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主任的工作真多啊

当了室主任后才发现，乱七八糟的事情还真挺多。至少每天签字都有不少。什么报销的，请假的……。我常常感到奇怪：我又不是神仙，怎么搞得清楚哪些该签哪些又不该签？那些职能部门是干什么的？所以凡是找我签字的，我几乎一律签“同意”。同事们都笑我是“只要别人不嫌我做得少，我决不嫌别人做得多”。嘿嘿，起码觉得我特别好说话吧。

陈老师说自己工作多年，吵着要一个人单独一间办公室。给了她一间办公室后，又来找我，说每天早上没人给她打开水。我哭笑不得：这种事情也来找我？我对她说：“你要一个人用一个办公室，肯定就没人给你打开水，我不可能替你请一个打开水的工人做你的服务员，也没有哪个人会每天为你把水送到你的办公室去，除非有个人跟你坐在一个房间里。所以，要么你自己打开水，要么我派个人和你共用一个办公室。你自己决定吧。”可能她想想自己一年有十一个月不上班，找个人到她办公室里坐着实在不划算，也就不再说了。 

小刘快毕业了。倪先生想把他留在水生所，那无疑就是留在病毒组了。我很不喜欢这个学生，一方面是觉得他做人很不地道，另外做学问也不怎么样。写的毕业论文水平太差，大家看在倪先生的面子上也没有说什么，让他毕业了。但如果留下来可不是件好事，如果来了一个很差的科研人员，那才叫人烦心呐！

我再三表态，不愿意接受他。这个年轻人对人缘关系非常精通，他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只是一味地跟倪先生说要来水生所。老先生也不是很了解情况，就再三跟人事处打电话，说一定要把他的学生安排在水生所。搞得人事处的李老师夹在倪先生和我之间很难办，感到头疼极了。

李老师几次找到我说：“倪先生发脾气了。我是他的学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哪？我简直是顶不住啊！”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我也感到很抱歉。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啊。我要是不把刘志东挡在外面，将来麻烦事多着呢。我坚决地拒绝了：“是我当室主任还是倪先生当室主任？如果你硬要把他塞进来，那我就辞去室主任不干，那时你们随便要谁进来都不关我的事了。行吗？”

看到我如此坚决地拒绝，人事处终于让步了。小刘在外面找到了工作，我也松了一口气。

哎，这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啊。不知道倪先生会怎么想？懒得去琢磨啦！

五月初，泰国的Tonguthai来信。说上次她跟NACA的Phillips 去无锡访问时就想来武汉看看，但没有来成。这次她又要来中国，想来水生所看看。

这可是我分管的的范围，我赶快给她回信邀请她来水生所。很快，Tonguthai就来到武汉，还随身带来一个年轻人，她介绍说是自己的孩子，顺便来中国旅游。

那天上午，我带着他到各个实验室参观。从楼上跑到楼下，她一边看一边点头，看样子非常满意。

到吃中饭时，陈副所长请她吃饭，我也一起陪着。陈老师问她：“你对我们水生所有什么印象吗？”这本来是一句礼节性的问话。不料Tonguthai想了一下，居然说：“我觉得，无锡淡水中心是供人参观的，而你们水生所是干实事的。”陈老师感到非常惊讶：“你只在这里看了半天，怎么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呢？”

他对陈老师说：“你看啊，当我在无锡，我想看什么地方，都要先向他们提出，他们要准备一两天才能把我带去看。我去他们实验室的时候，看到他们实验室都是干干净净的，仪器都用布罩起来，打开看看都是崭新的。看来没有做什么事，只是供人参观而已。而我来水生所后，我想看什么地方，江先生扭头就把我带去看。他把我丢到那里，让我看够了再来接我继续参观其它地方。我看到你们每个实验室里仪器都在不停地运转，仪器也很旧了，每个人都很忙。这说明你们都在做事啊。”

陈老师听后叹了口气：“哎，这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

下午，我和所长助理吴建中带着她们两个去黄鹤楼游览。看到上面写着：“门票，国内每人两元，外宾八元”吴建中说：“反正他们也分不清泰国人和中国人，就买国内的票好了。”我对Tonguthai说：“你不要说话，好吗？”他们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声不吭地跟着我们进了黄鹤楼。后来她才告诉我，她丈夫是中国人，她也认识几个中国字，但很少，也不会讲中国话。原来是这样，难怪她好像什么都明白。

五月，北京的学生运动已经影响到全国各大城市。武汉也开始有学生游行，长江大桥一带非常热闹。Tonguthai和她儿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很郁闷，也不想跟她们详细解释。我们几个人就站在黄鹤楼顶层，呆呆地看着下面。

但到五月底，NACA的另外一个官员，加拿大的Arthur来到水生所时，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两天，Arthur正在跟鱼病室的人谈合作项目，突然传来上海学生闹事的新闻。那里在烧汽车，交通也断了。北京也开始有大量士兵携带武器进入城内，形势陡然变得非常紧张。按照Arthur的行程安排，他还要去上海几天，然后才从香港回去。看到这个形势，我极力劝说他不要去上海，建议他立即离开大陆去香港。Arthur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

临走那天，武昌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整个地区一片混乱。警察开始出动，各处的道路都被卡断了。鱼病室的伍惠生老师看到这个形势，站出来说：“让我来送他去机场吧！”午饭后，我们几个坐一辆小车前往南湖机场。沿路不是被游行队伍堵塞，就是被警察封锁，根本无法通行。伍老师这时拿出省政协的证件，对警察说：“我是省政协的委员，这里有外宾要去机场，请协助我们。”这样，在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到处弯来弯去，好容易在飞机起飞前到达机场，把Arthur护送上了飞机。他刚到香港几天，“六四事件”就发生了。好险啊！事后，Arthur还特地从加拿大来信，感谢我们的帮助。

嘿嘿，我这要管的杂事还真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