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山西看鱼病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到了。春天是虹鳟鱼卵孵化出苗的季节，也是IPN的流行高峰。通常这时候鱼苗的死亡率会很高，三个月后死亡率会直线下降，基本上就很少死鱼了。因此，我打算四月初去一趟山西的虹鳟渔场，想测试一下我自己制备的ELISA试剂盒效果究竟如何，能否在实践应用中起到一些作用。不过，我一个人去会忙不过来。我想来想去，决定带去年才分来的于平跟我一起去山西。

于平是去年秋天从武大病毒系毕业的硕士生。当时听说他要分配到我的实验室来，在他毕业答辩时我特地赶去听了一下。他研究生期间主要是做蛋白质电泳的，学术水平确实不错。来后，刚开始很不适应。天天没做事，就在实验室里转来转去。我说：“你找事情做啊！”他吞吞吐吐地说：“有没有要跑蛋白电泳的事情叫我来做？我对这最擅长了。”我不禁笑起来：“怎么可能光叫你做蛋白电泳呢？如果这样分工，我这个实验室得安排多少人才行啊？一个人什么都要学着做呀。”他红着脸说：“我对其它技术都不是很熟。”我叹了口气。中国的教育怎么是这样？书读的越多，知识面越窄。现在就只能做蛋白电泳了，那如果博士毕业，跑个电泳岂不是都要几个人才能把它做完？那不简直就成了操作工了？这种博士又有什么用呢？

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到实践中必须学会做多面手，只不过对某个方面有专长而已，而不是只能做某件事，否则将一事无成。”于平也明白这个道理，点点头。

于平脑瓜子很灵活，学东西也很快。我叫他先把免疫学技术好好研究一下。很快，他就能做ELISA了，所以我才打算把他带去。我给他开了一个清单：“你准备一下吧。我们四月三号出发，好吗？”

倪先生的学生小刘听说我们要去山西，跑了过来：“江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山西吧！”我奇怪地看着他：“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去旅游，要做实验啊。你又不会做ELISA，去了也帮不了忙。”谁知他扶了扶眼镜，说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理由：“我会很好地服侍你，还会到处给你宣扬，让你走到哪里都让人很尊敬你，你一定会感到非常舒服。”我看着他，仿佛不认识一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奇葩的理由，更不能带他出差了。我摆摆手：“算了，你还是在家里做你的毕业论文吧。”

四月三日晚，我们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上午到了石家庄，然后转车去太原。这是趟慢车。等我们到了太原，天都黑了。太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到处都是煤灰。一会，身上就会有一层黑灰，地上到处都是黑的。真是产煤的地方啊！

第二天，我们来到山西省水产研究所。一个老头接待我们。他说他姓胡，水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兼山西省虹鳟试验场的头。那个渔场就是前年鱼病室去采了病鱼样品的地方，老胡打算明天亲自带我们下到场里。他说那里长期住着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小王，我们可以跟他住一起，有事也能帮帮忙。

于是，我跟于平两个就跑到太原市逛了一天，参观了晋祠。听说渔场比较偏僻，不好买东西，又买了一些零食准备带去慢慢吃。

四月六日，老胡带着我们又坐上火车去朔县。下车后走了好远，来到一片黄土地。那里地是土黄色的，房子是土黄色的，春天树还没有发绿，也是深棕色的。我们跟在他后面又走了好远，远处出现一片被围墙围住的鱼池。老胡这才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到了，前面就是试验场啦。”

当天晚上，我们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忙着做试验的准备工作。小王是大连水产学院毕业的。他告诉我们，自从一九八六年从日本进口的那批鱼卵来这里后，这里的虹鳟鱼就开始大批发病死亡。据了解，那批鱼卵进口后，一部分留在北京密云水库，剩下的到了山西。除了在太原的晋祠渔场留了一点，其余部分都到了这里。现在密云、晋祠和朔县的三个渔场都在发病，显然是从日本带来了IPN病毒。今年的鱼苗刚孵化出来还不到一个月，鱼苗已经死得很厉害了。

听到这个情况，我们赶快做检测的准备工作。这里条件不能跟实验室比，一切都得因地制宜。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没有恒温箱，我就带了一条电热毯，把它叠成好几层，通电后，用温度计检测每层的温度，总有一层温度能符合要求。试验用的水就用这里的地下水，为了保险，我自己还从太原的水产研究所带了两瓶蒸馏水，准备和地下水进行比较。

朔县的山西虹鳟试验场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在渔场里到处转了一遍。这里的水都是地下水，水质倒不错，但鱼池之间都是相互串通的。如果一个鱼池的鱼发病，就会迅速通过水扩散到其它鱼池。我暗暗想：这完全没有防病的意识啊，看来这是很早以前设计的鱼池了。大部分鱼池里都放有很多鱼苗，已经长到三、四厘米长。水面上漂浮着很多死鱼，让人看了感到惋惜。我走了一圈，突然发现：鱼池外圈的水沟里不时可以看到有些逃出来的鱼苗游过，但在那里看不到一条死鱼。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看来环境对疾病的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啊！被病毒感染后也不一定绝对会生病。

我收集了一些刚死的鱼苗，拿回来叫于平赶快处理后进行检测。到下午，结果就出来了。对病鱼内脏用ELISA方法进行检测，能准确地检测到有IPN病毒，而且能很方便地在野外使用。这确实是一种快速、灵敏、准确的实用诊断方法！我兴奋极了。为了谨慎起见，我又和于平重复了几次试验。结果都非常满意。

