭州人的。

  

  去三门凤凰山农场,是1964年6月19日,雨,行李全湿了。台风来了,我看见对面山腰里一棵梧桐树倒了,像慢镜头中的画面

  我为啥会去三门?说来话长。1962年2月,杭州动员社会闲散人员去农村。我18岁,浙江机械工业学校读了两年,生病退学在家。我爸爸是天水街道宝极观巷居民区干部,动员人家难,拿我做榜样。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余杭平山农场;二是萧山钱江农场。钱江是种棉花的,我说我去钱江。

  农场里都是当地农民转的农工,有点文化的杭州人头儿是不大要看的,因为这种人嘴巴臭,看不惯,好说。台风来了,那时候不叫“防台”,叫“抗台”。都到地里去,顶了台风扶苗。我说台风过了再扶好了。后来就叫我去基建连了,去了才晓得,基建连的人都是领导眼里的落后分子

  1964年三门县组建凤凰山农场,钱江农场基建连划了过去。这一天是6月19日,阴天,有雨,行李全湿了,揿揿同油豆腐一样出水。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也好的。

  三门属台州地区,凤凰山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犯人围海塘改造的滩涂,一条健跳江在凤凰山下流过。我在这块土地上一干就干了33年,要没有后来那场灾难,或许,我老婆想做杭州人的愿望还不能这么快实现。

  1997年8月18日,电无缘无故停了。我的房子在山腰上,晚上8点钟,台风来了,我坐在窗门前,月亮特别的亮,我看见对面的半山腰里一棵梧桐树倒了,像慢镜头中的画面,压在了屋顶上。我晓得这种日子场里又会来叫“抗台”的,我说小菊,你就说我在发热。后来晓得,县里通知是赶紧撤退,这是两百年不遇的大灾啊。什么灾?海啸,“三合一”的。也就是: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大的海潮,这一刻水位最高,这一刻正好台风吹到。就这么说话的工夫,我说小菊,这山下怎么全变白了?

  这白的是水啊,塘坝被冲垮,海水进来了。这山脚下到大海有一里路,你晓得水涨得多快?十几分钟,房子全没了。来不及跑的人爬在房顶上,抓住房顶,一直屏到水退下去。跑得快的,到了山上。这时候我家的楼上楼下全是避难的人,都迈不开脚了。还好冰箱有菜,米缸有米。我说不是我小气,我们只有烧粥吃了。锅子小,我老婆不停地烧,一批一批轮了吃。吃到第三天,救灾的船送粮来了,才救了大家。

  来不及跑上山的人这时候只有在高处每人抱一棵树了,海水卷着浪头在冲刷他们。有一个杭州知青的孩子也是在水里抱了树,他同他姆妈说我抱不动了。手一松,人没影了。他爸也在一边,和他妈已经离了婚。他妈说儿子没有了我也不想活了。他爸说,你千万不要松手。这人的后妻在家里也没有逃出来,拉了伢儿,扑在门框上,浸了一个晚上。水退了,人僵掉了,下不来了。

  最惨的是唐小毛,杭州知青,高高大大,会几记武功,七八个人近不了身,讲义气。吉普车来接人,一车拉几个,拉了好几车,最后他让别人上车,自己和老婆走。早走几分晚走几分都不会死的,偏偏海啸来时他们走到了一处洼地,水一下子没了头顶。唐小毛托了老婆游,托不牢,冲开了,他老婆抱了一支电线杆后来得了救。唐小毛卷进了刺丛里,尸体找到,佝成一团,棺材都放不进去。

  海水退不下去,人死了好几个,田地全毁了。炸了塘堤也没用,还是一片汪洋。我承包的那块地,成水产养殖场了。这是后话。当时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人总要活下去,只有投亲靠友。

  

  回杭州,我在花园岗附近租的农民房子。大白天要点灯,解手是露天茅坑。闲了半年多,我上班了, 600块一个月,外加奖金

  当时我53岁。我说小菊,要么带你去杭州。我说这话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毕竟是逃难。我姐姐说过,你们想做杭州人,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房子。

