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行

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亚洲华人生物学会要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所以放在香港，显然是希望能有尽可能多的大陆学者参加。虽然香港尚未回归，但毕竟去香港比出国还是要容易些，花费也要少很多。

接到通知，我们都有些心动。说老实话，我对这个会并不感兴趣。据说有好几百人参加，这么大的一个会，得分成好几个会场同时举行，要真正交流很困难。只能先认识一些学者，会后再慢慢交流。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去香港看看的机会。所以就提交了两份论文摘要，作为墙报交流。很快，大会秘书处就通知我：文章已被接受。希望我能去开会。

然而，刚过“六四事件”，出去谈何容易。那时候上面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利用出国的机会不回来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时候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对中国进行制裁。只要出去的人说是政治避难，不管真的假的，一般都能留下来。有些在国内屁事都没有的人，到了国外也说受到迫害，要求混个政治避难，也能在国外留下来。所以那时候申请到大陆以外的地方去开会，审查会非常严格。

还好，审查终于通过了。等办好护照发下来后，叫人看了百思不得其解：给我办的不是以前那种深棕色的因公普通护照，而是一本绿色的公务护照。而且这本护照上特别注明：仅能使用一次！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持有公务护照的人在国外不能到处乱跑，但如果有谁不想回来，一出了国门就申请避难，什么护照都失去了意义，能挡得住吗？

水生所二室是搞遗传育种的，那时经常要派人去中山县搞转基因鱼的试验。他们室的小谢是李燕的爱人，跟我们都很熟。听说我要去香港，热情地说：“我们正要出差去中山。要不你跟我们先去中山看看，再从那边去香港，好吗？”我看看地图。中山就在珠海隔壁，从珠海到深圳的蛇口就只隔着一个珠江口，坐船能很快过去。然后从蛇口坐汽车去罗湖，再从那里过关进香港。其实也挺方便的。于是。我们一起坐飞机到了广州，那边再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山。

二十三号，他们把我从中山送到珠海，然后从珠海码头乘船去蛇口。一路上倒挺顺利。我在蛇口码头找了一辆去罗湖口岸的大巴。车从蛇口码头开出不久，就走上了一条非常颠簸的碎石子路。

原来，虽然一九八零年在紧邻香港的北部就划出了狭长的一大块作为深圳特区，但在头十年仅仅发展了蛇口工业区和罗湖商业区两片，其余的地方仍然是一片荒凉。在罗湖和蛇口之间只有一条碎石子铺的公路连接。大巴在路上摇摇晃晃地缓慢行走，车上的人一个个被摇得昏昏欲睡。

突然，从半路上来个一看就是个走江湖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两支红蓝铅笔和裹在上面的百元大钞，一边搓来搓去，一边对车上的人吆喝：“看哪，猜猜，是红的还是蓝的？”原来这是个赌博佬。他把两支铅笔夹在钞票中转，然后叫人猜哪一边是蓝色笔。你下多少注，赢了就给你多少，输了那钱就归他。大多数人都在冷眼旁观，但也有几个人在那里用小钱试试，没有一个赢的。这时有个打工模样的人拿出一千元下注，一转眼就输掉了。小伙子急了:“我不相信连这也看不出来！”又拿出一叠钞票：“来，一万元！”结果不到半分钟又输了。小伙子气得直喘粗气，那人还在刺激他:“你没本事就不要来猜嘛。”小伙子被激怒了。从书包里拿出比砖头还要大一点的一包钱：“来，我就不相信赢不了！”这时车上的人才开始议论起来：“不得了，要出事的。”“小伙子要是输了要死人的啊！”大家都死死地盯着那人的手，才发现他在搞鬼。不论你猜到什么，他都会再动一下，叫你始终猜错。大家都叫了起来：“人家猜对了啊！”“你在搞鬼呀。不能动！”在大家的目光之下，他不得不把手松开，当然是小伙子赢了。小伙子高兴得跳起来，不但拿回自己所有的钱，还把那人的口袋几乎掏个精光。那人大声哀求司机：“快停车啊，我要下车！”趁着大巴一停，连滚带爬地下了车，在口袋里只留下一点点还没被掏完的钱。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奇怪地问旁边的人：“这里赌博没有人管吗？”那人用不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这算什么赌博？洒洒水哪（即小意思）啦！”我不禁目瞪口呆：这就是特区？这也算是走在时代前面？ 