小王告诉我们，离这里不远，还有一个朔县虹鳟养殖场，但不知道他们养得怎样。因为场长是个当地的老头，养了三条很凶恶的大狼狗，谁都不让进去。

我很想看看那里的情况，就跟于平来到那里。果然，离渔场还有好远，几条狗的叫声就传了过来，让人听了头皮发麻。我们拍拍大铁门，叫了半天，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头把头伸了出来：“有什么事？”我跟他解释道：“我们是搞鱼病的，想看看你们场里的鱼健康状况怎样。能让我们取点样品检测一下吗？”他怀疑地看着我们：“你们能看出鱼有没有病？怎么看？”我说：“我们只取几条鱼的内脏，不要鱼肉，明天下午就能把结果告诉你，行吗？”他听后，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嗯，还不错，一天就能看出毛病来。那敢情好，进来吧。”他把铁门打开，把三条大狗紧紧地拴在柱子上:“你们跟着我走就不要紧，不要去招惹它们。”我们紧跟着场长，一步也不敢拉下。

我们在那个渔场的三个渔池里取了鱼的内脏，带了回来。还抽了鱼血制备成血清，想一起检测一下。第二天，结果就出来了：有两个渔池的鱼是健康的，而第三个鱼池的鱼虽然看起来健康，但显然已经感染了IPN病毒，可能正处于潜伏期吧。我们立刻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老场长。老场长抽着大烟袋，一声不吭地听着，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过了一会才说：“那个池子的鱼有病？我看挺好的嘛？你们检查的准吗？”我告诉他：“这个结果肯定没错。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这个池子的鱼混到其它池子里，他们会相互传染的。”老头半信半疑地嗯了一声。

我们在朔县做了一周多的试验，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准备十五号回去了。于平眼巴巴地看着我：“江老师，大同那里有个云岗石窟，很好看啊。我们到那里看看，再从北京回去好吗？”我一听也兴趣来了：“是吗？你在地图上查查怎么去？”

于是，我们十五号中午告别小王，拖着行李，坐火车继续北上，来到大同。刚下火车，就听到车站广场里的大喇叭正在广播新闻。于平一听就叫了起来：“胡耀邦逝世了！”我们就坐在广场上静静地听广播。原来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今天才公布出来。由于胡耀邦是八七年底反对自由化的时候，被邓小平搞得辞职下来的，现在已经不是党主席了。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听听就过去了。

我们十六号参观了云岗石窟后，晚上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一下火车，就去木樨地，在中科院招待所住了下来。那天就觉得似乎有些异常，不时能看到一些学生的队伍走过。不过看起来都挺斯文，只是边走边喊口号。

第二天，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看看怎么回事。发现那里有不少大学生都出来游行了。叫人稀奇的是，游行队伍不仅整整齐齐，而且走在队伍边上的人用手拉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把队伍给围了起来，就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街一样。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怎么这样游行啊？旁边有人告诉我，八七年底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游行时，就有人混进游行队伍，然后闹事，搞打砸抢。后来就说是游行的人在干坏事，谁也说不清楚。所以这次接受教训，用绳子围起来，不让外面的人混进游行队伍。

原来是这样！我仔细听了听他们喊的口号，发现他们喊的最多的口号是“反对官倒！”另外还有关于要民主之类的口号。

官倒，是相对于民间的倒爷。以前交通不便，倒爷们把物质从富裕的地区长途贩运到缺乏的地方，同时赚取一定的差价。起码他们出了力气，也解决了物质贫乏的问题，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物流。但在那个年代，被政府定性为倒买倒卖，予以打击和取缔。

而官倒，则是政府内部的官员伙同他们的家属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把钢材水泥等计划物质签个字，就转到计划外卖出去。不费一点力气，连地方都不用挪动，就把价格翻了几倍。他们发了大财，这高涨的原材料价格无疑最终会加到广大的消费者身上。而发财的一定是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包括他们的家属！显然，去年物价飞涨受益的就是那些官倒，而吃亏的就是广大百姓。人们普遍感到改革刚得到的一点点好处又没有了，对官倒的愤怒情绪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头一天学生们的游行却遭到政府的阻止。傍晚，游行的学生挨了打，连香港记者也被打伤了。学校门口贴着被放大的打人的照片，还有被打伤的人的血衣，以及伤者去看病也遭到干扰的消息。游行的学生喊的口号主要就涉及这几个事。

游行非常文明，市民们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很多市民纷纷捐款给伤者治疗。在一个汽车总站，在那里休息的司机们看到游行的队伍过来了，就向他们高喊：“学生们，我们支持你们！”司机们看到我在看着他们，就对我说：“上级不让我们参加游行啊，要不然早就跟他们一起游了！”

四月十八日傍晚，我们坐火车离开北京回武汉。火车刚开一会，广播里就传来杀气腾腾的中央社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啊，这学生们没有做什么事啊，怎么就已经定性为“动乱”啦？车厢里先是一片寂静，突然爆发出一阵叫骂声。大家都在骂这篇社论是“混蛋”、“胡说八道”、“颠倒黑白”……。但大家心里似乎都有种不祥的预感：要出事了！

十九号我们回到武汉，刚进水生所的大门，就看到朔县虹鳟养殖场的老场长正等在那里：“哎呀，你们到哪里去了，怎么才回来呀？我都等你们两天了！”原来，那天我们去他们场，告诉他那第三个鱼池可能感染了IPN病毒。等我们刚走的第二天鱼就开始发病死亡。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夜坐火车到水生所来找我求救。没想到我们去北京了，他比我们还早到武汉两天。嘿嘿。

但病毒病只能预防，要治疗是非常困难的。我只好卖了几瓶有机碘给他，叫他给鱼卵和工具消毒，减少病毒传播，这样或许能减少损失。他满怀希望地拿着药回去了。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想：这能检查到有没有病才是第一步，离控制病毒病还差得远。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