  我晓得兄弟姐妹的难处,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在花园岗附近找农民房子。花园岗的农民很富,我找的房东已经在单位上班了。我说杭州话,我老婆说三门话,房东像看人口贩子一样看我。租的房子大白天要点灯,解手是露天茅坑。没办法,为了省点租金。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按政策,可以在杭州落一个户口,我落的是女儿。我女儿职高毕业,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做爹娘的没路,她在食堂洗碗,还靠了我外甥女的牌头。有一天,女儿和厂里的花工谈家常,花工养猪,常到食堂倒泔水,他说他家有空房,要不住到他家去。我们是饥不择食,搬去了。这地方,现在要我白住我都不会去的,在猪圈的旁边哎。一头煮泔水,一头养猪猡,熏得头脑子发昏。

  我的儿子在读职高,有一天同学来看他,同学回去和他爸爸说了,要他爸爸无论如何想想办法。他爸算是放了心里的,问到一个同事,三墩老街上有一个小套。那时候杭州人还不稀罕住三墩,150块一月,我算是捡了一个便宜。

  找不到工作啊,这杭州人做得真苦作滴滴。没有收入,儿子要交学费,农场带来的一点钞票,越用越少。我借了一部自行车,满杭州逛。1997年,经济不景气,街面上有不少商店、公司关闭了,我找不到工作,我老婆没有怨言,当杭州人的这一种代价她不惊不馁,用最少的开支维持生活。她不会说杭州话,每天傍黑去菜场,照样和行贩讨价还价。刮完鱼圆肉的鱼头,上午五毛钱一个,她去的时候,五毛钱能买回三个。我每天回家就怕老婆看到我失望的眼睛,没办法,再失望也得面对。

  1998年清明这天,我去父亲的坟头,回来时我穿街走巷。骑到文一路和莫干山路交叉口,一家卖自行车和配件的商店,贴一张纸,招工一名。条件是男性,本市户口,50岁以下。三个条件我只符合一个,想问又怕倒霉。回到家里,我想安慰老婆,有话没话说几句,我说今天差一点儿,可惜我没户口,年纪偏大。我老婆说你应该问问啊,问问总不要钞票的。

  条件明放着,我不好意思问。第二天,我一早就站在这家店的马路对面,看有没有人报名,看伙计做一些什么工作,看我这种年纪适不适合。

  我站到9点多,壮了胆子,走了过去,我说师傅贵姓。他说姓徐。我说我是来找工作的。他说哦,老板还没有来嘞,你去问问里面老板的丈人。我说我等等吧。

  我一直等到11点,老板来了,姓步,很年轻。我和他说自己的情况。他说,我要是真用你,每天三墩来回骑车你吃不吃得消?我说你要是用我,我保证按时上班。他说让我想想。

  这时候一个女的出来,看了我的身份证,说,你认不认识戴凤珍?我说认识,她和我一起从“钱江”到凤凰山的,他老公还是我朋友。她说噢,你先回去,我们电话联系。我哪有电话啊,给她的是女儿食堂的电话。

  这一天女儿落班,她说老板要我明天去。

  我上班了,半年多啊,一家人没有这么高兴过。到了店里一谈起,姓徐的伙计也是老知青,他是余杭平山农场的。看我身份证的是老板娘,戴凤珍是她的姨妈。老板是教师下海经商,仁义,说好试用三个月,才一个月,老板就给我正式工资了。600块一个月,外加奖金。1998年,这份收入相当不错了。

  遇到了一个好老板,我知恩图报。三天后,我对店里的各类自行车、三轮车配件基本有数。配件是按车子的系统上架摆放的,我提出按日常销售的动态摆放。常动的,放到易拿的地方;不常动的,放到高处,放到角落里。登高的梯子,地砖容易打滑,梯子的脚上绑上橡皮。每天下班,我顺路给修自行车的摊主送配件。我天不亮从三墩出来,提前半小时到店;下班回家已经是万家灯火了。我高兴啊,常常一路踏车子,一路唱歌儿,想我老婆在家做的什么菜蔬。

  老板也是看在眼里,每个月除了奖金,年底在饭馆请吃团圆饭还给我一个千把块的红包儿。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步老板晓得我住房小,朝向不好。他说邬师傅,白天这么辛苦,晚上困不好吃不消的,我爸爸在五交化当头儿,有一个牌子的窗式空调价格便宜,质量好,给你去搞一台。步老板开了车子陪我去,又把空调送到我家里,帮我装好。哎,这个老板啊,良心好,有水平。晚上开了空调困觉,老婆肉疼归肉疼,想想总是做杭州人了。

