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回国

五月底，Ahne教授给我看了一份清单。那是根据国际合作的要求准备赠送给我们国内实验室的一些试剂和仪器设备。他虽然很清楚我们急需什么，但仍然把清单给我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合适，或者遗漏了什么，需要补充。清单里有各种试剂和不同型号的细胞瓶，特别叫我高兴的是有一套完整的纯水制备系统和一套培养液过滤系统。这正好可以解决我们细胞工作搞不好的关键问题。

Ahne教授跟我商量：“江，我担心纯水系统送到中国后装配不好，决定先在这里装配成一个整体，试试能工作了，再用大箱子装起来运过去。你看怎样？”我不禁吓了一跳：如果装配好，需要一块高约两米，宽约三米的厚木板。上面安装上各种水处理的柱子和管道。这可是个又大又沉的家伙啊！但如果就这样散开了运过去，在武汉能否顺利安装确实是个问题，搞不好只要损坏其中一样东西，整个系统可能就无法运行。我担心地问：“这么大的东西好运输吗？”Ahne教授说：“是有点麻烦，但不是做不到。为了试验需要，还是这样保险些。就这样吧。”

六月初，慕尼黑的一个运输公司打电话叫我去看看。原来这个纯水系统已经组装好了。等我到了那里，他们接上电源，通上自来水，让设备运转了一下，认为没有问题了，他们高兴地说了声：“OK!”，就当着我的面把那块巨大的木板连同上面安装的组件一起吊进一个很大的包装箱里。一个技术员模样的人过来对我说：“江先生，这个大箱子今天就要送往码头。通过海运去中国，然后从长江转往武汉。大约一个月内就可以收到了。”

等我回到实验室，跟Ahne教授汇报了情况后，他满意地笑着说：“好啦，其它东西下周也将从海路运到上海，再转到武汉。看来到七月初所有要送去的东西就都能收到了。”接着，他看着我：“我想下个月我们两个一起回一趟武汉。你觉得怎样？”我大吃一惊：“又要回去？”

Ahne教授思路非常清晰且有条理，具有典型的日耳曼工匠那种特有的精细与严密。他认为这里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从研究上说没有必要再做了。主要任务就是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并建立一些检测方法供下一步防控研究时应用。现在的关键是要让国内的人统一思想，特别在这个病毒会不会产生CPE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个明确的答案，否则将来工作将很难开展。所以，他决定这次跟我一起回去的目的非常清楚：和大家一起研究和讨论这个病毒能否产生CPE。如果谁说有，就做给他看看。如果说没有，大家对此是否有什么不同意见，理由是什么。总之，不能再含含糊糊的说不清楚了。当然，顺便看看送去的东西到了没有也是任务之一。

回国时间定在七月二十一号。临走前，我去马普拿机票。小陈已经在那里工作几个月了。他羡慕地说：“你真不错啊，隔三差五地还能回去看看，多好！”他留我吃中饭，我们边吃边聊。小陈感慨地谈了自己这段时间的感想。他告诉我，这几个月真的学到不少东西。不是学习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基本思路的差别。在中国，中国科学院就是管下面各个研究所的，对不合规定的事情说“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下面研究所的人想要办成事，就要想办法求我们。但是在马普，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下面各个研究所的服务机构。只要下面提出什么要求，就要想法去帮忙办到。如果不合规定，不是对他们说“不行”，而是要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才行”，即告诉他们解决的途径。是服务还是管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啊！我笑笑说：“我们什么时候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就好啦！”

七月二十一号是周一。小樊和江苏淮送我到机场，Ahne教授和夫人也到了。我们一起朝边检大门走去。临行前，他们两口子拥抱亲吻，然后看着我们。我们尴尬地看着他们两个，我拍了拍江苏淮的头，就算告别了。Ahne教授和夫人看到这样，反而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法兰克福机场，起飞过程中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跑道上滑行后正准备飞起来时突然急刹车，机舱里一片橡胶的焦糊味。Ahne教授坐在我旁边，很小心地看着我：“这应当是小问题吧？”我没有把握地说：“不一定，说不定是飞机出故障了。”果然，飞机在地上转了一圈，再试飞了一次，仍然飞不起来，于是大家都下来，换了一架飞机再走。耽误了五、六个小时。到北京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第二天一到武汉，我们就看到国际合作项目送给我们的设备和试剂都已经到了。那个装纯水制备系统的大箱子也放在走廊里。我们立刻打开箱子，把那块大板子取出往墙上一挂，插上电源插头，接通自来水，整个系统立刻工作起来。确实省了很多麻烦。看到高质量的纯水源源不断地从终端流了出来，从此彻底地解决了细胞培养用水质量不过关的问题，大家都兴奋得欢呼起来。

