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人生活

我的工人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一点一点地适应这种生活。文革时期坐公交是很可怕的。那时的公共汽车很不规律，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七、八辆汽车会排着队一起开过来，然后半个小时看不到一辆车。每天清早，要挤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汽车上班。而且来了也未必能挤得上去，要看谁的力气大。下午再这样筋疲力尽地挤回家。我经常在车上呼呼地睡上一觉，而从来没有因此坐过站，可见路途之遥远。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就像是一场战斗。车还没到，人就开始不要命地朝车靠过去，然后就开始有人跳上去，贴在车门上——那个年代，不管男女好像都会跳上正在开着的汽车——当车停靠到车站时，上面已经贴满了人。有时候司机看到贴上去的人太多，根本不停就跑掉了，那一大堆人就这样挂在车门口进不去，成了一大风景。在上班的路上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或听到死人的交通事故。那时候，武钢正在建轧钢厂，有很多德国技术人员来这里做事。他们看到公共汽车的一边挂了一大堆人，歪歪倒倒地往前走，吓得直画十字，祈求上帝保佑。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一天下班时，我站在正狂跑着的车里，看见一个工人挂在车外已经快两站了。车上装满了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腾出一只手，拿出一毛钱伸进车窗说：“买张八分的车票。”那个女售票员大概从来没有从正在开着的车朝窗外面收过钱，看了他一眼，没有理睬。车内的人轰地一声笑了起来：“算了吧，你能不能活到下车还是个问题啊！买什么票！” 呵呵，那时候我们被戏称为“武汉市民间杂技团”。

这就是当时的上班生涯！

到了部件班，我才知道我的工种叫“钳工”。我的理解，所谓钳工，就是手工操作的工人。你看，开车床的叫车工，开刨床的叫刨工，开磨床的叫磨工，开铣床的叫铣工……。我们没有机器开，天天拿着锉刀、锤子之类的工具，最经常用的机器就是钻床，但没有人叫我们“钻工”。不过，通常钳工应当会用各种机器，因此是属于“技术工种”而不是“熟练工种”。熟练工种两年甚至一年就能转正定级，而技术工种要三年才能转正。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听说我是钳工，就问我：“那你是开钳床吧？” 爸爸从来没有接触过机械工厂，对工厂的情况一窍不通。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哪里有什么钳床，就是手工劳动。”看到爸爸一副失望的样子，我解释到：“那些开机器的是熟练工种，钳工是属于技术工种，干的是技术活啊！”爸爸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一天，人事股的安师傅来找我：“要建档案了，你来填个表吧。”我跟她去了办公室，仔细地看了一下要填写的材料。其实就是填一份履历表，要求从小学开始一直填到现在，而且都要有证明人。我把表带回家里，晚上非常小心地填写。除了小学的证明人写爸爸外，其它一律写的是中学同班同学张崇武。然后，我把所有的填表都照抄了一遍留底。到现在我才放下心来：看来没有人在意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为什么没有档案。一切都重新清零了，我有了一个新的档案，里面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高兴得太早了。那些人随时都能把各种材料重新放进我的档案里。七、八年后，我发现自己的档案里又装满了那些叫人生不如死的材料。

邓师傅是个很老的技术工人。他的手工活非常厉害，像这样的老工人在厂里还有好几个。据说大跃进年代，大家要造手表。这些老工人硬是用锉刀把手表零件一个个地加工出来，做成了一块手表。据先来的工人们说。厂里造了一个压手表后盖的模具。那是个正十二边形的凸模和一个正十二边形的凹模。师傅们做的模具能随便把哪一边对齐，把凸模往凹模的孔中放下，能够做到既不轻松地往下掉，也不会用力才能挤下去，而是自动慢慢地顺着孔往下滑进去。可见其准确度与精确度之高。这绝非一日之功！

慢慢地我们才知道，厂里那些老师傅之所以手工活那么有本事，原来都是修手表的师傅。大都是从司门口的修表门市部调过来的，个个都是修手表的高手。于是，厂里不少年轻人对手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向老师傅学习修表，并“勇敢”地把自己或者家里人的手表偷偷拆开来练习。但最常见的结果是：手表被拆开后不知道怎么再装配还原，或者装还原后不能走动，还多出几个零件来。只好把一大堆乱七八糟拆散了的零件用手帕一包，拿到厂里求师傅们来收拾残局。师傅们倒也宽容，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臭骂他们几句，然后还是帮忙还原。一般徒弟们带块手表来求师傅修理修理，或者洗洗油，他们也都不会拒绝。

谁知爸爸听说这事后，隔三差五地从熟人那里拿块手表，叫我拿到师傅那里去洗油，有时居然一次拿来三块手表。天哪！一个师傅有好几个徒弟，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师傅不用上班，就天天给别人修手表算了。我哭笑不得，只好先收起来，尽量隔些时才拿一块表去。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偷偷拿到修理门市部去，自己掏钱去洗油。哪知道爸爸居然还不满意，还在催我快点搞好了拿回来。我忍住气，对爸爸解释说：“师傅还要上班啊，怎么可以专门给我们修表呢？不就是几块钱的事情吗，为什么不能自己拿到表店去洗油呢？”。爸爸一听，立刻就翻脸大怒，大声责骂我不肯为家里卖力，这点小事都不肯帮忙云云。我看着满脸怒气的爸爸，不觉心里一阵凉气，真的感到非常失望：我在家里实在是个多余的人啊！的确，我已经二十七岁，早就应当自己独立生活了。但我每月只有二十二元的工资，买乘公交车的月票两元，吃饭要十二元，剩下的钱能租房子住吗？现在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呀。我真的感到很无奈。但，这是我的责任吗？如果不是文革中把我们赶到农村“劳改”六年多，以我的能耐，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吗？

