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病防控的发展方向

一九九三年底，水生所再次分房，我有幸分到新建的十八栋六楼的一套两室半一厅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分到新房子。虽然是在顶楼，但到处是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厕所也铺好了瓷砖。看到其他人还在把房子敲敲打打，大张旗鼓地装修，我觉得简直是多此一举。稍稍打扫了一下，第二天就搬进去了。真舒服啊！

我隔壁对门是小桂和小张他们一家。他们两口子都是武大毕业的，小张还是我们同班同学。原来分配到病毒所，后来去美国进修还没有回来，小桂也准备不久去美国。临走时他找到我：“老江啊，我夫人明年就要回来。她想来水生所和我一起，但如果要来水生所需要有个接收单位。你那里能不能收下她？”我说：“行啊，她如果想来水生所，就来这里吧，这里需要搞病毒的人。”小桂高兴地说：“那就这样定了啊，手续我去办。”

小张九四年九月从美国回来了。而我那时刚好去美国西雅图开会，等我从美国回来才见到她。她原来就有个女儿，后来在美国又生了一个女儿，家里比我们热闹多了。

小张来到病毒组后，就开始认真地查资料，准备开展研究。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发现我们对实验室发展方向的看法不太一样。她完全是摆开在实验室里搞研究的架势，没有到渔场搞鱼病的意思。而我则越来越觉得去渔场的重要，特别对解决鱼病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当然，搞基础研究也是挺不错的。但仅仅是发现几个新病毒，研究几个病毒的特性，写文章可以，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显然在实验室的发展方向上，我们的看法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并没有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还在思考，但能看出来是有差别的。其实，这是一场没有是非的讨论，搞基础研究和搞应用研究都是要人做的。各人的兴趣和特长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存在“对”或者“错”的问题。只是各人认为实验室应当怎样发展，或者“我”想去做什么。

在那个年代，看鱼病完全是凭眼睛和靠经验，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手段来支撑。所谓鱼医，就是站在池塘边上看看，再拿几条鱼来解剖，然后就拍板说这是什么病，要用什么药来治疗。可在给人看病的医院里，医生虽然也是在凭经验观察分析，但毕竟也需要查血、查尿、透视、做心电图之类的检查来确认啊。如果是寄生虫病，看看倒也没问题，而细菌病看不见，种类又多，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如果鱼得了病毒病而没有诊断出来的话，用药其实就是在浪费钱。不仅治不好病，而且对鱼有毒性，影响康复，还污染水环境。

显然，看鱼病要发展，要走向科学化、现代化，建立各种诊断方法是必须的！而这些诊断方法和在实验室里用的那些精确而又准确的方法不一样，它需要的是能迅速的初步诊断，需要快速而且简单。而这，应当属于应用研究，最多属于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它可能发表不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这是在科学院工作的人所需要的。但具体该怎么做，我也说不上来，我还在继续思考。

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世界粮农组织（FAO）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亚太地区水产养殖健康管理专家论证会》，邀请我去做一个专题报告。那时我正带着两个学生在厦门做虾病试验。正好从那里直接飞去吉隆坡。

飞机很晚才到，接我的小车穿过吉隆坡市区，直接到了马来西亚农业大学。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在一起吃早餐。我看到一个比较陌生的，长着一脸大胡子的面孔，就问他：“请问你是哪里来的。”那人一怔：“加拿大啊。”我看着他说：“我以前认识一个从加拿大来的人，叫Arthur先生，你认识他吗？”那人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就是Arthur!”我吃惊地几乎要把叉子掉在桌子上:“不可能的，那个Arthur是个光下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江先生，胡子是可以长出来的。”我很尴尬地说：“嘿嘿，抱歉，我实在是认不出来了。”

一九八八年（左）和一九九五年（右）的Arthur先生

在会上，我做了《在中国传统与创新的水产养殖健康管理》的专题报告，也听到了亚太各国的介绍。这次会议给我很多启发。对鱼病的控制，绝不能从生病后开始。一是要搞好健康养殖，让鱼有比较好的抗病力；另外就是要加强对流通的控制，避免病原随鱼的运输而到处传播，这就是检疫！而检疫和看鱼病一样，也需要有科学的诊断技术。所不同的是：检测技术除了需要快速，还需要灵敏和高通量，这样才能把携带了病原但还没有生病，即外表健康的鱼迅速地找出来。

我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要控制鱼病，或者是进行健康养殖，或者是进行检疫控制，这都需要有好的检测技术来支撑。我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了。

晚上，Rohana找来几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有我一个。他神神秘秘地把我们带到房间里，拿出一个铁盒子，一边打开一边说：“每个人只能有一块啊！”盖子一打开，我几乎要被熏昏过去：原来是一盒剥了皮的榴莲！我连忙捏着鼻子冲了出去：“我弃权！我弃权！”后面传来一阵笑声。

三天后的清晨，天还蒙蒙亮，汽车就把我送往吉隆坡机场。就这样，我算是来过一次马来西亚，但连这里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就走了。然而我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这次很有收获，特别是理顺了我的思路。

记得我刚从德国回来时，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从世界各地引种来很多水生动物，同时也带进来各种病原，导致各种疾病在国内流行。我心里非常着急，就写了一封建议加强对进口水生动物管理和控制的建议信。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事应当归海关管，就在信封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收”，就这样发出去了。半年后，一封发信地址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局”的信送到我手中：“江先生，你写给海关的信被转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负责管理进出口水生动物的部门……。”嘿嘿，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个叫“检疫局”的部门。来信很耐心地告诉我：在出入境时，边防检查是管人的，海关是管货物的，而检疫局则是管活的动植物。信中坦率地承认，我国目前几乎没有能力检疫水生动物。希望能保持联系，得到我的支持。

而在几年后，Ahne教授送给我们一批胎牛血清。由于在报关时需要出具检疫证明，我又一次接触到检疫局。我问他们：“你们打算检疫血清的什么东西？打算怎么检？”检疫局的官员摇摇头说：“我们才成立几年，根本没法检这些东西，只能开箱子看看就放过去算了。”我看着他们没有吭声，但心里想：“病原就是这样带进来的啊！”这次打交道给我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九五年十月九号至十三号，鱼病研究会在长春解放军农牧大学召开第四次鱼病研讨会。我在举持开幕式的同时，做了题为《国际水生动物病害研究动态》的专题报告。这时我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楚了：

以前，人们是靠扩大养殖面积、提高单产来增加产量，而现在病害流行已使这条路走不通。病害已经成为水产养殖能否快速、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人为引种让鱼携带病原到处传播，是造成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人为活动造成的后果只有对其进行制约才能加以控制。这就是检疫的必要性。

检疫控制了疾病的传播，可以保护我国养殖业的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保护人们的健康，也能保护正常的贸易。这就是检疫的重要性。

我开始问自己：我能作什么？我应当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