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最终行动》（Operation Finale）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1960年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潜入阿根廷，追捕前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故事。

1939年至1945年间，纳粹杀害了上千万国家“公敌”，其中有六百万是欧洲犹太人。战争结束时，纳粹三大魔头希特勒、希姆莱及戈培尔全部自杀，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很多纳粹战犯也成为漏网之鱼，就此消失，没有被送上1945年在德国的纽伦堡审判法庭，其中包括纳粹党卫军犹太事务部主任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他负责组织将欧洲各国的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造成了大约六百万人的死亡。二战结束的时候，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逃回了祖国奥地利， 1950年又逃亡到阿根廷，隐姓埋名，在当地的奔驰汽车工厂里工作。1960年，他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特工跨国抓获。

这部由美国导演克里斯·韦兹执导的电影就是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再现，当然电影是艺术加工，可能和真实场面有所不同，但这部片确实很值得一看。

国仇家恨，跨国秘捕战犯

影片开场是1954年的奥地利，圣诞前夜，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正在装饰圣诞树，敲门声响起，丈夫 -一个曾经的德国医疗兵被当作艾希曼，被摩萨德特工皮特·马尔金骗出房门，等皮特发现抓错人时，这名医疗兵已经被他的同事一枪爆头，留下不知所措的惊慌妻子和一双儿女。

镜头一转，已经是1960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初恋的女孩把男朋友带到家里，小伙子是德国人，和女孩双眼失明的父亲进行了一番对话，德国小伙炫耀了自己的身世，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女孩是犹太人，这番对话让作为当年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父亲判断出年轻小伙可能是艾希曼的儿子，艾希曼应该还活着，就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于是这份秘密情报被送到了西德黑森州的地区检查官弗里茨·鲍尔手中，他觉得指望德国去抓捕估计没戏，于是鲍尔亲自把情报送给了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但这时候的以色列正被埃及搞得头昏脑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之前也曾收到过各种假消息，为此还错杀过人，所以哈雷尔有些不想接收这个案子。但手下的特工对他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而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一旦透露出去，我们如何面对全世界？

于是哈雷尔局长下定决心组成以特工皮特·马尔金为首的间谍小组实施抓捕，这个跨国行动任务的难度很大：

1）如果只是就地暗杀艾希曼对摩萨德特工不是难事，但根据时任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指示，必须把艾希曼活着带回以色列进行审判。当时阿根廷和以色列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而且阿根廷政府还有法西斯倾向，不少残余的纳粹分子和纳粹支持者都生活在阿根廷，作为主权国家的阿根廷不会同意以色列在他们的国土上抓人并引渡，所以实际上摩萨德特工要对艾希曼实施秘密绑架并偷偷带回以色列，这要冒着引起外交事件的风险。

2）以色列特工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有家恨：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亲人死在纳粹手里，见到艾希曼都恨不能一枪打死他，如何控制住队员的情绪是一大挑战。在他们出发的前夜，古里安总理说了这番话，让他们牢记国仇才是他们这次担负的使命：“如果你们成功了，我们不会让艾希曼就这样告别历史舞台，我们将在历史上首次亲自判决杀害我们的刽子手，我们也可以籍此警告任何想追随他的人；如果你们失败了，他会逃过法律的制裁，也许就永远逍遥法外。为了我们的人民，我恳求你们不要失败。我们的回忆会通过记录在案的历史来追溯，而这本回忆录尚有机会改写。你们，就是能够改写历史的人”。

3）抓捕之前要落实这个人就是艾希曼本人才能实施行动；抓捕之后还要他亲口承认自己是艾希曼。

4）以色列当时还没有开辟直飞南美区域的航线，海运又太慢而且不安全。幸运的是正好碰上阿根廷在操办150周年独立日庆祝活动，所以行动小组动议以色列政府派代表团坐专机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表示祝贺，借此可以把艾希曼运上回程的专机。

5）抓捕艾希曼之后本来很快就可以返程以色列，但专机突然莫名其妙地要延迟十天到来。如何能够不被阿根廷警方和艾希曼支持者发现而在安全屋里静静藏身等待以色列专机的到来是个难题，在这期间还要避免艾希曼突然自杀，避免队员们忍不住手刃这个刽子手。更为头疼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居然要求艾希曼本人在声明自愿被押解前往以色列的同意书上签字，否则不能让艾希曼登机。如何让艾希曼在押解书上签字，是该片的重头戏之一。

