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国

十二月初，Ahne教授告诉我：机票已经订好，是十二月十八日启程回国，明年元月二十二日返回慕尼黑。反正这段时间这里是过圣诞节和元旦，大家也都在放假。我回去还能做些事。

Ahne教授告诉我，这次回去的任务是：要搞清楚在水生所病毒接种细胞后究竟有没有CPE。如果有，就重复一下他们的试验。如果没有，大家讨论一下，统一看法。另外，想办法搞一些病鱼的血清来，将来可以用它做免疫荧光检测试剂。还有，根据国际合作的内容，将要送一些仪器和试剂给水生所，要搞清楚整个办理过程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和配合……。

于是，我就开始准备起来。我把这里所有的细胞都各挑选了一瓶，准备带回去接种病毒，看是否有CPE。同时还带回两瓶胎牛血清，和一些注射器、过滤器等等当时在国内买不到的东西。把它们满满地装了一箱子。想到至今还没有小樊和江苏淮办签证的消息，非常担心。就给小樊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在北京接我，我们抽时间去大使馆看看是什么情况。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Ahne教授带着大家在实验室里给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也算是提前过圣诞节吧。大家喝着咖啡，Ahne教授送给我一个用彩色纸精心包装的东西送给我，预祝我节日快乐。我很高兴地拿起了看了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又不好意思打开看，就把它放在一边。大家都不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Ahne教授很小心地问我：“江，你不打算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吗？”我惊讶地问：“可以吗？好像在中国，这么急不可耐地打开看里面的东西是不礼貌的行为啊！”大家“轰”地一下子笑了起来。原来在西方，当别人送东西给你时，通常的反应应当是马上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并立即表示喜欢和感谢才对。这跟东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啊！我连忙打开一看，原来是Ahne教授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鱼类病理学基础 （Grundlagen der Fischpathoogie）》。里面有很多鱼病的照片。真的是很宝贵的资料！我高兴极了，向他表示感谢。Ahne教授满意地笑了。

我向他们解释：东方和西方有很多不同的习惯，可能容易造成各种误会，希望能经常沟通。例如，对一个说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西方是以事实为根据来决定说“yes”或“no”的，而东方则是以同意对方观点或不同意对方观点来决定说“是”或“不是”的。因此很容易发生误解和碰撞。例如今天上午，Ahne教授关心地问我“到北京后是不是没有人来接你？”按照德国人的习惯，如果没有人接，就应当回答“No”。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则应当回答：“是的，没人接。”大家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还问了好多有关中国春节的习俗，看来对中国非常好奇啊。

下午回到家里，看到Mimi正站在门口，脸上挂着不愉快的表情。我心里暗暗发笑，跟她打了个招呼：“嗨，我明天要回中国一个月，到明年一月底才回来。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好！”她勉强咕噜着答应了一声“谢谢”就走回自己屋子。我不由得偷偷地笑了起来。

原来，前几天我开始清理回国的行李，把箱子打开放在桌子上，第二天我发现有人进来过。我感到有些不快，就用一张纸写了一句：“请不要动我箱子里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在我的箱子盖上面。估计Mimi今天进我房间时看到了。她一定感到非常愤怒，但又不能流露出自己看到过这张纸条，否则不是等于承认自己进过我的房间啦？我想：她心里一定憋得慌。嘿嘿！

第二天下午，我拖着沉重的箱子，慢慢向地铁口走去。慕尼黑的交通非常方便。坐两趟地铁，再转一次大巴，很快就到了机场。当我走过一个个的候机室时，看到里面跟我刚到德国时看到的一样，每个候机室里的架子上都放有一包包的自取食品。我暗自高兴地想：“先不要慌，等我到了自己要去的候机室，再拿一包吃吧。”不料，等我到了飞北京的那个航班的候机室时，我才发现那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连水都没有喝的。旁边倒是有几个小商店，但东西好贵啊！

原来，慕尼黑老机场的候机楼分成A、B、C三个区域。C区是国际航班之间转机的。基本上不太管。A区和B区一个是国际转国内，一个是国内转国际。在国际区域就查得比较严，而且待遇也不一样。只有乘坐国内航班的乘客才能吃到免费的餐食，乘坐国际航班的乘客就没有人管了。嘿嘿，分得好清楚呀！怎么办呢？我只好饿着肚子在那里干等，直到飞机起飞后才吃到晚餐。

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等到达北京，从飞机上走下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一到出口，就看到小樊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大概已经等很久了。我高兴极了。连忙取回行李，带着她到科学院的招待所住下。小樊告诉我，她已经申请赴德国的签证了，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我安慰她说：“不要紧，马普说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明天我们一起去问问看。”

