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人团聚

飞机从旧金山向休斯顿飞去，广播说要飞四个小时。而我毫无睡意，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农田上，洒水机械在地上画出一个个美丽的圆形。心里在想：谁会在机场上接我？见面时，我应当说什么？是该握手，还是该鞠躬？他们会问我什么问题？……。

下午五点左右，飞机到了休斯顿。我取出箱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机场。一出大门，就看到念慈和他的爱人以慧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高兴地走过去，念慈拉着我的手说：“育林，不容易啊，终于有机会来美国了！来，我跟你介绍一下。”他把我带到一个很瘦的老年妇女面前：“这就是婶婶。”我有点紧张，就给她鞠了一个躬：“婶婶好！”抬起头一看，她朝我伸出手来：“育林啊，欢迎你来这里。”我就又拉住她的手用力握了一下。

念慈接着跟我一一介绍：“这是琳琳姐姐，老大。这是姐夫，姓童。”“这是大哥，老二。这是大嫂，姓谭，叫元爱。”我吃了一惊：他们全家都到机场来迎接我！我一一跟他们握手。

我们分几辆车回家，我跟婶婶、大哥和姐夫坐一辆车。在路上，当他们问完爸爸妈妈的近况后，姐夫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育林，你说六四那时候不开枪行不行？如果行，该怎么才能解决？”嘿嘿，怎么跟我在山西渔场跟小冯讨论的题目一样。我问他们：“你们说是该开枪还是不该开枪？”姐夫说：“就是说不清楚啊。有的说不能开枪，有的说不开枪解决不了问题。争论很大呀！”我笑笑说：“你们对大陆的情况还是挺关心的啊。”大哥边开车边插嘴道：“我们这里华人多得很，报纸消息也很灵通。我看比你们知道的不会少。”我点点头：“这个我相信，我在德国时就比国内的人知道的多很多。”婶婶不由得笑了起来：“看来你们的共同语言挺多的嘛！”

回到家里，我看到婶婶和以慧不停地揉手，奇怪地问：“你们手怎么啦？”婶婶苦笑说：“你跟我们握手太用劲啦，把我们都捏痛了。”元爱也叫起来：“是啊，是啊，我幸亏肉多，也觉得好痛啊！”我分辩道：“我并没有太用力握呀。”

大家在客厅里都围坐在一起，看着我。我打开箱子，拿出用彩纸包好的钱袋，分别给念慈，琳琳姐姐和大哥各一个。我不好意思地说：“呵呵，抱歉，我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就一家送了一个。”婶婶哈哈笑着说：“没关系，没有那么多礼节。”这时以慧和琳琳姐姐已经打开了纸包，把钱包挎在身上，高兴地说：“啊，真好看！”元爱羡慕极了。我看她这样，笑着对大哥说：“你打开看看啊，都是一样的。”元爱高兴地跳起来:“呀，我也有一个！”我拿出第四个钱包，左右看看。婶婶说：“看什么看？我只生了三个，没有了。”我忍不住笑了，说：“那这个就给你吧。”接着我又拿出一个小筐子递给婶婶：“这是一筐皮蛋，你来分吧。”婶婶接过来看看：“这是好东西，我要自己吃。先把它收起来。”大哥马上叫了起来：“这皮蛋要大家分着吃啊！”婶婶没有办法，只好说：“一家先给两个，其余的我自己留着。可以吧？”

夜深了，婶婶把我带到二楼的客房。我看看床上又厚又柔软的席梦思，又看看地上铺的地毯，觉得还是睡在地上对腰比较好些。感觉到只盖毛巾被有点冷。就去找婶婶:“你那里有没有什么盖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冷。”婶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你不会把空调温度打高一点？”我才恍然大悟：“这是空调在制冷啊。我还以为天气就是这样呀。”婶婶说：“哪里，现在休斯顿气温有四十度了，跟武汉一样。不开空调要热死。”

我刚躺下，婶婶就来敲门：“育林，你睡觉了吗？我睡不着，想和你聊天。”我一看是半夜十二点，国内快到中午了。反正我也睡不着。就爬起来到婶婶房间里跟婶婶聊起来。

婶婶一开头就对我说：“育林啊，我们知道你爸爸喜欢小林，不喜欢你。不过我们大家都认为他这样是不对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这事都传到美国来啦？但是我不好怎么说，只有默默地听她讲话。

婶婶看着我，认真地问道：“育林，叔叔开飞机的事对你们几个的前途有影响吗？”我马上明白了：爸爸妈妈肯定什么也没告诉他们。怎么可能没影响呢？爸爸妈妈可以瞒着我们，能瞒得过单位吗？以小姐姐的成绩看，她肯定是因为政审才没有考上大学的。在新疆就有人贴她的大字报，说她的叔叔在台湾，她们单位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马上摇摇头说：“没有啊，别人都不知道这事。”婶婶舒了一口气。我真希望她能相信我的话，不要为此有沉重的思想负担。

