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美国

早在九三年夏天，我就接到美国鱼病专家Hedrick教授的信，说九四年九月四号到八号在西雅图有一个《国际水产养殖健康学术研讨会》，希望我能参加。当时考虑到中国的虾病流行日益严重，很想看看国际上在虾病毒病方面有些什么研究进展。就以Ahne、Jorgensen和我三个人的名义共同提交了一份墙报《对几种鱼类呼肠孤病毒株的比较和评价》。这次去主要是打算多看多听。

由于是第二次去美国，办理一切手续都是轻车熟路。据说美国大使馆对去过美国的人再次申请签证都比较容易批准，所以很早就办好了各种手续。接着就是买机票。我听说在国外能买到便宜机票，就跟在美国的同学杨志联系，请他帮忙。杨志很快就给我寄来了机票，确实比国内几乎要便宜一半，而且还包括从旧金山到西雅图的来回机票，比上次省事多啦。不过去是坐的从北京直飞旧金山的中国民航，回来却是经台北转机去香港的航班。我想也行啊，即便是路过，也能从天上看一眼台北是个什么模样。

杨志听说我要来美国，托我给他捎带几条蚂蝗来做研究。开始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农村不到处是蚂蝗吗？我下乡插秧时每天腿上都有好多条蚂蝗咬在上面，拍都拍不下来。不料到武汉郊区农村一打听，才发现这些年来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和环境污染，水里早就看不到一条蚂蝗了。好在楼下有个老师正在研究蚂蝗，还养有一些。我去找他要了几条，算是解决了。我这才第一次感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我们人类不是天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吗？只不过蚂蝗更娇嫩一些，人则是在慢性中毒啊！ 

九月一日，我乘飞机到了旧金山。这次杨志早就到机场出口等着我了。他看见我嘘了一口气:“啊，我好担心啊。”我笑他：“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蚂蝗？”他很认真地说：“我怕海关看到你携带蚂蝗把你抓起来。”我吓了一跳：“蚂蝗也不能带？又没毒，又不吃人。”杨志说：“你没看见上面写着：活的动植物都禁止带进来？”我仔细看了看，真有这句话：“唔，那以后不跟你带了。”

那几天，我天天跟着他去实验室。看着他那里那么好的实验条件羡慕不已。杨志说：“别羡慕了，想拿什么东西跟我说，临走时让你扛一箱子回去好吗？”我惊讶地问：“真的？你老板不会说你吗？”他笑笑说：“这里就是我说了算，没关系。”我想了想，在水生所最难做的就是从虾组织中抽提核酸。而用蛋白酶K抽提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但这东西太贵，买不起。就对他说：“能搞点蛋白酶K回去吗？”杨志在实验室里找了一会说：“抱歉，这里没有。我去给你定一瓶吧。”过了一会跑回来说：“伙计，你这鬼玩意好贵啊，比黄金还贵几倍呀！”我失望地看着他：“那怎么办？”他安慰我说：“没事，给你定一克吧，这是最小包装。”啊，一克！我高兴得跳起来。我们每次都只用千分之几克配一小瓶试剂慢慢用，如果有一克能用好久好久啊！

四号那天早上，杨志送我去机场。一切顺利，我中午刚过就到了西雅图。在会场报到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很像Hedrick教授但下巴长满胡子的人正在那里忙着。我走过去，那人看到我来了，挥挥手叫我过来。我拿不定他是不是Hedrick，就小心地问：“请问你就是Hedrick教授吗？”他点点头。我疑惑的再问：“八八年去慕尼黑开会的就是你吗？那时候你好像是个光下巴的人啊。”他摸了一下自己下巴上的胡子，一本正经地说:“哦，那是我儿子。”看到我在发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他把我拉到登记的桌子前面，翻了翻记录，抽出一张卡片说：“江先生，你好像还没有交会务费吧。”我点点头说：“Yes”。他愣住了，拿着卡片的手停在半空中:“交了？还是没交？”糟糕！我猛然想起：对一个说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西方是以事实为根据来决定说“yes”或“no”的，而东方则是以同意对方观点或不同意对方观点来决定说“是”或“不是”的。我连忙摇摇头说：“No”，并对他解释:“我的意思是，没有交。”他看了我好一会，才把手慢慢的放了下来。

