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磨

正当我还在北京开会期间，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动检处有人从北京给我家里打了个电话。当他们得知我在北京时，就询问我在北京的地址和电话。但当时我没有手机，小樊也不知道我究竟住哪个酒店，打电话的人只好留了个电话号码，并再三嘱咐小樊，等我回武汉后尽快给国家局动检处回复电话。我回家后，按照小樊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回答是：“这个号码有误，请查证再拨。”我也没有在意。而且，我手里也没有国家局动检处的电话号码。

三月底，我如约来到深圳动检局。人事处处长很快就跟我开出了商调函，并希望我能尽快办理手续。拿到商调函后，我感到松了口气，终于开始运作了。然后我就去看看他们的动检实验室，了解一下情况，为来深圳后尽快开展工作做些准备。在休息时，我想起那个没有打通的电话，就问他们：“你们知道国家局动检处的电话号码吗？”他们说：“知道啊。”等我拿到号码一看，原来小樊给我的号码有一位数字是错误的，不知道是北京说错了还是小樊记错了。我立即把电话打过去。那边正好是崔处长接电话，当他一听说我正在深圳拿商调函时，立刻大声叫了起来：“千万不要去拿商调函！”我莫名其妙：“我刚刚已经拿到了啊，有什么问题吗？”“唉呀，”那边电话里叹息起来：“你怎么回武汉后不跟我打电话？”我解释说：“不是我不打电话呀，是你给的号码不对啊。”崔处长惋惜地说：“嘿嘿，我们没有这个命啊。本来我们商量了一下，想叫你到北京来工作，结果还是错过了。……不过也行，深圳也不错啊。就这样吧。”原来国家局后来想想还是叫我来北京工作更合适，但迟了一步。嘿嘿，这可不怨我。也幸亏我拿了商调函后才打的电话，否则又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实验室主任听说我已经拿到了商调函，也很高兴，就给了一套实验室的钥匙：“你先拿着吧，以后来了随时可以进去。”

回到武汉，我马上把商调函交给水生所人事处。他们说：“没问题。我们把材料准备一下，等朱所长批下来了，马上给你把档案寄过去。”这时原来的陈所长已经调到北京去了，现任所长是原来二室的朱教授。我满心高兴地等待朱所长签字，以为我很快就能去深圳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把商调函和调令搞混了。商调函是深圳动检局跟水生所商量的意思。当然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而我一点不同意的思想准备也没有。

几天后在朱所长的办公室里，朱所长瞪着眼睛看着我：“我还没有同意你调走啊，你怎么就那么得意？整天拿着深圳实验室的钥匙晃来晃去。啊？这里工作还搞不搞？鱼病室不能没有你，我不能同意你走。”说完就低着头看文件，理也不理睬我。

我愣住了，这才觉得事情有点麻烦。我该怎么办呢？吵架肯定是不行的。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我来水生所十几年了，好像还没有求过所里什么事哩。”朱所长看了我一眼，摆摆手说：“你走吧，现在我肯定是不会签字的。”我也很固执地说：“我反正已经决心去深圳了。”

我很懊恼地走出他的办公室，真后悔不该把深圳实验室的钥匙给别人看，惹出这些麻烦来。但看也看了，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僵持下来。

一天傍晚，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陈老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很直爽地问我：“听说你要去深圳？为什么要去深圳？有什么打算和想法吗？”我详细向他报告了整个过程和我的想法：“我要去深圳，并不是因为那里钱多，而是检疫部门需要有会搞鱼病的人支持他们的工作，是国家需要我。如果我不去，检疫系统可能就没有合适的人能撑起这份工作，而水生所没有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不让我去？”陈老师沉默了一下说：“看来你已经考虑好了。那好吧，我支持你。我只告诉你两点。第一，如果你在那里工作得不顺利，想回到科学院系统来的话，就跟我说，我想办法把你调回来。第二，朱所长那里我去做工作。我会告诉他，人心已经跑掉了，如其把人卡在这里，不如把人放走，把心留在这里。出去的人对水生所都是会有感情的。在水生所需要的时候也会伸出手来帮水生所的，你说是吗？”听到陈老师坦诚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跟陈老师说：“放心吧，我不会忘记水生所的，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学会了很多东西，也学会了做人。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多小时。