接着，Ahne教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展开了几天的讨论。他详细介绍了我们在慕尼黑的研究结果和结论，然后非常仔细地询问大家的工作情况，并对工作中出现的情况逐一进行分析。刚开始，陈老师和王迎喜他们坚持说应当有CPE，只是细胞不稳定，不能重复而已。Ahne教授严肃地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把研究工作搞成不可知的，说不清楚的。而又非要强调自己从这说不清楚的现象里得到的结论是对的。连可疑都不愿意说，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他介绍说：我们在慕尼黑做了大量的重复试验，确实没有CPE，而且能证明里面确实存在病毒。用电镜能观察到，电泳也能看到核酸。没有任何理由还坚持有CPE。经过几天的讨论和争论，用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个病毒确实是不能在细胞里产生CPE的，原先所说能产生CPE的结论是错误的。Ahne教授在水生所停留了十天。每天除了检查那里的试验情况外，就是讨论。把每个人的思路都理得清清楚楚。分析是十分严谨的，大家也都无话可说。但对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搞错了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不像在西方，错了就是错了，承认就算了。因此在讨论中有很多争论是很无聊的，连Ahne教授都看得出来。

几天后，陈老师提出要请Ahne教授去家里吃饭。Ahne教授在一旁悄悄地地问我：“江，陈女士不跟我们吵架啦？”我苦笑着摇摇头。他接着问：“那她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无奈，我只好跟他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请他吃饭是礼节，和吵不吵架无关。Ahne教授摇摇头说：“唔，我不喜欢这样！”

Ahne教授和大家讨论问题

每天晚饭后，我就带着他到处逛，一边走一边聊天。在谈到各国的人时，Ahne教授很欣赏日本人，说他们很“勤快”，认为欧洲人太懒惰了。我不以为然：“欧洲人是没有日本人那么玩命，但事情不一样做得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像日本人那样拼命干活呢？”他点点头：“嗯，生活也是要享受的。不过，先要工作，然后享受生活（First work, then enjoy life）。对吗？”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几天，我带着他逛遍了水果湖。带他看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买了一双北京布鞋。他高兴得立刻就穿在脚上。偶然，他看到挑担子的人，就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长长的扁担，一直到那人走远为止。他很好奇地问我哪里能看到小脚女人，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他现在没人缠足了，只有很老的老太婆才有。我岳母就是小脚，不过离这里太远。Ahne教授不由得遗憾地说：“啊，太可惜了！”那几天晚上，他天天都能看到“有趣”的事情。

十天后，Ahne教授要先回去，我还要多停留十来天。一方面把带回来的细胞传下来，并教他们如何保存细胞和用细胞做病毒分离试验，同时做些下一步试验的准备工作。高老师先带着我们去洪湖取草鱼血清，特别是需要收集患病草鱼的血清，带回武汉后提取里面的抗体，再带回慕尼黑。

在此期间，我晚上抽空到爸爸妈妈家里看了看。他们已经又搬了新家，是个大两室一厅的套间。美国的叔叔几个月前来信邀请他们去美国探亲。他们前不久到北京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过几天就要再去北京，从那里出发去休斯顿。正在忙碌地准备行装，也没有功夫跟我多说。

Ahne教授刚走两天，鱼病室的李主任突然找到我：“小江，你能不能晚走几天？”我莫名其妙：“为什么？有什么事吗？”李老师说：“实验室里的大型高速离心机坏了。有人说是你搞坏的。所里成立了调查组，请你协助他们把这事搞清楚。”我半天没有转过弯来：我去德国都一年半了，走前离心机好好的，即便现在坏了，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了想，对他说：“我的机票是不能改期的。如果你们认为我有必要协助你们，请尽快开始调查。我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配合你们。”

等我从洪湖回来后，听说第二天调查组就要来了解情况。晚上，我一个人来到实验室，看着那台高速离心机。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有什么毛病。我试着打开电源开关，发现有个保险丝烧断了。我把其它仪器上的保险丝拿过来一试，离心机马上就开始转动。我笑了笑，把保险丝放还原就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上班，所里来了由五、六个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有所里技术中心的工程师，有物资处管设备的干部，也有保卫处的干事。一副煞有其事的架势。我问他们：“你们打算怎么调查？”他们说：“先开一下机器看是什么问题吧。”我告诉他们：“这里好像有个保险丝断了。”他们迅速地更换了新保险丝，接着就开机运行。离心机开始转动，工程师把转速不断调高，机器也慢慢加速。这台离心机的最高转速是每分钟两万转。调查组的人一直把速度提高到两万三，机器也没有显示任何“不正常”的迹象，仍然在那里平稳地运行。十五分钟后，我问他们：“这离心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你们兴师动众地来调查？”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把机器关了吧。哪里有什么问题！这还不是你们三室的人说的。我们又搞不清楚。”一个个打着哈哈离开了，把我撂在那里。我在想：不知道是鱼病室里的谁，出于什么动机，搞出这个闹剧来？！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王精豹老师。他叹了口气说：“在我们这里，谁做的事情越多，被揪住的辫子就越多。什么事也不干才是最安全的。”

八月十一日，我离开武汉，在北京呆了一天，于十三号返回了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