西雅图的物价比上次开会的Corvallis要贵很多。他们考虑到我希望住宿尽可能便宜，就把我安排在稍远的一个教会办的旅店。我拿到登记牌，就拖着行李去旅店看房间。等我把一切都安排好，看看时间已经不早，就准备再去开会的地方参加招待会。在过第二条马路时，我看到绿灯一亮，赶快从人行横道线上过去。谁知还没走到一半，只觉得后面一阵风，我本能地把手朝后一挡。正好碰到一辆小车的前面，我立刻被撞得往前一冲，在地下打了一个滚，倒在地上。

原来是一辆小车看到绿灯一亮，就急着左转弯，没有注意到人行横道线上的行人，等发现我时已经刹不住了。幸亏我用手在他的车头上撑了一下，大大的缓冲了那冲击力。我只是被推倒在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费力地爬起来，坐在地上，小车司机惊慌地走下车来。原来是个黑人，穿着整齐的西服，像是个上下班职员的模样。先前街上到处都看不到警察的影子，这时突然就出现了两个警察。他们立刻跑到我们跟前，一个在检查那黑人的证件，另一个到我面前问：“你还好吗？要不要去医院？”我摸了摸身体各个部位，似乎除了痛，没有其它异常，就摆了摆手说：“不用了，好像没有受伤。”那个黑人已经吓得够呛，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我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马路对面。看着那小车被放走了，那两个警察也走了。我很奇怪地到处看，怎么哪里都看不到警察的身影，一旦出了情况，他们立马就出现在你面前，效率真高啊！

走了几步，我觉得腰有些痛，想休息一下，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大楼门前台阶上坐了下来。不到一分钟，那两个警察又出现在我面前，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径直来到我面前，很关心地问我：“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要不要去医院？”我又把全身仔细摸了一遍，觉得确实没有什么被撞坏的部位。实际上那小车也没有撞到我，我只不过是摔了一下。就对他们说：“谢谢，确实不需要。我只是摔了一下，休息一下就会好了。”他们看了看我，又商量了一下，这才离开。

到了晚上，我才感觉身上到处都痛起来。我有点担心：可别撞坏什么地方啊。还好，过了三天就不痛了。

从五号到八号，整整开了四天会。包括大会报告、综述、墙报等一起共有二百八十篇。内容倒不少，遗憾的是关于虾病的报告很少，关于白斑病的更少。只有一个日本关于在病虾切片中观察到杆状病毒并认为可能是新病毒的报道，和一篇台湾的关于白斑病流行的报道但对病原并不清楚。美国的Lightner教授是国际上的虾病权威了。他这次做了一个虾病综述“在养殖对虾中新出现的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其中提到很多虾病毒，也包括白斑病毒，但对它讲得很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报告里特别提到“中国一九九三年对虾减产百分之七十九”。我感到很奇怪，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据？九三年减产是百分之五十九，即便到九四年底统计的数据才是百分之七十五啊。

在中间休息时，我找到Lightner教授：“请问，你怎么知道中国的对虾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九？”他看看我说：“当然有人告诉我。”我摇摇头告诉他：“损失是很严重，但没有这么多。你不认为这和白斑病有关？”他说：“嗯，可能有关系，但主要可能还是环境太差了。”我拿出白斑病毒提纯后的负染电镜照片给他看：“你看，凡是大规模死亡的对虾中都很容易看到这个病毒。”他看着照片，很惊讶地看着我：“你们已经把病毒提纯啦！”。我点点头问：“你知道中国的黄倢先生吗？”他说：“听说过。”我告诉他：“黄倢做的工作比我要详细很多。中国这次对虾减产，环境当然有很大影响，但直接原因无疑是由这个新病毒引起的，这是个毒力很强的病毒。”Lightner教授看着我很久，没有回答。