她给我详细说了她患胰腺癌动手术的经过。原来她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后，医生都说在手术台上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十，今后存活的机率不到百分之四。大家都以为婶婶活不长了，甚至连棺材都选好了。没有想到她不仅从手术台上平安地下来了，居然后来还活了二十一年，连休斯顿癌症中心的医生都直呼“奇迹！”。反倒是叔叔突然患了癌症，而且发展得很快很急，几个月就去世了。叫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婶婶给我看她的刀口。天哪，几乎围着腰部开了四分之三的口子。我指着刀口说：“你这再多开一点，人不就开成两截了？”

给婶婶最大打击的不是癌症，而是叔叔的去世。那几天，她经常触景生情，看到什么就哭了起来。一天早上，大哥实在没辙了，跑过来说：“育林，你去说说，看你行不行。”

我来到婶婶的房间，看到她正看着叔叔的照片在哭。我就对她说：“婶婶，你不能这样天天哭呀，应当高高兴兴地生活才对。要不然有一天你也上天了，叔叔问你：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如果你告诉他，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天天在哭，叔叔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的。你说对不对？”没想到婶婶真的就不哭了。大哥也松了一口气。

婶婶后来给我讲了很多叔叔抗战时的事情。那时美国飞机的性能比不上日本飞机，每天飞机飞上天空，很难全部回来。大家就端个小板凳坐在机场，一架一架地数着回来的飞机。如果少了几架，每个人都在担心是谁没有回来。叔叔有两次被击落，幸好没有受伤，赶快脱掉衣服再跑回来。

婶婶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叔叔就不再服役了。到美国后为了搞到美国护照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刚办好，美国当局就查到了当年叔叔在飞虎队的记录。告诉他：“根据美国的法律，凡是参加了美国军队服务一年以上的人，包括他十八岁以下的子女都是当然的美国公民。”叔叔听了苦笑：“早知道这样，也不用这么费劲了啊！”

叔叔在飞虎队时的照片（左，第一排中间，右，右起第四人）

八月十四日晚上，婶婶和大哥带上我：“来，育林，今天带你去吃饭。”我们到了一个大饭店，里面已经摆了好多酒桌，里面坐的全都是中国人。原来今天是台湾的“八一四空军节”，凡是住在休斯顿原来也当过空军的人都会带家属在这里聚会，所以就跟大哥一起来了。大家看到婶婶，都很尊敬地站起来跟她打招呼。我们到一个桌子跟前，婶婶跟一个很干瘪的瘦老头说：“这是我的侄儿子。”老头很热情地对我说：“啊，坐，坐！”婶婶又补了一句：“从大陆来的。”那人一愣，看了看我说：“吃菜，吃菜！”我们坐下后，这老头自我介绍：“我们都是你叔叔的学生。” 婶婶又加上一句：“他退休前是台湾的空军总司令。”我吃了一惊，呆呆地看着他。老头哼了一声：“怎么，看我不像？”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是，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点也不像空军司令。” 他很失落地叹了口气：“唉，我年轻时也很帅的呀！那里像现在这个样子。”

几天后的一个清早，我还在睡觉。大哥把门敲了两下，推开门。看到床上没人，奇怪的四下寻找，我大声说：“在地下！”他这才发现我躺在地毯上睡觉。惊讶地问：“你怎么睡在这里？”我告诉他因为腰疼差一点就来不了的事。为了保险，在美国我就没在床上睡过觉。大哥说：“这样啊。今天我们去叔叔的墓地，可以吗？”我连忙跳了起来。

吃了早饭，大哥和婶婶带着我前往墓地。经过一个花店时，我叫大哥停车。我坚持要买一束黄菊花。大哥说：“我们买就行了。”我摇摇头说：“不行，这是代表国内的亲戚，要自己买才行。”婶婶说：“你让育林买吧。”

美国的墓地跟德国的墓地一样，布置得很漂亮。到处是绿草地，碑平躺在地上，四周放着鲜花。我们默默地站在叔叔的墓前。过了一会，婶婶低声地说：“汉荫啊，育林来看你了，他代表在大陆的亲人来看你了。”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早三个月来该多好！我低着头轻轻地说：“对不起，来晚了。”婶婶听到我这样说，抬起头看着我：“你能够来，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临走前。我站在墓前鞠了三个躬，大声说：“叔叔是个英雄！”大哥听到这话，站住了。他回过头来问我：“你真的这样认为？”我点点头说：“当然！我觉得叔叔就是个英雄！”

