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洋务运动的归宿   

在近代百多年的长河中，制度顽强的中国经历了两次洋务运动，并两次宣布了中学为体的告终。

第一次洋务运动发生在1861年—1895年，持续35年。第二次洋务运动发生在1978年—2020年，持续42年。虽然相距127年，但异曲同工，都没逃出失败的命运。

第一次洋务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满清政府满目苍夷，岌岌可危。于是有人献策“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洋务运动主张中国接受并学习西方在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上的优势。而中学为体的主张则是继续清王朝封建统治。中国企图借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工业，以及文化教育的办法挽救政权存亡之危机。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初级的基础。

第一次洋务运动失败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慢性（chronic）原因，这就是清政府的腐朽没落。从皇家到官宦，贪污腐化，奢侈享受。这些因素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和军事的壮大。另一个是急性（acute）原因，这就是发生于1894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炮弹非不利矣，军舰非不坚矣。但是在自家的海面被劳师远征的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清政府不得不接受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本来要以夷制夷，夷本指西方列强。没想到败在不屑一顾的倭人手里。洋务运动画上遗恨失吞吴的句号。

孙中山先生和他创立的中华民国总结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不光要西学为用，还要西学为体。于是他几经失败，流血牺牲，建立了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其目标是实现宪政。可惜中华民族命途多舛，内有军阀混战、共匪作乱；外有日本铁蹄，虎视眈眈。这个脆弱的新兴政府终于败给被所谓的主张共产的专制有加政权。只好饮恨偏隅，到一个小岛上去经营三民主义的试验田。

毛泽东在长达28年的夺权历程中，用打土豪分田地骗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他们趁国难之危，发展壮大。于抗战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势如破竹，“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就打江山而论，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其能力心计远在刘邦和朱元璋之上。

可是，以他为首的一群农民将领和知识鹰犬在打江山时虽然捷报频传，但他们在坐江山的舞台上，却呈现出拙劣的表演。他们大兴文字狱，灌输全民一统的思想观念。其独裁专制的程度超过历代。在马列教条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他们企图靠运动和口号治理国家。从1949到1976，他们头昏脑胀，变本加厉。运动此落彼起，接连不断。镇反、抗美援朝、土改、合营、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四清，直至史无前例的火烧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二次大战之后，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一个个都在老老实实发展经济，为民谋福。而中国却在在这27年时间里七斗八斗，天天折腾，鸡犬不宁。老百姓的口粮强制在30斤的水平，副食凭证供应。农民的工分所得还不够一年的口粮。幸亏被监管的是数亿良民、顺民，在饿死几千万的煎熬中，他们居然还把那个饿死他们的“救星”像佛龛一样，挂在残垣断壁之上。

经过十年文革，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手一本的小红书居然要把精神变成物质。毛泽东和他的四人帮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最后，只落得人才青黄不接，经济停滞不前，百姓怨声载道，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在一片萧条破败的唢呐吹奏的尾声中，不知道怎么坐江山的四个伟大，孤独憔悴地走了，死而后已。

面对此情此景，红朝元老邓小平三下五除二，搞掉了他办事毛放心的华国锋，以军委主席的身份，登上太上皇的宝座。说来他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曾经三下三上，不得不发假誓永不翻案。可以说，这些幸存的功臣对文革也深恶痛绝。如何刹住极左风，走出死胡，同成了他出山后的棘手难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他先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恢复了私有和农村的包产到户。在对外关系上，他凭经验领悟到“跟美国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于是他在对内改革的同时，也开启了对外的开放。

然而不管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他都留了一手。那就是改革只限于解开经济的枷锁，融入市场经济的成分。但是在政治体制上，他还要恪守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坚持马列主义。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坚持，那就是坚持一党专制。大体上，邓小平的改革与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别无二致。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毫无新意，充其量不过是第二次洋务运动。