傍晚，大会组织我们到一个小岛去看印第安人表演。我才发现：Jorgensen教授没来开会。Ahne教授是说过不来开会，而Jorgensen教授可是说好要来的啊。我问了几个来开会的丹麦人，他们告诉我说他病了，并听说病得很严重，但不知道是什么病。我感到非常失望，Jorgensen教授是非常著名的鱼类免疫学家。他曾经开玩笑说：你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他的全名P.E.V.Jorgensen，然后再写上“丹麦”，就一定能送到他手里。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能认识他我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由得有些担心。但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患的是肺癌，三个月后就去世了。

九号，我回到旧金山。由于婶婶早就给我寄来了机票，我随即转机去休斯顿。这次乘的不是直达航班，飞机中途要经停三次才到达休斯顿。沿途上上下下，到最后一段航程前，机舱里只剩下我一个乘客、两个空姐和一个空哥了。飞机起飞前，那个空哥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大声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给你们介绍安全通道和……”顿了一下，很有礼貌地对我说：”先生，可以省略了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已经说过三次了，不用了。”他很有礼貌地朝我鞠了个躬，很高兴地说：“谢谢，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再说一遍。”

这趟“专机”半夜才到达休斯顿，小哥念慈来机场把我接回家。这是第二次来，大家都很随便了。我被安排住在大哥家里。大哥新换了一幢楼房，因为婶婶卖掉了原来的房子，搬来和大哥住在一起了，这样也好照应。

那几天，我每天跟婶婶在一起，她不是带我逛商店，就是去大哥的首饰店里玩。星期天下午，他们听说我会气功，都叫起来：“来教教我们吧！”我摇摇头说：“练功很累的，不信你们来蹲蹲看。”于是教他们把两腿分开后做半蹲的姿势：“看到吗？这叫站桩。每个人这样做十五分钟。”才过三五分钟，他们一个个都坚持不住，累得趴下了。“哎呀，不练了，太累了！”念慈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揉着腿部肌肉。我一边继续蹲着一边看着他们：“看来你们一个个平时太舒服了，这样怎么能练功？算了，你们老说腰痛背痛的，我来给你们按摩一下好吗？”

我先给念慈按摩。按摩完了，念慈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享受地说：“按摩得真舒服啊！”大哥一听，干脆趴在地毯上说：“来，我的背好酸痛，给我按摩一下吧。”我骑在大哥背上，正准备按摩，突然看到他那叫Major的大狗正趴在落地窗玻璃外瞪大眼睛看着我，我连忙站起来去把窗帘拉上。大哥趴在那里说：“不要紧啊，这面窗朝院子，没有人看见的。”我指了指那狗：“要是它看到我骑在你背上按摩，等会开了门会冲进来吃了我。”大哥笑起来：“有这个可能。”

当他们听说我在西雅图被汽车撞了的经历后，大哥大叫起来：“哎呀，这么好的机会给你错过了！”我莫名其妙：“什么机会？”他笑着说：“你可以打官司索赔啊，你要个天价赔偿费，然后对方不同意。你可以打上二十年，然后就可以入美国籍了。哈哈！”我才明白他是在开玩笑。我摇摇头说：“打二十官司年我什么都不干了？打赢了，或者入了美国籍也得不偿失啊！”

 后来，我们一起上街去玩，路上看到医学院的学生在给路人义务测胆固醇。婶婶说：“育林，我们去检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正常。”于是每个人抽了一些血。几天后结果出来了：婶婶的胆固醇偏低，其他人都偏高，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常的。看来这里的生活虽然很好，但不太注意锻炼身体，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啊。

