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什么？—— 艰难的选择

刚回来几天，二室的朱作言老师就找到我：“你知不知道八六三计划？”我摇摇头：“八六三计划？这是什么计划？”

朱老师告诉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世界开始了新技术革命，各国都把发展高科技作为进入新世纪的决定性因素。美国、西欧、苏联、日本等国都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制定了发展目标。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该月立即做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并于十一月启动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是仅集中在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领域等一些有限领域进行的基础研究，简称“八六三计划”。目标是试图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同时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奠定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并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经济效益。

朱老师告诉我，国家在这个研究项目投入了很多资金，是高强度的支持。目标比较尖端，当然要求很高。其中生物技术领域里有个专题是“优质、高产、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主题”。我们可以参加其中关于鱼的优质高产抗逆品种的研究，我可以做其中抗草鱼出血病的抗病品种的子课题。

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心花怒放。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刚回来，就能参加这样大的科研攻关项目，真是太好了。我连忙跟朱老师表态：“没问题，我一定参加，努力做好这个研究项目。”

然而，朱老师似乎不是这个意思。他又找我谈了几次，多次提到某某研究所里哪个年轻人主持了这个项目，某某研究所的又是哪个年轻人挑起了科研的重担。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我:“我们很希望年轻人能够脱颖而出，勇挑重担，为科研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呀！”

我明白朱老师的意思了：他不仅仅是希望我能参加这个课题，更希望我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组织这个课题的担子。这个事情确实比较诱人，但是要我去挑这个担子，我却犹豫了。我看着朱老师，摇摇头说:“要我挑担子组织这个课题？我现在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实验室里没有人做事，我带回来的细胞没有人传，万一搞丢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呀！”朱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传细胞这么具体的事情还要你自己来做吗？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是先去组织大项目，还是先搞实验室的建设特别是细胞的保养？我应当先做什么？这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从朱老师那里出来，我来到病毒实验室，站在那里四下看看。里面需要改造和调整的东西太多，要建立一个正规的、能正常运转的病毒实验室，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改造。而现在除了我，没有人会做。我带回来的细胞需要维持，一旦搞丢了，病毒研究根本就无法进行。就好比一个军队没有武器，那还打什么仗？而现在能维持并应用这么多种不同细胞的，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人。我还急需培养一个能做细胞工作的人出来。如果我去组织甚至牵头这个八六三子课题的工作，无疑就没有足够精力来管这个病毒实验室。这里的研究工作怎么办？一旦细胞搞丢了，病毒研究就是一句空话，投入再多的经费也没有意义。

生命科学，特别是病毒学研究，是一个以技术促进发展的实验科学。我听说过“理论力学”和“理论物理学”，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有“理论生物学”或者“理论病毒学”。生物学，特别是病毒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和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密切相关。这些年来，鱼类病毒学在国内进展很慢，没有足够的细胞，没有足够使用细胞的经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的水产养殖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一定会有各种病毒病在那里流行，关键是需要一个有力的手段来打开这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一旦打开，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在等待着我们！

我把这两个不同的决定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如果我丢开实验室不管而去组织或领导这个子项目的进行，显然我的名声会大增，在国内的知名度也会提高，头顶上会有光环，感觉也会很好。但如果因此失掉了病毒学研究的基础，一个不能做事也不能持续发展的实验室没有任何前途。一年两年或许还能混过去，三年四年后，由于不能出成果，头上的光环将会消失，最后将一事无成。反过来，如果我集中精力搞好病毒实验室的建设，使之能开展鱼类病毒病的研究，虽然仅仅是参加了这个项目，甚至更坏，连这个项目也参加不了，就凭我这个实验室的实力和从德国学回来的技术，在中国水产病害研究这个空白高地上一定有施展我才能的足够空间。根本不用担心没有事情可做，也不用担心没有成果出来。

虽然就局外人看来，因为一些技术上的具体问题而放弃如此大项目的介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

经过艰难的选择，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参加八六三项目，不参与组织工作。建立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实验室才是我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好吧，既然决心下了，就抓紧搞实验室的建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