四月中旬，朱所长终于在商调函上签了字，我的档案随即调往深圳。啊，武汉的手续终于办好了！按照深圳的速度和办事的风格，我想象着：几天后，我就应当收到调令，然后就准备去深圳了。

然而我又错了。一周过去了，又一周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给深圳局人事处打了电话，才弄明白：一个中国人要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事处长耐心地给我解释：我要调过去，一方面需要人事调动，即转档案。这个权利在他们手里，几分钟就能办好。但另外还需要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转移，这是由深圳市人事局或者劳动局决定的。而他们并不是随来随办，而是每年集中办理几批，经过开会、讨论、审查、批准……，然后才能办好。在我的户口没有办下来之前，谁也不敢给我发调令，否则就成了“黑户口”。只有等着吧。虽然我去深圳是肯定没有问题了，但是要等多久，谁也说不定。人事处长在电话里向我大倒苦水：“我也没有办法啊，贺局长几次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可我不能代替市人事局办事呀，你再耐心等等吧。”

更麻烦的事情也来了。世界粮农组织又发来邀请，五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在菲律滨的ILOILO要举行《水产养殖中化学药品使用专家论证会》，邀请我在会上做关于我国在水产养殖中使用化学药品的情况介绍。可是我的档案已经从水生所调走，可以说，我已经跟水生所没有关系了。我该怎么办理出国手续呢？

无奈之下，我把这事打电话告诉了国家局动检处的崔处长，并且告诉他时间很急了。崔处长沉思了一下说：“虽然你还没有正式调到我们系统，但按道理说，这事应当由我们来负责。这样吧，你把材料赶快发给我，我来安排办理这事。”嘿嘿，毕竟他们地处北京，又是中央单位，办起事来非常利索，没用十几天就把签证办下来了。我也松了一口气。FAO的官员也寄来了从香港飞菲律宾的来回机票证明，凭这个证明可以在香港机场拿到机票。考虑到上次去泰国的“悲催”遭遇，我特地叫国家局开了一张去香港的证明。拿到这些材料，我想：这次出国应当没有问题了吧？

十九号清早，我早早地来到罗湖口岸。关口刚一打开，我就满怀信心地走了进去。边检的官员看了看我的护照和去香港的证明，抬起头来问：“你的机票呢？”我拿出取票的证明：“在香港机场，凭这个可以去取票。”那人摇摇头说：“不行，没有机票不能过去。”我一听，头上开始冒汗：“那我该怎么办？”，他低着头，看也不看我一眼：“你去买张机票就能过去了。”我失望地拖着行李退出来，心里窝火极了。这机票是能证明我不会危害国家的安全，还是能证明我有合法的身份出国？我只要在外面买张机票就可以通过边防检查，然后等我回深圳后再把这张机票退掉把钱拿回来就行了。这不是“逼良为娼”吗？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我走出罗湖口岸，到处寻找卖机票的地方。一直等到快九点，才看到一个卖票亭开了门。我赶快买了一张当日去马尼拉的机票，再拖着箱子冲进口岸大楼。还好，这次一切顺利。我“混”进了香港。

然而等我到达机场取机票时，原计划的航班已经起飞。下一个航班要晚上十点才能到马尼拉，那时已经没有从马尼拉去ILOILO的飞机了。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在香港机场游荡大半天，然后还不得不在马尼拉机场坐上一整夜。这一切，就是因为那张该死的机票！该死的大兵！该死的规定！

等我第二天清早到达开会的地方，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眼睛几乎睁不开了。好在我是明天才发言，否则不知道会不会胡说八道。

等我刚回到深圳，就接到通知，国家局要在大连召开关于建立重点实验室的会议。我立刻又赶往大连。原来国家局计划在全国各口岸检疫局建立十个重点实验室，其中就有水生动物病重点实验室。既然我已经决定去深圳，这个实验室自然也就决定建在深圳了。虽然我还没有接到正式的调令，但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把我当作外人，而是把我看作这个系统的专家。崔处长对我说：“你不要管调令什么时候来，那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就这样开展工作吧，行吗？”我点点头。这有什么不行？越早越好啊，我也希望能早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点成绩出来呀！

调令就慢慢等吧，不是说：好事多磨吗？既然这么多磨，那一定是好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