6）怕艾希曼在路上和机场大喊大叫，而且要顺利通过阿根廷机场的安检，抓捕小组专门请在使用镇静剂方面有专业经验的摩萨德女医生出山，让他看起来像是醉酒的样子。施打剂量的大小非常重要，剂量过大万一他死翘翘了不可以，剂量过小不起作用也不行。

重重困难如何克服、周密计划如何实施就不在这里剧透了，电影的精彩在于片中完全没有枪战追杀或飞檐走壁的大动作场面，整部片主要表现的是敌对双方心理素质的较量和主要人物内心的挣扎，中间穿插着各种可能功亏一篑的险象环生。

最后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1960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抓，之后被秘密押运到以色列。之后，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阿道夫·艾希曼并没有否认他监督了数百万犹太人被驱逐到灭绝集中营的行为，但他从未承认有罪，并声称自己只是纳粹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作为国家的公务员在执行命令。最终他被判犯有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和危害犹太人罪在内的十五项罪名，于1962年5月31日在以色列被执行绞刑，火化后骨灰撒在地中海中，让他没有最后的安息之地。

在华盛顿特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首映式上，该片的编剧兼历史学家马修·霍顿认为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他说：“审判允许他们感到悲伤，让他们在那一刻正视犹太人的遭遇，然后继续前进。所以，即使世界上还有人，那些被骗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的人，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这是它如此关键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情感宣泄。”

因主演《甘地传》而获得奥斯卡影帝的本·金斯利（Ben Kingsley）在电影中扮演了阿道夫·艾希曼。他既让观众看到了身穿军服屠杀无辜的艾希曼的残忍、冷漠和傲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家庭中作为普通一员的贴心丈夫和慈祥父亲，以及和摩萨德特工在一起时复杂的内心活动。

扮演摩萨德特工皮特·马尔金的是金球奖影帝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他最近刚出演了科幻大片《沙丘》，在《最终行动》中他因为自己的姐姐在二战中被纳粹残忍吊死而经常会做噩梦。为了抓捕行动获得成功，劝说艾希曼在押解书上签字，皮特强行抑制着自己对艾希曼的愤怒和他进行了大量推心置腹的对话，给他刮胡子，甚至还一起喝了葡萄酒。

到底是狡诈的屠杀者还是平庸的服从者

这场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所引起的争议也是震撼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旁听这次审判的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这本书对以色列跨国绑架行为的正当性和耶路撒冷审判程序上的正义性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以色列无权审判艾希曼，应该是实施犯罪的主权国德国或国际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平庸的恶。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端的恶，比如希特勒，作为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力，要求别人服从命令；另一种是平庸的恶，就是下属因无条件服从命令从而犯下恶行的人。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平庸且平凡的人，他只是德国官僚体系的一份子，是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官员，只知道遵从上级的指示，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这就是他的平庸之处，这种平庸使如艾希曼这类人犯下了罪行。阿伦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們每个人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阿伦特的书从出版以来就引起轩然大波，如果阿伦特本人不是犹太人的话，估计会被犹太人的唾沫淹没。2011年，另一本有关艾希曼的书：《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出版，作者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她在研究了大量有关艾希曼的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和阿伦特截然相反：艾希曼绝不像他自己在审讯中所声称的那样，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公务员，而是一个狂热献身纳粹事业的谋杀犯。

可见揭开一个人的面纱、挖出事情的真相是多么地不容易。面对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艾希曼，两位哲学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阿伦特看到了一个不能思考只会服从的普通人，斯坦尼思则认为阿伦特是被艾希曼蒙蔽了，她看到了一个非常擅长表演的大师，一个狡诈残忍的屠杀者。

电影中的艾希曼应该是更遵照斯坦尼思的看法来塑造的，因为被捕后一直显得懦弱无助的艾希曼、反复絮叨着自己只是执行者的艾希曼，在被押解乘机前需要打一剂镇静剂之时，突然对特工皮特发出了一番歇斯底里的表白，暴露出他的凶残真面目，让皮特差点失去理智掐死他。艾希曼盼着就此激怒皮特，被皮特一怒之下杀死，这样他就不必站着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被充满仇恨的犹太人拷问。

无论艾希曼是否是平庸之恶，这两本书实际上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严肃问题：在极权统治下，人们是不是首先要扪心自问：当命令和良知违背时，我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