大哥、琳琳姐姐、婶婶、我、姐夫                          我和念慈

在休斯顿期间。他们轮流带我出去玩。第一天是琳琳姐姐带我去NASA航天中心，看到各种火箭和指挥中心。第二天是念慈带我去卡特靶场用卡宾枪打靶。他看到我的靶纸上弹着点在一团，惊讶地说：“嘿嘿，大陆的民兵是厉害啊！”第三天大哥带我去他经营的首饰店。第四天婶婶带我逛大超市……。休息的时候，我就做包子给大家吃。

在交谈中我慢慢知道了他们的情况。他们先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琳琳姐姐最先来美国定居下来，所以她最美国化。然后是叔叔婶婶来美国，先在纽约开了个小卖部卖酒，不料被黑人抢过一次，就不敢开了。念慈先在法国读博士，后来到美国打工，率先到休斯顿探路，经过打拼立足了，再把他们一家一家的带过来。大哥是最后来美国的，开了一家首饰店，在社区里口碑很好，当然也赚了不少钱。是他们家的“财主”。大哥家里养了一条大狼狗，好像比我还重。非常聪明，自认为地位在大哥大嫂之下，在他们的儿子之上。看到他儿子过来跟父母亲热时会吃醋，要把他赶到自己房间里去。我问大哥：“它叫什么名字？”大哥告诉我:“叫Major（少校）”我不禁笑起来：“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啊？”大哥满不在乎地说：“我退伍之前是少校啊，我退了，把军衔转让给它。哈哈。”

他们几家都住的很近。我来后，大家天天聚在一起，热闹非凡。一天，大哥突发奇想：“我们都来唱国歌，看谁唱的好。” 结果我发现：台湾的“国歌”和党歌是同一首歌。婶婶最得意了，因为她听说大陆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她也会唱。所以她是唯一会唱两边国歌的人。

他们也讲到由于大陆和台湾隔离几十年后的一些笑话。一次他们接待大陆来的客人吃早餐，可能是不习惯西餐吧，他们吃得很少。叔叔就关心的问：“共匪在大陆给你们吃什么？”婶婶一听就偷偷踢了他一脚。叔叔还奇怪地问：“怎么啦，不能问吗？”大陆那边的客人也忍不住笑了：“没关系，我们也平时叫你们蒋匪的。”听到这些，我真的忍不住笑了起来。有了这些笑话，后来我在泰国见到一些台湾同胞说话就很淡定了。他们一提及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就说:“大陆沦陷以后……”其他的大陆人感到怪怪的。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大惊小怪，这些在他们的头脑里已经是根深蒂固，张口就说出来的。

一天，念慈问我：“你想看什么录像吗？”我马上说：“我想看六四事件的录像带。”他又问“关于六四的录像带有美国、加拿大、台湾和香港的。你想看哪里的？”我说：“把所有关于六四事件的录像带都搞来看看吧。我要看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录像带拿来后，我坐在家里，整整看了一天。有时还打到暂停，仔细观看细节。我想看看那些地方是否真是在北京，想知道那几天在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一天，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从木樨地到西单之间的长安街上，当兵的全副武装如打仗一样向东冲锋。手里端着枪，势不可挡。地上到处是躺着的人，脸朝下的有些可能还活着，而脸朝上的无疑都已经死掉了。在镜头上，我看到了木樨地，看到了工会大楼，看到了西单……。至少在那些录像带里，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武装抵抗的迹象，只看到有个学生站住一排坦克面前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在天安门广场开枪的录像，不知道解放军报上面描写的用枪打掉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的“英雄事迹”是不是真的。

哥哥姐姐们没有打扰我，让我安安静静地看。第二天才来问我：“你觉得这是在北京吗？”我点点头。他们又问：“这是真的吧？”我看着他们：“你们说呢？”

临走前一天，婶婶依依不舍地看着我：“育林，你想不想移民来美国？”大哥也大声说：“我们是堂兄弟，在移民优先中很占便宜啊！仅次于夫妻、子女和父母。要移民很容易的。” 我摇摇头说：“美国是年轻人打拼的地方。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来了难得站住脚。算了吧。”婶婶听后叹了口气。她拿出一块手表：“这个送给你行吗？”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八一四空军节”和“空军司令部”的字样，还有个国民党的党徽。我摇摇头，把手表还给她：“算了，还是少惹些麻烦事吧。”

一转眼，我要回旧金山了。临走前，婶婶满眼泪水：“育林，这辈子还能见面吗？”我心里也很难受，但还是安慰她：“应当会的。中国已经开始变了，以后会越来越松，说不定你以后还能来中国呢。”

大哥和念慈把我一直送到候机室，在那里坐了好久，但都没有很多话。四十多年没有见面，有些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就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上飞机，朝我挥手告别。

飞机在休斯敦上空盘旋了半圈，向西北方向飞去。我从舷窗向下看去，那里有我的叔叔婶婶一家，有我的大哥、念慈和琳琳姐姐。虽然四十多年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