周五一早，家里就响起吸尘器的噪声，原来他们事先约好的墨西哥人来打扫清洁，屋子里一下子就来了几个人在那里忙碌。婶婶说：“今天他们要打扫半天，吵死人了。走，我们去逛商店吧。”我吃惊地问：“家里不要人照看吗？”婶婶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看什么？他们打扫完了就会把门关上把钥匙丢在桌子上，然后自己回家。不用我们操心。”我不由得感叹地说：“真舒服啊，在国内如果请人打扫清洁，本来想出去的都不得不改期留在家里看着才行。怎么敢放手让他们在家里翻来翻去。”婶婶说：“他们哪里敢随便拿东西，以后还要不要混饭吃？如果出了一次事，他们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了。”我想起当年在德国时，有个同事搬家。就是把房间钥匙交给搬家公司，晚上下班就回到新家，一切都已按照要求放好了。怎么在中国就办不到呢，究竟差在什么地方？法制？管理？素质？

晚上看电视时，我发现电视节目多了好几个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少了一些台湾的电视频道，就问婶婶怎么回事。婶婶气呼呼地说：“上半年台湾的电视要提价，我们不干，大家集体投共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来休斯顿，我外出少多了，跟婶婶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很多。她问了很多妈妈去世前的情况，还有爸爸的近况。婶婶得了这么严重的胰腺癌，手术后顽强地活下来，最后居然活了将近二十二年，直到二零一二年底才去世。婶婶信奉天主教，心情也很开朗，这也许就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我跟她很合得来，她也很喜欢跟我聊天。但是有一天，在大姐姐的问题上她跟我激烈地争论起来。

那天不知怎么谈到大姐姐，我才发现她对大姐姐看法很坏。我奇怪地问她：“大姐姐怎么啦？”她很气愤地说：“大姐姐在文革时要和爸爸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我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爸爸在婶婶面前说了大姐姐很多坏话。我就问婶婶：“文革运动时逼得儿女跟父母，妻子跟丈夫划清界限的事情很普遍啊。小姐姐难道没有写信跟爸爸划清界限？我还不是写了大字报，要揭发爸爸的反动行为。爸爸都跟你说了吗？”婶婶惊讶地看着我：“是这样的吗？”我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中国发生的那么多事情，也不知道文革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几句话很难讲清楚的，还是让时间来慢慢解释吧。至少，我的一些话让她有了思考的空间。

一转眼，十天就过去了，我要回旧金山到杨志那再住几天。这次临走时大家都没有那样依依不舍。中国的形势看起来越来越好，我们来美国的机会慢慢多了起来，他们也会有可能去中国走走看看。我对婶婶说：“等你有机会来中国，我一定陪你玩，好吗？”婶婶怀疑地说：“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地说：“能，一定能！”

我又来到杨志家里。

杨志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离斯坦福大学很近的地方，我们休息时骑自行车就能去大学里玩。这屋子比上次那屋子大很多，是个两层的楼房。冯丽敏的父母这时也都来美国了，在家里帮忙照顾两个儿子。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已经三岁多了。如果在国内，应当能比较流利地讲话了。但由于他出生在美国，父母讲普通话，而外公外婆讲的是山东话，在外面却要讲英语，所以对他而言十分混乱。他说起话来也是一些“混合物”。一天，他拉着我的衣服大叫“白car, yellow car!”一边指着沙发下边。那“白”又说的是山东话。搞了半天才明白是白色和黄色的两个小玩具汽车跑到沙发底下去了。唉，好难懂啊！

清早，我抱着小儿子到外面散步。迎面遇见一个牵着小孩子的小姑娘。我随口打了个招呼：“Good morning！”那小姑娘也笑着说：”Good morning！”杨志的小儿子一听，立刻手舞足蹈地大声叫了起来：“Good morning, gradpa!（爷爷早）”我大吃一惊，连忙用手把他的小嘴捂住，小姑娘也吃惊地看着我们。回到家里，我问杨志怎么回事，他苦笑着说：”嘿嘿，这是他外公教的。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单词，也搞不清楚该怎么用，一下子先入为主了。所以只要是打招呼，对谁都是叫Good morning，gradpa。”听到这话，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担心地问杨志：“这样对孩子的语言学习会不会有影响啊？”杨志郁闷地说：“肯定会有些影响。在美国的中国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满怀希望地问：“那他将来会同时说几门语言吗？”他摇摇头说：“我也希望他能这样呀，但一般不会。他长大后跟周围的孩子一起，时间长了，就不愿意说中文，慢慢就很生疏了。不过他们将来如果愿意学习中文，可能会比美国人快一点。”

