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坐火车旅行

元月初，Ahne教授寄来了参加国际会议的正式邀请信: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将在德国的慕尼黑召开第一届低等脊椎动物病毒学术研讨会，希望我能参加。并给我出了一个报告的题目《中国草鱼和青鱼中的呼肠孤病毒病》，叫我做二十分钟的口头发言。但信中强调：他们不能给我提供路费。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毫无经验。我拿着这张邀请信找到潘老师。潘老师详细地教我应当怎么办理手续：“你先赶快写个报告吧。由水生所送到北京的科学院外事局，等他们同意批复了，你就可以一边办理签证，一边联系买票了。钱可是要由你的课题来出的啊，院里是不能给你出的。”

我赶快照他说的打了报告，并跟科学院外事局的小陈联系。他一听说我要去参加国际会议，高兴地说：“好啊，没有问题，一定给你批下来。”

我想想坐飞机太花钱了，听说可以坐火车到莫斯科，再转车去德国。我又打电话问小陈，他告诉我确实可以，不过时间比较长，估计要九到十天才能从北京到慕尼黑。如果我觉得可以，他可以帮忙买火车票。

我一边抓紧时间办理各种手续，同时在出差去中山期间就抓紧写发言稿。不到七月，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小陈也帮我买好了从北京到柏林的来回火车票，不过需要在莫斯科转车。Ahne教授也给我预定好了酒店，酒店就在慕尼黑大学水生所不远，隔着一条马路。

八月七日，我坐火车去北京。那几天武汉正值高温，热到四十一度以上。傍晚上了火车。我买的票是上铺，爬上去时一不小心碰到了被晒得滚烫的车顶，我被烫得忍不住“哎呀”叫了出来。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眠，直到半夜过了郑州才开始凉快下来。

一到北京，我就急着去找外事局的小陈。他看到我就说：“你真划算，这火车票来回只要五十美元。”我拿出一叠人民币，还没有开口，小陈就叫了起来：“你还我人民币？我可是用美元帮你买的。该怎么算啊。”我也楞住了：那时候，美元和人民币的官方兑换价格是一比四点五，可是黑市价已经是一比十了。我该怎么给他呢？小陈想了想：“嗯，有办法。有个研究所里的人出国兑换外汇的指标还没有用完，就拿去用吧。”他很快就把这事给搞定了。随后递给我办好签证的护照和火车票：“你赶快去买点路上吃的东西吧。”他还告诉我：“到了苏联那边，会有倒买倒卖的贩子到火车上来找中国人买东西。他们特别喜欢二锅头，因为苏联现在禁止卖伏特加了。所以如果有高度的白酒特别吃香。还有，听说那里人比较喜欢清凉油。你也可以带一些。”

九号，我在北京的商场里逛了一天，买了一大堆方便面和火腿肠。想想又觉得不能吃一个多星期的方便面啊，那以后再看到方便面会想吐的。于是又买了好多面包和水果，还买了两瓶二锅头。那时候酒还真便宜，一小瓶二锅头还不到三块钱。另外还买了七、八盒清凉油。

十号一早，我匆忙地赶到火车站。三次特快已经停在站台上，车厢侧面“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牌子擦的干干净净。走进车厢，这里的布置跟软卧差不多，一个房间包厢里只有四个人。

刚上去不久，车就开了，从喇叭里传出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曲。大家一下子笑开了：“嘿嘿，我们是去西天取经去啦！”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很快就到了中饭时间。大家互相招呼着：“快去吃吧，明天出了中国就要换餐车，就没有中餐吃啦！”我赶忙去餐车。中饭是每人三菜一汤，做得挺好吃，只收十元。大家吃完了抹抹嘴：“嗯，这饭挺划算的，又好吃，还只要十块人民币。”这时有个小个子叫了起来：“什么？他们怎么收了我十美元啊？”我一听楞住了：“还有这么回事？”有个大胖子笑着问他：“你怎么跟服务员说的？”小个子眼睛朝天想了想说：“How much dost it cost？没有说错啊！”大胖子不由得大笑起来，指着他说：“活该！谁叫你说英语的。餐车里中国人吃饭收十元人民币，外国人吃饭收十美元啊。”

在那个年代，中国到处都存在对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标准。像买公园的门票，住宿等，对中国人是一个价，对外国人则是另一个价，而且相差好多倍。火车上虽然可以通过查验护照来辨别你是哪里人，但餐车的服务员才懒得一个个检查，讲中国话的人就是中国人，讲英语的人就当是外国人啦。

