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互联网发达，总能看到有关学生和研究生导师关系的报道。有的导师不是把学生当自己家的廉价劳动力，就是对学生随心所欲的说教，打击和辱骂，让学生看见导师如同见了魔鬼一样害怕。 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经常发生，在美国也时有报道。最著名的是90年代初发生在爱荷华大学的卢刚事件。著名数学家张益唐虽然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但因与导师有分歧，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好在他在送外卖，做小工，刷盘子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继续他的数学研究，终于在58岁时解了困扰人类将近100多年的世界难题--“孪生素数猜想”。学术界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有点像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有名气的好导师帮助学生和博士后做研究，出成果，找工作，而学生和博士后的成果往往又回过头来成就了导师。所以学术界某一领域往往被这位导师和他的学生们博士后们所垄断。

我的导师Z博士在他的领域里小有名气，但并不是学术界的大咖（他的第一个学生现在反而是香港科技大学不可忽略的有名人物)，而我胸无大志，是他所有学生中最没出息的那位，算是扶不上的阿斗。但这并不影响他与我之间亦师亦父亦友的良好关系。不能说他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是深刻广泛的。

90年代初到美国读博士，第一年除了完成每学期两门必修课，其余的时间是到实验室做实验以了解实验室，每次必须呆满至少六个星期，可以更长，这叫rotation。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在第一年完成至少三个rotation，然后在呆过的实验室中挑选一个做论文的最终地方。挑选实验室是学生和导师双方双向的选择，学生喜欢这个实验室而导师也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学生的学习并且愿意接受学生。Z博士的实验室是我第三个rotation。其实当时我非常喜欢第二个实验室。第二个实验室的导师是40来岁的英国绅士，长相英俊，人也风趣，在我做rotation时经常与我们一帮学生聊天瞎混。他的课题比较新颖，可以说这位导师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科学新星（若干年后他当了白宫附近那位著名大学的科研副校长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就是证明)。当时他还常常和他在同一个系里做助理教授的太太同进同出，中午一起吃饭，是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到Z博士实验室做纯粹是为了完成必须要做的第三个rotation, 想着做完后可以回到第二个实验室开始我的论文。当时Z博士的实验室有两个学生，两个技术员和一个博士后。我去了实验室后一下子成了实验室的baby,大家对我爱护有加，有不懂的，需要帮忙的地方大家都是不遗余力尽力而为。Z博士常常对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We are a family”。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每个星期的组会前大家都会天南海北地聊天，当然聊的最多的是运动sports。我刚到美国，对美国的球队尤其是对他们聊得最起劲的棒球一无所知，常常是云里雾里地听个一知半假。这时组员对Z博士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位需要帮忙的糟老头一样耐心而不乏嘲弄。当然组会一旦开始大家马上严肃认真。碰到实验室每个成员的生日大家一定会出去吃饭庆祝，也会有人带了蛋糕一起分享。总之实验室成员关系融洽，气氛温馨，这对我这个远离家乡父母朋友在外飘荡的孤苦灵魂来说极具吸引力。

第一次组会时Z博士问我上课上的怎么样，在学什么内容。我都一一告诉了他。第二天， 他拿了一篇文章给我，说这篇文章跟实验室的课题有关，与我上课的课程也有关联。读这篇文章是一举两得。我接过谢了他。接着他说，下个星期的组会我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篇文章？当时我阅读论文不成问题，毕竟课程就是读阅读大量的文献。但当时我的听力和口头表达还是相当吃力。要讲解一篇论文需要我花费大量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在实验室干，晚上看文献巩固上课内容，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准备讲解这篇文章啊！但中国学生就是中国学生，中国学生谁敢对导师说不？我说可以，然后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省了一切可以省出的时间来准备讲解这篇文章。第二个星期组会的时候，我讲解了那篇文章，结果Z博士对我的讲解和对问题的回答非常满意。满意的结果是他又给了我一篇论文下一个星期讲解。再下个星期同样如此。就这样我在Z博士实验室呆了六个星期，做了六次文章讲解。当时我怨声载道，满腹牢骚，但也不敢在Z博士面前表达出来。仔细想来，Z博士当时给了我那么多额外的功课，其实是在训练我的阅读，表达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当时那么密集的训练对我以后的presentation确实是功不可没。记得第二年有一门课没有考试，每个学生讲解一片论文算是成绩。我得了A，上课老师对我讲解的评价是几乎完美“almost perfect”。背景知识，要解决的问题的引出，实验的设计，结果对问题的回答，得出的结论，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后可以延申的问题，都安排的非常清楚合理。没那么完美是因为我对一个英文字的发音没发对，但发音不准只是个小事。若干年后我开始在社区大学教课，学生对我的讲课也是评价不错，回想起来，也归功于当时Z博士对我的训练。