我深深体会到古话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这句话的含义。虽然爸爸妈妈的家从理论上讲也是自己的家，但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我不由得心里暗暗发誓：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一定搬出去自己住。从那时起，我从不乱花一分钱，夏天再热，也不喝一瓶汽水，不吃一根冰棍。咬着牙齿积攒每一分钱。结果三年后，到我上大学前，我竟然存了三百多元 —— 我在做最坏的准备。而这个准备后来对我上大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却是我当时没有料到的。这就是后话了。

邓师傅对人非常和气，对我们这些新工人也很宽容和照顾。慢慢地，我感到邓师傅其实并不像小说里描写的“师傅”那般严厉和凶狠。有一次，我上午要出去有点事情，跟邓师傅打个招呼就出去了。没想到快到下午一点钟才回来。看到我回来，邓师傅从一包衣服中拿出一个饭盒来：“我跟你打了一份饭，你赶快趁热吃了吧。”。我不禁呆住了。周昕告诉我：上午车间王书记到处找我，还问邓师傅我跑哪里去了。邓师傅从眼镜片后面看了书记一眼，爱理不理地说：“是我叫他到外面买东西去了。”王书记也不敢多问，只好走了。听到这些，我从心里感激邓师傅。

邓师傅家里其实并不富裕，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有几天，大家发现邓师傅心情很坏，坐在那里叹气，后来连班也不上了。车间主任告诉我们：他的小儿子在医院住院，而且是病危。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一起到三医院去探望。一进病房，就看到邓师傅正伤心地站在病床前，他的小儿子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原来很久以前，他的小儿子在和别人一起踢足球时，被足球狠狠地踢在腰上。因为家里很穷，不敢跟家里说，就一直强忍着，直到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了，才去医院检查，但两个肾已经全都坏了。对他们家庭而言，换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小儿子实际上就是在医院里等死。据说小儿子曾经眼巴巴地求他的姐姐：“好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个肾，救救我啊！”。他姐姐也无可奈何地说：“就是给你个肾，也要十几万才能动这个手术呀，我们家怎么出得起！”。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心里都很沉重。但都没有什么办法，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邓师傅。这时候，病人已经因肝昏迷开始说胡话，并抓住医生的手骂人。邓师傅惊慌地用手捂住小儿子的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连连对医生作揖说：“对不住啊，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往心里去呀！”。医生摇摇头，拍着邓师傅的肩膀说：“没关系，病人现在是不清醒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你自己保重身体要紧！”大家心里都难受极了，再也看不下去，赶快离开了医院。过了两天，邓师傅又来上班了。他含着眼泪告诉我，小儿子已经死了。经受了这次打击，邓师傅明显地苍老了很多，也没有心思上班，不久就退休了。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他。

刚进厂头一年，当工人的日子确实是快乐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老知青，总是下意识地和农村的生活相比较，自然就有到了天堂的感觉。工厂的工作本身就比农村轻松得多，干六天后就能休息一天。不像在农村，一个月最多两天休息，遇上农忙就什么假也没有了。而且这里隔三差五地总有游泳、打球之类的活动，或者坐下来政治学习。到年底，偶尔还发张电影票。在“文革”后期，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开始有了些其它的文艺节目。如老三片（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也开始有了国外的电影，像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电影。但都不是很好看，人们说它们是“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莫名其妙，阿尔巴尼亚的蟋蟀叫”。总之没有多少新意。

一天，刘慧琼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电影票，大声叫道：“发电影票啦！今天晚上有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可是很难得的电影票啊，大家高兴极了。周昕皱着眉头说：“看完电影快十二点了，怎么回家啊？”。原来她每天是坐公共汽车上班的，但公共汽车晚上十点半以后就收班了。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我不是骑自行车吗？我们是顺路的啊，我带你回去。”于是吃了晚饭后，我高高兴兴地骑车到傅家坡接周昕，看完电影后又高高兴兴地把她送回家。这对我们知青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农村，一个男知青如果看到一个女知青在走夜路，就会送她到家。然后……，也许就把这事给忘记了。

但在工厂里可不是这样。第二天，吕静很神秘地跑过来问我：“昨天你用自行车带周昕去看电影了吗？”“是啊！”我完全没有在意。谁知道那天竟然有五、六个人过来，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脸上都挂着同样莫名其妙的表情。这也算是新闻吗？我这才意识到情况似乎不太妙：这个厂里百分之七十是女性，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年轻人。因此不多的几个未婚男性工人，虽不能说属于“稀缺资源”，至少也属于被大家关注的对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昨天晚上，我把一个女孩放到自行车后面，就给了大家极大的谈论和想象的空间。啊呀！

于是，我有意无意地把我和小妹谈恋爱的情况透露给车间的同事。我告诉他们：我在等待还在荆门农村里的小妹。于是很快地，我的耳朵变得清静多了。

啊，我第一年的工人生活还算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