大家一听全笑翻了，小个子后悔得只揪头发。有的人笑得倒在铺上喘不过气来。

半夜里，火车到了边境车站二连浩特。每个人一下子都紧张起来。远处，苏联军队的探照灯就在不远处晃来晃去，还隐约看得到有铁丝网。

由于出国后铁轨的宽度就变成苏制的了，那里比我国的标准铁轨要宽一些，所以要把每节车厢都改换成宽轨距的轮子。中国的边检官员要求我们下车，等车厢改换成宽轨轮子，顺便去办理出境手续。

等到我办理完手续后，看到有的车厢已经换好轮子被推了出来，停在站台的另一边。我走过去刚要上车，一个穿制服的边检女官员正带着一个外国女孩要从车厢里出来。那个女孩看见我上来，紧张地拉着我的手，用发抖的声音对我说：“你能问问她为什么要抓我吗？”我不禁笑起来：“我想她不会是要抓你吧？”我回过头来问那个官员：“那个女孩很害怕，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能告诉她吗？”边检官员说：“她没有在我们国内的居住证，所以查不到她的来历。”这样啊。于是我用英语问她：“你有居住证吗？在中国的？”她马上明白了，大声地说：“有，我有啊!”正在这时，可能是她的男朋友抱着一大堆食品袋走上车来，女孩一下子扑上去，抱着他哭了起来。边检官员愣愣地看着他们，我笑着对她说：“你没解释清楚，把她吓坏啦。”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都上了车。列车缓缓地移动，不一会就通过国界，进入蒙古。随着火车慢慢前进，每过去一节车厢，就跳上来一个蒙古兵，站在车厢门口，紧紧地盯着我们。不一会，整列火车都过境了，就又停了下来。上来几个蒙古官员，叫我们全都从房间里出来，站在走廊里。然后那些蒙古兵就每个房间、每个厕所，还有天花板上面逐一检查，似乎是在检查是否有偷渡过来的人。还有的小兵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检查用了大半个小时才结束，我们都困死了。

天亮了。我们醒来后从车窗朝外看去，到处是一片荒凉，别说是树木，连草都很少。简直就是荒无人烟！大家呆呆地看着外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嘿嘿，昨天还查得那么严，有谁想偷渡到这里来呀？要是想惩罚谁，把他请到这里来，就够他受了。”

我打开箱子，想看看我带的面包。这才发现由于天气太热，不到两天，面包都长出了霉点。同车厢的人建议我把霉点挖掉再吃，我犹豫了半天还是给扔了。出门在外，万一吃坏了肚子可不是好玩的。先用方便面混混再说吧。

火车在蒙古走了整整一天，半夜通过边境乌兰乌德，进入苏联。

早上起来，我们朝车窗外一看。啊，火车正沿着贝加尔湖奔跑。深蓝色的湖水，好美呀！贝加尔湖很长，火车沿着湖边走了几个小时，才进入西伯利亚大森林。随后整整走了一天半，眼前就是无穷无尽的白桦树林。几乎看不到建筑，看不到人烟。只是到第四天下午，列车长才过来告诉我们：快进入欧洲啦！话刚落地，不远处看到树林里竖着一个高高的大理石碑，一面刻着“亚洲”，另一面刻着“欧洲”，一晃就过去了。

在火车停靠的时候，开始有苏联的倒爷上车来。他们用不熟练的中国话比划着问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卖的。我拿出一瓶二锅头。那人看到眼睛一亮，掏给我二十五卢布。哈哈，我在火车餐车上吃一顿只要一个卢布，这些钱足够我这一趟的饭钱啦！早知道该多带几瓶二锅头呀！那个倒爷看了看我穿的裤子，指着它问我卖不卖，他能给大价钱。我笑着比划：不行，我只有这一条，不可以光着屁股。

其实，不光有苏联的倒爷，也有中国的倒爷。有个同行的中国旅客，每当火车到站就赶快下来，提着一大包东西到处叫卖，列车长吆喝半天才上来。国外的铁路系统跟国内完全不同：车站没有围墙，开车不响铃，不声不响就开走了。结果那人有次终于掉了车，只好搭乘后来从海参崴赶来的火车，整整追了一天才赶了上来，被列车长狠狠训斥了一通。幸亏在那趟火车上没有人查他的票，运气算是不错了。

从第五天开始，我们才觉得森林慢慢变得稀疏，能看到的城市也逐渐增多。直到十六号下午，走了六夜七天，才到了莫斯科。

那些以莫斯科为目的地的人一个个欢天喜地，但我们这些还要继续前进的人却一点也不敢松懈。大家打听了一下，去柏林的火车是从白俄罗斯车站出发的，于是大家赶快打了几辆出租车赶往那里。

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很老实。我们分四辆车去，收的费用完全一样，没有一个多走弯路，也没有一个多收钱。

