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检合一”—— 融合

三检合一了。虽然形式上合并很快，也发了新的制服和帽子，叫新的名称，但要从心里“合一”，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就好比把三块不同馅子的月饼塞到一个盒子里，怎么看也还是三块。在那时，人们的思维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原来的系统。看别人也首先是看他原先是哪里的。

一天下午，技术中心开会。我一进会场，他们就给我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张局长。”“这就是我们的鱼病专家江育林。”张局长看到我，笑呵呵地叫我坐下:“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了。你好像是唯一填表说要求来实验室工作的人啊。据说还有一个在国外没有回来……。”我笑笑说：“嗯，那是我的学生。”张局长叹了口气说：“实验室需要专家和技术人员呀，都去当公务员，谁来实验室呢？我们这个系统搞的是技术执法，离开技术这个后盾，我们什么也不是啊。”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倒不是不想当公务员。但我搞了一辈子研究，也只能在实验室做点事情。不能赶鸭子上架呀。”张局长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是啊，物尽其用。我相信你在实验室里一定能做出比当公务员大得多的贡献。”

几天后，深圳局人事处发来通知：给我的职务定为副处级。说像我这样的专家应当有个头衔，开展工作比较方便。嗯嗯，也可能吧。想起以前到国家局帮忙起草文件，后来听说那文件下发了，上面标注着：“仅传达到副科以上”。小郑和小陈都发了一份，而我被排除在“可以阅读的人”外。我倒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只是感到没资格看自己起草的文件似乎有些可笑，他们两个倒是觉得尴尬极了。这也许是把我提为副处的主要原因吧，反正这跟我现在的工资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从此以后，凡是局里召开“副处以上”必须参加的会议我都不得不去了，令人不厌其烦。特别是我这个搞科技工作的头脑，根本搞不清楚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因此在会议上闹出不少令人尴尬的事。这是后话了。 

夏天到了。合并后的深圳局找来各实验室的专家，把大家带到金沙湾开会。成立了深圳局科技委，同时顺便对近两年的科技成果进行评奖。

开始评奖了。每个人推荐的都是自己原来所在系统的项目，即便那个项目做的并不是很好。其实，不同专业并不是主要问题，工作做的水平如何还是能看出来的。显然大家都没有跳出合并前的框框。

张局长对此也无可奈何，就说：“那，我们就表决？”看到这样，我举起手来说：“我有个建议。”张局长看着我：“说吧。”我站起来说：“我觉得食检实验室做的关于贝毒的科研项目不错，建议评为一等奖。”每个人都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我继续说：“我有两个理由：第一，我在参加国家局评奖时认真看过这个项目的技术报告，确实做得很有水平。当时就推荐申报国家局的一等奖。但是由于名额有限，没有评上。我觉得评深圳局的一等奖应当没有问题。第二，虽然这个项目是由四个单位共同完成的，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是深圳做的。其他单位只是做了些辅助试验，所以要评奖应当在深圳局评。” 

我说完了，会场上非常安静，似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张局长看着我点了点头。也许，他没有想到，一个搞动检的专家会提议原商检的食检项目为一等奖。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如果科技人员考虑问题不是从科学实际出发，而是从人的关系出发，那就不是真正搞科学的了。

最后表决的结果是，食检实验室的贝毒项目获得了深圳局的一等奖。会后，张局长走过来，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江老师，你为我们的科技委开了一个好头。好！”我看看他：“科学家不应当讲真话吗？”张局长摸摸脑袋，朝天上看了看，又看看我说：“说是这么说，不过……。呵呵！”

合并后，张局长一个个基层单位来调查，调整，逐步进行深度的融合。可能因为动植物检疫是国家强制性检疫，是属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范畴。和商检的性质不同，那是为了维护产品质量。所以他很重视动植检的工作。不到一年，他在大会上提到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动检的问题时讲得头头是道。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不了解的人简直以为他是兽医出身的。看来专业不是造成隔阂的原因，关键还是部门之间的山头在作怪。

动植食技术中心现在由动检、植检、食检和水生四个实验室组成。水生室最小，人也最少，但在外面名声最大。设备不是最好，甚至是最差的，但技术能力和水平显然是最高的。

技术中心成立后，各个实验室的任务不可避免会有些交叉。例如鱼是水生动物，但也可以算是食品，也可以算是动物。所以实验室之间还是有些竞争，好像彼此都有点在争业务。我感到有些好笑：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了。我们不是在流水线上干活，又不计件，争什么业务？然而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于是动检的人就有些着急了。

一天，中心主任老金找到我这里来：“江老师，你能不能把你们实验室的名称改一下？”我感到有点奇怪：“怎么改？”老金认真地说：“把那个病字去掉吧，这样业务范围可以大一些。”我不禁感到好笑：“为了争业务就把实验室的特点都不要了？我们的强项就是搞病，而不是搞水生动物。如果去掉病，能扩大什么呢？药残？品质检验？这都是我们的短板，是食检的强项。如果去掉病，很多局的实验室都会瞧不起我们，我们的优势会很快丢掉。这个名字绝不能改！”后来的几届领导也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都被我一一拒绝了。

而动检的领导不这么想。一年后，局里征求意见：水产品的药残检测任务谁愿意接下来？动检的人找到我：“江老师，你干不干？”我摇摇头：“不干，我做不了这事。这应当是食检的工作啊。”动检的人巴不得我这样说：“那我们做了啊，你可不要后悔。”我笑笑：“把自己不会做的事情推出去有什么后悔？难道你们真想接这个业务？”他们满怀信心地说：“当然，要不就给食检拿去了。”

几年下来，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动检实验室为了搞药残，重新搭建了一个平台。花了一百多万元买了一台气相色谱仪，还从南京聘请了一个人来调整这台仪器。结果搞了两年还是没能正常运转，毕竟隔行隔得太远。结果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还老挨局长的批评。最后只好把仪器放到食检实验室去，自己搞起用试剂盒初筛药残，发现超标的样品再送到食检去复核。有人笑称是“为食检拎草鞋”。几乎把整个动检实验室的方向都要搞偏了，费好大力气才再转过来。看到这些，我不由得庆幸自己：动检实验室人多，还能应付，水生室要是也这样折腾，早就被整垮了啊！

    看来，这“三检”要真正完全的“合一”，还得下一番功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