  我做了两年,爬上爬落有时头要晕,我不在乎。步老板看出来了,这一天是过完清明,步老板说,邬师傅,有句话语照道理过年过节不好说的,我看你是高血压啊,要出事的。我看步老板说得为难。我说老板,你不要说了,我晓得你的意思,爬上爬落,我是不来事了。步老板好的,算工资,又多给了我一个月。

  

  有一个朋友说,你还算大城市来的,不出一点血,钞票能还你吗?拿了四万多块钱的砖头,钞票一到手我就去润达花园买房子

  这是1999年的四月,我又开始满街找工作。我骑过三墩的新世纪花园售房处,进去看看,我是想看工作的。售房小姐又年轻又漂亮,以为我是买房子,她拉了我的手不放。她说大伯,你就买一套好不好,我是新手,没有销售业绩,老总天天都批评我。我回家学给老婆听,我说我是拿不出钞票,七八十平方米的新房,首付四万,十年按揭。算一算,一千多一平方米。我老婆说,我们是坐吃山空,你闲着是闲着,到农场去一趟,看看,欠我们的钞票能不能要一点回来。

  我再说说凤凰山农场。

  1983年,农场搞承包,分地到人,固定工资没有了。第一年我种甘蔗,赚了一千。第二年有经验了,赚了两千。到了第三年,赚三千了。第四年开始我承包橘园,每年都是赚的,没有亏过。我再忙都不叫帮工,宁可自己吃苦,钞票一点一点赚进来。1994年,农场招股办砖瓦厂,一股三万,我买了一股。海啸来以前,我每年可以拿到砖瓦厂7200块红利。听说砖瓦厂老早恢复了,我去讨的,就是这笔钞票。

  1999年五月,我回到了凤凰山农场。新场长姓包,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以前他是放电影的,不知怎么混上场长了。我找到他,他打着官腔:这是前任留下来的账,我不赖的,但我没有钞票。

  没办法啊,我只好住了下来,天天求他。每天我一到场部,姓包的一看我就走。场部的人同情我,都晓得我投了钞票,也算是个股东。但大家怕姓包的,集体沉默。

  有一个朋友说我,你还算大城市来的,现在啥个社会,你不出一点血,钞票能还你吗?这一点拨,我才晓得自己弄不灵清。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县城,买了西洋参,买了高档烟酒。

  我这辈子没给人送过礼啊,怎么送?送到场部?送到他家?下午我站在包家的马路对面,一遍一遍来回走,看太阳下山,看他家的电灯打亮,看左邻右舍都关了门,我鼓足勇气上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他老婆,一见陌生人,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眼梢从我的头上转到手上,才有了笑脸。她说小龙不在。我就说了情况,我说我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求求包场长多少还我一点。真的没有现钞,批我一点砖头也可以。

  第二天我到场部,包小龙很客气,他先叫会计算一算,连本带息欠我多少。这一算他还真吓了一跳,按每年两分利息算,场里要还我本息五万多块。我说包场长,场里困难,最后一年按一分息算好了。这么一算,要还给我四万多。包说,先批你一万块钱的红砖,人家是现钱,一毛六一块。你是划账,按一毛七算。我明晓得吃亏,我说好的。这总比没有好。

  我找了一个开拖拉机卖砖头的人,人家卖一块给他一分,我给他一分半。卖了二天,开拖拉机的就找我来了,他说砖瓦厂的厂长说每天只准他拉一车,这卖到哪一天去啊?我说好的,我去找厂长。我送厂长的礼是衣服包进去的。第二天开拖拉机的见了我就说,老邬,你本事算大的,我现在是卖多少厂长给我拉多少,就是开票的有一点疙里疙瘩。我说我晓得了。当天晚上,我给开票的送了一条香烟。

  一万块钱的砖头卖完,我又给场长意思了一下,还有三万多块钱的砖头全到手了。开拖拉机的说,老邬,你不要等在这里了,砖头卖完,钱我给你汇到杭州去。我说好的。我回了杭州没几天,这钱也汇来了。最后还差我四五千,后来我去了一趟,要回来了。

  要债的经过我为啥要说得这么清楚,因为钞票一拿到手我就去润达花园买房子,一套77.8平方米的新房,首付三万八,十年按揭,每月914块。1999年的7月,我付了五千块的定金。没多久,这房价就像坐了飞机,呜呜地往上升。再想买房子,做春梦了。

  