白俄罗斯车站里人山人海。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就在那里从这个窗口排到那个窗口。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反正就是没有票可签转。我们只好在售票大厅里坐了一夜。好在那里人很多，也很热闹。排在我们后面的是个年轻的俄国姑娘。我偶然发现她还能讲几句英语，加上我能讲几句俄语，就这样聊了起来。她父母是纺织厂的工人，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卢布。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工资生活就很不错了。

第二天上午，售票窗口又打开了。我们立刻把每个人的护照和火车票集中起来包成一包，从一个窗口一齐塞了进去。我有点担心地问：“不会把我们的东西搞丢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把握，但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老天有眼。一个小时后，我们塞进去的一包东西被丢了出来，每个人的车票都签好了车次和车厢。还好没有丢掉什么证件，大家这才嘘了一口气。

我看看自己的车票，是晚上十一点半的车。时间还早啊！于是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逛了一圈。等我回到车站。那一帮子中国人都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你到外面去了？好玩不？”我点点头：“外面有好多商店，东西很便宜啊。你们怎么不出去看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敢出去。”原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学过俄语，连俄语字母也不认识。看看四周实在是两眼一抹黑，生怕走出去回不来。

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每个人写张纸条。如果你们迷路了回不来，就拿着这张纸条去找出租司机。”我给他们在纸条上写下“Где Беларуси вокзал?（白俄罗斯火车站在哪里）”并带着他们大声念了几遍。然后挥挥手：“出去玩吧！晚上见。”看到他们小心地把纸条放在胸口的口袋里，不由得想：“幸亏中学还学过六年俄语啊，现在算是派上用场了。”

十七号，又是半夜，我们才登上去柏林的火车。经过一天多的折腾，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上车就睡了。等我早上醒过来时，发现我睡的那个包厢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女孩。他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问，原来他们是波兰人，要回华沙。

老太太把一块布铺在桌子上，还放上漂亮的茶具，冲上咖啡。女孩拿着一把长长的餐刀和一块大面包，开始切起来。嘿嘿，她们在旅途中吃饭还这么讲究？我看着那女孩问：“这么长的刀，切起来会不会不安全？”女孩笑着给我比划：“不会的。我们波兰人切面包要求一定从外面往自己怀里切，不能从怀里朝对面的人切过去的。女孩要是不会这样切面包，就不能出嫁。”一边说，一边演示给我看，并顺手递给我一大片切好的面包。

下午，火车到了苏联和波兰的边境布列斯特车站。从这里开始到欧洲其它地方，铁轨又将从宽轨距恢复成标准轨距。所以又要把我们赶下来，把车厢一节节拖到换轮子的地方。有的外国人第一次看到这样，发现火车不见了，有点惊慌：“我的行李还在车上啊！”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坐在站台的另一边不慌不忙地等着换好轮子继续赶路。

火车进入波兰后一直走到天黑，才有波兰的边防官员上火车检查证件。一个小兵检查我的护照后问我：“你的波兰签证呢？”我摇摇头说：“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是中国人，经过波兰是不需要签证的。”那个小兵瞪大眼睛看着我。这时来了一个看样子是他们头的人，小兵马上立正跟他说了什么。那人拿出一个大夹子，翻了翻，对我点点头说：“嗯，你可以不用签证。”朝我敬了一个礼，走了。

那一天，火车就在波兰飞跑。波兰就是一块平得不能再平的地方了，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看着波兰想：“难怪德国要打苏联得从波兰打过去，苏联要打德国也得从波兰打过去。实在是太好走啦！”

十九号天蒙蒙亮，火车缓缓地开进了东柏林。当我拖着箱子走出车站，一眼就看到那高高的电视塔和宽阔的亚历山大广场。太熟悉啦！那是我两年前才去过的地方。我迅速地穿过广场，经过边界进入西柏林。在那里买了一张去慕尼黑的火车票。虽然是中午才开车，但这时我的心已经算是放下来了。

火车从柏林开出，车上都是东德的警察。我问他们：“可以照相吗？”女警官一脸严肃地查看了我的护照，看到我是中国人，立刻就和气了很多。她说：“现在是禁止照相的。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就不管了。”说着指了指西边。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要等到进入西德境内才可以照相。

火车在飞快地奔驰。一会就到了东西德交界处。火车慢了下来，缓缓地通过缓冲区。那里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沙地，一只兔子跑过去都会留下痕迹，看来是防止有人从这里逃过去。远处还能看到一些小小的坟包。车刚一过去就停了下来，东德的警察全下了车，那个女警官还特地笑着向我挥了挥手。

傍晚七点多，火车到达慕尼黑中央火车站。我立刻乘地铁到了慕尼黑大学，找到了为我预定的酒店。等我办好手续住进去，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

是啊，从十号到十九号，坐了整整十天火车，也确实够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