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开发的第一次尝试

五月下旬，听说中山县水产试验站想生产疫苗。希望水生所鱼病室能教他们这个技术，并支付我们一些费用。这可是个搞开发的机会。王老师赶紧跟我说：“你去看看吧。看那边能合作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什么搞头，能搞到多少钱。”

我看到妈妈脑溢血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正在逐步好转。小姐姐已经到了武汉，照顾妈妈的人手已经足够，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了。我也累得死去活来，想喘一口气。同时这个把月也耽搁了不少上班时间，对工作有不小的影响，也想弥补一下。所以就决定二十四号跟李燕一起去广东走一趟。一方面指导他们生产疫苗，另外也看看这个“开发”有没有搞头。

我们坐上去广州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在车站广场没有既没有看到认识的人，也没有接人的牌子。东张西望地找了半天，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问道：“你们是武汉水生所的老师吗？”我看看他们，是两个又瘦又小的年轻人，倒是典型的广东人的模样。天啊！相互不认识，也不举个牌子，要拍多少人的肩膀才能找到我们？

他们开着一辆人货车带着我们穿过广州市区，顺便买一台恒温箱回去，以便在制备疫苗过程中加温用。他们和商家说着广东话，我一点也听不懂，仿佛又到了外国。买好了，准备抬到几十米外的车上。不料他们两人连连摆手说抬不动。“你们是干过活的人吗？这个空恒温箱会抬不动？”我看着他们：“要不你们三个人抬一边，我一个人抬另一边吧！”于是，他们呲牙咧嘴地抬起来，刚走了几步又喊着要休息。我忍不住笑起来：“你们三个人抬一边还不行吗？”他们叫起来：“哪里，这恒温箱重的一头在我们这里啊。”我只好说：“那我们换一边吧。”他们很高兴地走过来。刚一抬高，又大叫起来：“不对啊，重的在这一边呀！”我真的不耐烦了：“就只有不到几十米的距离，你们就不能坚持一下吗？你们平时都在做什么啊？怎么这样没用？”好容易把恒温箱抬上车。他们两个边擦汗边难为情地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每天睡好觉就是在塘边走走，什么事情都是花钱雇人干的。我们平时什么事情都不做。”“嗯？”我看着他们：“那你们不是成了资本家？”我心里想：“我也是他们花钱雇来的？”

到了中山县水产试验站。那里是一栋三层的楼房，我们住在二楼，一楼是厨房、会议室等。他们指着一间空着的大房间说：“就这间房子来做疫苗可以吧？”我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说：“可以啊，不过还要买些设备才能做呀。”我详细地对他们介绍了疫苗需要离心机、冰箱、塑料箱、温度计、充氧机、消毒液、剪刀镊子等等，开了一个清单。还大致讲了一下疫苗的制备过程。那人皱了皱眉头说：“这我怎么记得住啊。”我问：“你打算叫谁来做？”他说：“还没有想好。”我奇怪地问他：“那我该跟谁来讲呢？这些必需的东西又由谁来安排买呢？”他开始感到事情有些复杂：“搞疫苗要做很多事情啊，还要花很多钱啊！”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哪有不花钱就能做的事情？”

随后几天，我和李燕忙着布置这个生产疫苗的“车间”。看到那里有一堆电线，甚至帮忙在屋子里把电线都给布好。根据房间的大小，画出了一张详细的布置图来。我们看到食堂冰箱里有他们收集到的一些病鱼内脏，就开始试着做起疫苗来了。

试验站的人看到开始生产疫苗，非常高兴。就问我们：“还要几天这疫苗就可以卖了？”我跟他们解释：“还早啊。虽然生产疫苗只要几天，但是需要检查质量，必须做两周的安全试验，看会不会把鱼给打死了。还要做两周的效力试验，看有没有免疫效果。然后才能使用。通常是要等到草鱼苗分塘的时候才给打针的。”他们一听，失望地说：“啊呀，一个多月才能生产一批啊。按照规程做的疫苗会有什么问题，不检查不行吗？”我耐心地给他们说：“不行，万一在生产过程中有什么意外，疫苗不合格，会把鱼给打死的。”“啊呀，这钱赚得太辛苦了！”他们感叹地说。一会，又问我：“那草鱼如果打了疫苗，这里又没有这个病，那不是白打的了？”我禁不住笑了起来：“是，但如果不打，鱼生病了，那不是亏大了？这是养鱼啊，不是赌博。不能靠碰运气呀。”

经过几天交流，我逐渐看出来，他们对疫苗生产并不是很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能赚多少钱。在他们心里，想的是怎么能尽量简化过程，减少成本，用最快的速度赚最多的钱。至于疫苗的质量，对养殖户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并不在意。作为商人，这很正常。但作为生产者，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式。

我感到有些失望了。这样搞开发，行吗？即便我们能赚到一点点钱，疫苗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对养殖户有多少好处？这些难道我们可以不管吗？

既然这样，我不再催他们建这个所谓的疫苗车间，他们似乎也在逐渐放弃这个项目。一个多星期后，我和李燕就回去了。

在离开中山前，我们顺便去珠海看了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和深圳一样的“特区”。我看着这里的高楼大厦，觉得跟内地比，确实发展要快多了。据说前几年中央一些领导为了争论深圳特区的正确与否，两派不同意见的人几乎要打起来。反对派说：“这里除了五星红旗，其它都跟资本主义一样了！”我看了看，好像还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过跟这里的人讲话，感觉和内地人的思维方式是有些不一样。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

六月三号，我们离开中山去广州。那里根本买不到回武汉的火车票，如果买高价票可能要花二百元。幸亏我们早有准备，开了一张乘飞机的证明。那时候坐飞机到武汉只要九十元。我拿着飞机票想：这倒卖黑市车票是不是也是特区的特色呢？

六月四日，我和李燕乘飞机回到武汉。正是那天，广播和报纸开始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搞资本主义，但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我感到有点滑稽：这是不是跟以前说的“红色资本家“和”富农党员“一样的提法呢？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我四十岁生日。嘿嘿，四十“大寿”啦！经过解放初期，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时期，又经过改革开放。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是经过了几个朝代的“老古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