  我们提前四年还清了按揭房款。儿子职高毕业在邮局工作,女儿在一家软件公司做文员。现在我怎么看,我老婆都像一个杭州人了

  我们农场不少返城的人,到现在都没有房子,苦啊。我先后租过7次农民房,受人歧视,租得我连尊严都丢光了。我去三门讨钞票前,三墩的房子被人收回,又搬到花园岗。这个房东我背后叫她“巫婆”,厉害。我们三门来的亲戚多几个,说话声音大一点,她要指责;卫生间瓷砖下的木头霉了,她说是我们衣服洗得太多;窗式空调晚上滴水,她说太烦。后来我是不怕她了,你说几句就说几句,我们熬到头了。我老婆很硬扎的,这一种“做杭州人”的滋味,我晓得,总有一天她会受不了的。

  我买的是期房,我时常去工地看房子,看它一层层地砌上去。半年后,终于搬进去了。那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入,我老婆倒是找到了工作,我女儿也加了工资。每月的按揭款,付得很辛苦,付得很开心。这时候我怎么看,我老婆都像一个杭州人了。

  我老婆的工作说起来也是巧事。她小学文化,不会说杭州话,不会骑车,坐汽车要头晕。我去三门讨钞票,她一个人在家,荡出去,汽车北站后面的村里有个塑料厂,老板是个黄岩人。一说话,也算是台州老乡。老板想找一个烧饭的,我老婆烧的菜很对他胃口,就在他厂里做了。

  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女儿回来说她的公司要找一个值夜班的,她说爸爸,你去试试看。这时候我女儿靠自学已经在一个软件公司做文员了。我说试试看吧。我算幸运的,网上报名120多人,几轮筛选,剩了3个,就有我。后来体检,又淘汰一个。公司要求值夜班的人会用电脑,因为员工下班,有忘了关机的。这一筛,就剩下我了。这是2001年的8月,我58岁。

  我找到了工作,我老婆工作又没了,因为塑料厂迁到黄岩去了。2002年的春节过后,我们公司要招一名清洁工,我老婆应聘录取。公司的条件不错,全空调,我们还有一个房间。我女儿为人实在,一点都不觉得父母的工作对她的脸面有什么不妥。有一天,公司的副总听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这里,很惊讶,他直说难得难得。

  有了房子,有了工作,我们终于尘埃落定。我常去看步老板,我总说谢谢他。这不光是说步老板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给了我做人的信心,还有他对我的辞退。他不辞退我,我不会想到去讨钱,去买房子。我和老婆说,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了我吃亏就是便宜的秉性。我讨钱时要是斤斤计较,这买房的机会就没了。

  我儿子职高毕业,在邮局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三年前,我在凤凰山农场办了退休手续;去年,我们提前四年还清了按揭房款;今年五月,我女儿成家,她的先生也算是个事业有成的大学生。

  我63岁了,像风雨中一张卷舞的树叶,终于在树根上踏实地舒展了开来。望过去,全是阳光。我老婆说,培孚,我们这才算安耽了。我晓得,她是说我们真的像杭州人一样安稳了。


一诺千金 [读稿人语(莫小米)]

  古往今来,杭州是个公认的好地方,很多外地人将能生活在杭州当成一个人生目标,这一点,我在接《倾听·人生》热线时不断地被人们的叙述所印证。

  何况阿培本来就是杭州人。

  但从当时他们的境况看,阿培对小菊许下的诺言多少有点虚无缥缈。然而当他们都不再年轻时,这个诺言居然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向往杭州,说气候好,说风景靓,说食物美,都只是一个方面,我想这与如今挺时尚的“幸福指数”也许有关。

  曾经,国内外学术机构联手对中国部分城市进行过一次幸福指数测试。在被调查的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6大城市中,杭州的幸福指数排名第一。

  我们都知道幸福与欲望有关,欲望越大,能力越小,幸福指数就会越低,而从苦水里过来的人就特别容易满足而产生幸福感。但幸福的确是可以科学地量化的。

  杭州也存在贫富差距,阿培一家就属于相对艰苦的家庭,你能看到他们的钱赚得非常不容易,终于稳定下来的代价真的挺大。但你无法否认阿培一家的幸福指数并不低,对于小菊来说尤其是,一个“一诺千金”的男人是可以提升女人的幸福感的,因为他证实了他的信念和能耐,证实了他的爱,要远远超过金钱财富所能够赋予的。


(转自杭州日报2007年2月8日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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