大巴慢吞吞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罗湖。在那里我意外地碰到了武汉病毒所的蔡所长和柯丽华教授，于是跟他们一起过关去香港。坐上香港地铁后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离深圳很近，进入香港后坐地铁只五站路就到了。而从中文大学到香港最热闹的地方尖沙咀都还有十站地，要跨海去对面的港岛就更远啦，不觉得有点遗憾。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一九六三年才成立，但现在已在世界上颇有名气。整个大学就坐落在山上，楼房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看起来很舒服。晚饭后，我们出去散步。刚出门就遇见迎面开过来的汽车，都被吓了一跳。这才想起香港的交通规则是“靠左行走”，跟大陆相反。我们都感到很不习惯。

这个研讨会来的人确实太多，分成八、九个会场。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由谁发言都规定死了，如果谁没来，那段时间就不得不休会等着。如果谁拖延了时间，从别的会场来听的人就可能扑空。所以没法认真听。好在我的论文是以墙报形式发布的，只要求在某个时间段必须站在那里候着，看看是否有人提问，其它时间就不管了，所以还能到处走动。

一天在餐厅吃中饭的时候，有个台湾来的老教授坐在我对面，和我边吃边谈，不知怎么就跟我聊起了文化大革命：“你们大陆刚开始搞运动的时候，国民党的报纸天天报道那些斗走资派、武斗的事情”老教授告诉我说“不过大家都不相信，怎么可能会这样！因为国民党造共产党谣的事情太多了，大家都认为一定是胡说八道，报纸怎么解释都没有人相信是真的。后来时间长了，有人从国外带回来消息，我们才相信这是真的。你说，共产党怎么会自己整自己呢？”我苦笑道：“谁说的？还不是整党外的。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一样挨整，一样赶到农村去劳改六、七年。”“哦，这样。”他又问我：“那出身好的到哪里去了呢？”我告诉他：“也是下乡去了。”他放下手中的勺子，疑惑地看着我：“那你说，大约有百分之几的人留在学校里没有下乡呢？”我笑了笑：“没有，百分之百的学生都下乡了。”那个台湾教授不相信地摇摇头：“这不可能，总会有些他认为最可靠的，忠于他的嫡系会留下来吧？”我告诉他：“真的没有，连大学都不办了。哪里能上大学呢？” 他再三追问:“真的一个学生也没有留下吗？”我肯定地说：“确实一个也没有留下!”他再次放下勺子，拿起盘子里的鸡腿，狠狠地咬了一口，慢慢地在那里品味。不知道是在品味我说的话，还是在品味那只鸡腿。过了好一会，他才叹了一口气，慢慢的说了一句：“嘿，你们那个毛啊，怎么会有这样stupid ideal（愚笨的主意）？”我忍不住笑起来。你们有谁能告诉我，在那个年代怎么会有这么个馊主意吗？

最后一天晚上是宴会。只有在这个时间，大家才能一一见面，我才发现居然付向东的同事和武亚明的老师也在这里。我们都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从他们那里也听到了一些老同学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学

我们几个从武汉来的人在会议期间抽时间到香港闹市区走了一次，但印象都不是太好。拥挤而略显狭窄的街道，马路上高架桥使人无法远望，满街的粤语如同到了外国，靠街的墙上突出地挂满的各种广告牌令人感到堵得慌……。唯一叫人羡慕的是：那里的进口东西便宜，且什么都有。

会议结束后，我们又一次通过罗湖桥，从香港回到深圳。我们沿着正对着罗湖口岸的那条路一直朝北走。沿路车辆很少，感到挺冷清的。高架桥下的桥洞里尽是卖衣服、袜子和折叠伞之类小商品的摊贩。据说这条路是上海的城市设计院设计的，还说保证到二十一世纪都不会过时。很可惜，当我六年后举家搬来深圳时，这条道就已经拥挤不堪，成为深圳市最堵车的一条路。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来到深南大道的上海宾馆附近，找了一个五层楼的旅店住了一晚。那一带当时还比较荒凉，路上车很少，高楼大厦也就是一个上海宾馆，所以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一般。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当我于九三年再次来到深圳时，不禁大吃一惊：深圳市几乎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成了一个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城市，上海宾馆一带成了最繁华的路段之一。它让我深深地领教了，什么是“深圳速度”！这也是令我动心，最后选择了全家前往深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