邓小平对美国伸出的友谊之手是有保留的，这就是他的韬晦之计。韬晦或曰韬光养晦，意思是指隐藏才能，不使外露。画外音就是等待时机，居心叵测。A对B韬晦表明A不会做B推心置腹的朋友。而是为了困于现状，不得不装孙子。然后伺机而动，最终取胜后者。他要学勾践或刘备，在强敌面前牵马坠鞍，闻雷失箸。一旦时机成熟，则翻脸不认人，引兵征讨。因此，韬晦就是暗藏玄机，韬晦的目标就是亮剑。不管邓大人居心如何，美国凭借商贾的敏感嗅觉，接受了中方暗送的秋波。在江朱的配合下开始为时不长的蜜月。

于是美国的大亨们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并且为中美合资的产品开辟市场。中国则征用了大量廉价的劳力，农民工。中国还贡献了环境和资源，兼天时、地利与人和为一体，改革开放速见成效。大楼平地而起，高速路迅速加长。一部分人也成了暴发户，开上豪车，住上别墅，睡上三奶，集体到欧洲的奢侈品店炫富扫货。银子哗啦啦地流进国库和贪官的私囊，GDP总值跃然提升到全球第二。

然而崛起还不能说是第二次洋务运动的成功。因为崛起后的财富冲昏了上层的头脑，对下则蒙蔽了百姓，他们误以为在专制的体制下，中国也可以繁荣。不少人居然相信取代美国地位的时刻已经来临。

崛起带来了新的问题，官场贪腐成风，商界投机取巧，百姓则吃喝玩乐，世风日下。房价、医疗费用和学费漫天暴涨，钱多了并没有让百姓脱离困窘。加之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一带一路，成了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的高昂代价，为后来的发展杜塞了进路。显然，这些崛起的副作用与中学为体密切相关。因为专制和人治限制不了官府的监守自盗，法不健全也成为财富积累的漏洞。

2020年初，一场武汉肺炎惊动世界，病毒传向了所有有人的角落场所，在负能量的意义上，提前实现了一尊鼓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拉起警钟，陷于萧条停滞。中国在病原问题的转嫁和对病毒蔓延的隐瞒，以及后续的掩饰，丢掉了留下本来不多的信誉。当然病毒的双刃也葬送了崛起国的活力。一根支撑一国经济的电线杆子，颓然倒下。

观今鉴古，这两次洋务有点有什么异同呢？

共同点在于社会起因，即他们都是在国家遇到挫折甚至失败的局势下产生的。第一次因为清末的内忧外患奄奄一息；第二次则因为文革后经济的萎缩和迷茫。

此外，这两次洋务运动采用的方针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抱守残缺的上层没有一位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样的开明之士，在政体上开刀，甩掉幕府系统。

此外，两次洋务运动的出发点也大同小异，这就是力挽统治集团日暮途穷的走势，并且把矛头指向外敌。这就是“以夷制夷”和韬晦亮剑。两次洋务运动并没有把改善民生放到首位。最多也就让统治者的子孙和有门路的投机客先富起来。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两次洋务运动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洋务运动的启动靠的的是前朝留下的银子，用这些钱修铁路，建工厂，修铁路。第二次洋务运动的激活靠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技术支援和留学生的培养，还有消费商品的广阔市场。

第一次洋务运动的间接原因是腐朽的制度，直接原因是日本人的侵略。第二次洋务引动的间接原因是死灰复燃的毛泽东意识形态，直接原因是冠状病毒。

第一次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留下了技术开发的成果，如新学、铁路、矿山，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雏形。第二次洋务运动留下污染的环境、失业的农民工，以及维护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高铁的的费用。

第一次洋务运动后，激发了仁人志士和以孙先生为首的三民主义创举。第二次洋务运动的繁荣假象和官方的宣传麻痹了一批义和团式的“爱国者”，小粉红，在他们身上埋下了盲目仇外“认祖归宗”的民粹稻种。

100多年里的两次试验已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彻底摈弃老祖宗留下的专制和人治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