六个星期结束，我准备回到第二个实验室去做我的论文。Z博士知道我要做选实验室的决定。有一天他来跟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如果我这样认为，我有必要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你能留在我的实验室”。要知道当时我刚到美国一年，在之前在中科院读硕士。在中科院的三年中，当时已是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的导师虽然不像现在报导的那样对学生极尽侮辱打击，但也从没这样当面表扬过我。Z博士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个好学生，这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我就这样在他的好言“哄骗”中留在了他的实验室。

Z博士的实验室是个二十多年的老实验室，做的课题陈旧，实用价值不大，所以留在Z博士实验室，对我的学术发展并不是件好事，但对我的性格我的为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教育本质上是个诋毁的教育，父母老师对孩子总是批评多于表扬；而通常人在不断的批评中会变得胆小怕事，不自信，放不开。至少我是这样的。记得在中科院时，有一次导师让我一早去接一位国外来的seminar speaker。而我那天竟然睡过了头，晚了10分钟去。接了那位外国贵宾到研究院，导师当着那位外国朋友的面把我数落了一顿。虽然外国朋友听不懂导师的骂，但从语气表情中完全懂得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尴尬和那位外国朋友对我无限同情的表情。在Z博士实验室发生过相似的事。我们每星期的组会通常在早上10:00开始。我有一次也是睡过了头，到实验室时组会已经结束。我无限歉意地向Z博士解释，结果他像发生了有趣的事一样哈哈大笑起来，说，不要担心，有时就是会踩到狗屎 “Don’t worry, sometimes shit happens!”。 转身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慢悠悠地踱回到他的办公室，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有一次，我用的一个比较贵重的仪器突然电源接触不好，一会儿好用一会儿不好用。我认为肯定是我在哪儿做错了什么才会这样，非常担心会有什么惩罚后果。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事，事情发生时大伙儿都已回家，我无人可问。那个周末我一直提心吊胆，心神不宁，最后决定实话实说。星期一一早我就向Z博士说明了情况，结果他说，那个问题一直存在，我让Stacey（实验室的技术员）去修理。因此我知道，在Z博士实验室，错误是允许发生的，意外是完全理解的。从此以后， 我一直恪守着“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条原则。

Z博士比我大25岁，是我父亲的年纪。我进他实验室的时候，他已年过半百，他向我们解释说他和他的太太Mary属于私奔，当时Mary也已到了快更年期的年龄，俩人没有孩子。一年后他们通过科学技术，Mary怀孕，生了他们的儿子Ezra。他经常把Ezra的照片拿来给我们看，告诉我们Ezra今天撒尿到他头上啦，明天吐了他一身，完全一副非常自豪的父亲的样子。有一次Mary带着Ezra来到实验室的大楼前，Z博士正要下楼去看妻儿，突然看到我，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你已经好久没看到Ezra了，你现在必须跟我下楼去看看Ezra。我跟着他起坐进了Mary的车里，他一边逗Ezra玩，一边时不时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Ezra会有那样的反应，原来他带我去看他儿子是他需要有个人去欣赏他那个最逗人喜欢的儿子，分享他的快乐。18年后，他的儿子Ezra被哈佛大学录取，实现了一家三代哈佛人的传奇。

Z博士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人。在实验室的中间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们在实验等待中会坐在那个房间上计算机，或者喝茶吃点心聊天。有时候我们聊得开心，他听到了，慢慢地进来，满脸委屈地像唱歌一样地说“大卫开了派对，而我没被邀请。。。”。“David had a party, and I was not invited。。。” 我后来搬到中西部，在WashU工作。有一次我收到了Z博士的电子邮件，告诉我几个月后他会来WashU作一场报告，问我到时有没有时间一起吃晚饭。我告诉他我当然有时间，不光有时间跟他吃晚饭，还要去机场接他。快到他来作报告的日期，他又发来电子邮件，说WashU有专车去接像他这样的seminar speaker, 问我还要不要我去接他？我想了想，知道他的意思，就说，那就让WashU的车接吧，本来我身边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我会很紧张，这样正好不用紧张啦！他回信说，哈哈，原来这是我一直很紧张的原因呢！那次，我们在一个印度餐馆吃晚饭，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告诉我那些我认识的实验室成员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又有什么人在他的实验室，谈到他的妻子Mary和儿子Ezrara，谈到我的家庭（我两个孩子都是在他的实验室时生的)，时间过得真快。

那位像我父亲般的导师Z博士，至今还和我保持着朋友似的通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