杨志的大儿子已经上小学了。美国学校里的学习方式可比国内要活泼得多。他生日那天，全班同学每个人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老师把这些五颜六色的贺信装订成一本册子，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看，觉得挺有新意。突然，小家伙拿着书找我：“你能给我讲讲生物链吗？”我吃了一惊：“你们小学就学这个啦？”“嗯”他点点头说：“这是昨天老师讲的，不过我还不太明白。”我一边跟他解释，一边心里想：“人家都说美国的学习比国内要少，要浅，看来不一定啊。可能只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要少些吧？”

我和杨志在斯坦福大学

在杨志那里，我每天跟着他在实验室里，看他做试验，他也帮我做了一些试验。PCR技术那时在美国已经应用得非常广泛了，但在国内只有很少地方开始在试着开展。杨志告诉我：这个技术很有前景，将来一定会得到广泛应用的，所以希望我能尽快掌握它。我们每天都忙到半夜才回家。

杨志为我准备了不少试剂和器材，叫我拿回武汉实验室去用。到临走时已经装满了一个大纸箱，他还在里面放了很多干冰保持低温。我看到他那里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可调移液器，就说：“这玩意好贵啊，质量一般的都要一千多元，质量好些的要两千多元。能不能让我带几把回去？”杨志听到后呵呵地笑我：“你真贪心啊，拿了那么多东西还不满足。”我满不在乎地说：“这算什么，当年八国联军抢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我不过拿了一些回去而已。”他听后想了想，点点头说：“嗯，也有道理，那我给你带两把回去用吧。”

临走前两天，他还带我去超市，给我买了很多开心果：“这是加州的特产，多带些回去给大家尝尝吧。”

九月二十八日，杨志帮我把几个大箱子搬上汽车，准备送我去机场。他担心地看着我说：“我真担心这么几个大箱子你怎么带回家啊。”看到这么大一堆行李，我也有点发怵：“走一步看一步吧，最后总是要把它们弄回家的。”

到了旧金山机场里的中华航空办票台，我才发现到达台北后距去香港的航班起飞时间只有三十五分钟。我吃惊地问他们公司的服务员：“来得及吗？我还有托运的行李啊。我是回大陆的，要是行李不能一起转机那可就完蛋了!”那人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吧，我们还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位乘客的行李。请相信我们的办事效率。”

飞机从旧金山到台北，不停的飞了十几个小时。这飞机比我来时坐的波音七四七小多了。我从舷窗朝外看着那不停颤抖着的翅膀，真怕它不能坚持飞到目的地。还好，一路上有惊无险。飞机一降落，大家立刻紧张起来，原来不少人都是要转机去香港的。一出舱门，只见沿途都有机场的服务人员站在那里，举着指示牌，根本不用问路，很快就到了去香港航班的登机口。大家坐上飞机，不由得感叹道：“这服务真周到啊！如果不是这样，难免要误机呀。”

但到了香港后就没有那么顺了。由于已是晚上九点多，刚下飞机我们就被告知：由于罗湖口岸十点关闸，我们不可能在那之前到达那里。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在机场过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些要回大陆的人只好叹口气，坐在机场候机楼里边聊天边混时间。大家憧憬着将来香港回归后是不是会把关口撤销，至少要能二十四小时通关。我则还在担心明天是否能买到去武汉的机票，火车票肯定是没有指望了。

好容易熬到天亮。我忍住疲倦赶往深圳机场，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由于已经是三十号了，很多人要赶回家过国庆，补票窗口前挤满了人。我冒着那几个箱子被人偷走的危险，只身挤进人堆里抢到一张回武汉的机票，一颗紧张的心才放了下来。

终于回到家了。我摸摸在西雅图被撞痛的腰，揉揉困得快睁不开的眼睛。啊，怎么每次去美国，都是这样曲折啊？下一次去美国会顺利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