第二天，我带着小樊一起去西德大使馆。那里挤满了要办理签证的中国人，接待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国人。不过我发现这些中国人个个都凶得很，倒是偶尔见到的几个德国人对我们倒是客客气气的。小樊递上自己的查询凭单，想查查签证究竟办得怎样了。谁知那人查来查去也查不到，只好又找来一个人帮忙，还对我们很凶的训斥。我感到有点恼火，就对办事的人说：“我是昨天才从德国回来的。马普已经告诉德国的外交部了，叫他们催促办理我们的签证。马普外长特别告诉我，如果谁说不能办理，请记下他的名字，回来告诉我。请你们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吗？能办还是不能办？”那人大吃一惊，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你们等等吧，现在还没有办好。”看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再说也没有用。就这样吧，等我回慕尼黑再去找马普看看，能否快点办好。

走出大使馆的大门，我才发现这周围真的是乱糟糟的。到处是换外币的黑市交易，经常有人拉着你，问你有没有美元，他们高价收购。这是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出国的高潮刚刚来临。许多人都向往着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比较先进的国家。而外汇当时是管制得非常严的东西，黑市交易非常盛行。

第三天，我到科学院外事局打了个招呼，简单汇报了一下国际合作的进展和我这次回来的任务。小陈见到我来，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知道吗，我也马上要去西德，也是去慕尼黑。到马普那里实习一年。你把你住的地址告诉我，到时候我们可以经常见面啦。”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啊，那里又多了一个熟人！

他还告诉我：就在这几天，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武汉召开了中国鱼病研究会成立大会，并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鱼病大会。我国的鱼病研究发展很快，形势非常好。希望我在德国能多学点东西回来带给大家。

晚上，我和小樊登上了回武汉的列车。我一点也睡不着，也许是时差吧。心里一直在想：江苏淮现在怎样了？还认识我吗？想到在慕尼黑时，天天看着江苏淮的照片，想啊想啊，有时几乎要落下泪来。以前，我还自认为不会挂念孩子的。到那时候我才发现，在我心里是多么的想念江苏淮！

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推开家门。江苏淮出去玩了，不在家。墙上半人高的地方满满地用铅笔画上了飞机、汽车、小人等各种图画。这无疑是江苏淮的“作品”！我呆呆地看着这些画，岳母嘿嘿地笑着说：“江苏淮喜欢画画，我就干脆给他一支铅笔，让他在墙上随便画。”

正当我蹲在地上清理箱子时，纱门外面有说话的声音：“你爸爸回来了，快进去啊！”我回头一看，江苏淮正隔着纱门紧张地看着我。我连忙推开门，拉着他的手说：“江苏淮回来啦！”江苏淮很小心地笑了。不一会，就兴奋起来，睁大眼睛看我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各种没有见过的东西。屋子里热闹起来。

接下来，就要开始实验室的工作了。我先跟大家在一起，把我这次来的任务说了一下。要带什么东西，做些什么事情。这问题都不大，很快就开展起来。我拿出带回来的细胞，用水生所现在的各种病鱼材料用各种方法接种到里面，观察有没有CPE。然后离心浓缩和提纯，通过电镜观察里面有没有病毒。他们也带我去东西湖农场搞些大草鱼，收集草鱼血清。还做了一些攻毒试验，然后从这些鱼里抽取抗病毒的血清，准备带回西德……。试验的结果和在慕尼黑完全一样：这里没有观察到任何CPE，但里面确实能看到有大量病毒在里面增殖。

我只好再次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希望能统一一下看法：这个病毒究竟能不能在细胞里产生CPE？能，还是不能？只能有一种答案啊！我这才发现，由于缺乏病毒产生CPE的实践，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说法也是五花八门。陈老师说病毒会在细胞里产生合胞体。而专门做细胞的王迎喜则说没有，CPE就像是衰老的细胞一样。还有人说，CPE是时有时无，不能稳定地重复。但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小刘则宣称他曾经能稳定地产生CPE，并能传很多代，但后来培养箱坏了，搞丢了。这是一个查无实据的事情，只好不再管它。但每个人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病毒能在细胞里增殖到很高的浓度。因为那些盲传的细胞悬液一、二毫升就能用来跑电泳，看到病毒的十一条核酸带。

听到这些说法，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既然细胞里确认有大量的病毒，看来没有CPE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差异，大家还分不清楚细胞不正常和CPE的区别，思想暂时还不能统一而已。慢慢来吧，至少我心里有数了。

几天后，潘老师出差回来。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际合作的进展，以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也坦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潘老师鼓励我：“实事求是嘛，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和Ahne教授多沟通，不要发生误会。”当他听说不久就要赠送一批仪器和试剂给病毒室，很高兴。但他提醒我：一定要提前把清单寄过来，以便办理海关的免税手续。否则会有很多麻烦。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水生所几乎每个人都问我能不能过了春节再走。我何尝不想，但春节是二月九日，那样的话还得多留半个多月啊。那怎么行！我在家里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元旦，就当是过春节吧！

一月二十二日，我完成了Ahne要求的各项任务，返回了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