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在刚解放的那十几年间，中国人几乎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有的只是“人多力量大”的提法。因此一家生几个小孩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在农村，不光生得多，还生得早。队长、会计和我们是同龄人，早已生了三、四个。
对农村人而言，生孩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加上农村人吃得苦，所以几乎没把生孩子当回事。前年正在插秧时节，严万选的老婆快生了，但她仍然天天在田里插秧。直到肚子开始痛了才回家，但躺了半天生不出来，就跑出来再接着插秧。结果过了产期，儿子在肚子里闷死了，两口子伤心了好久。去年夏天，冯如登的老婆快生了，在家里休息。她家的草屋顶有点漏水，请来师傅上屋顶修理，她就“顺便”坐在家门口整理草把子递给师傅，同时在家做饭招待师傅。过一会儿，她感到要生了，赶快跑进屋，自己生下了小孩。安顿好后，接着出去继续整理草把子。师傅在屋顶听见屋子里有小孩子哭，奇怪地问：“哪里来的小孩？”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刚才生的。”搞得那个师傅目瞪口呆。还有的母亲则不停地生，直到和女儿同一天生孩子。在那里，每家生三、五个是很普通的事情。
就这样，队里的人口迅速增加。我们队除掉知识青年，一九六九年才二百二十一人，到一九七三年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六人。像这样“发展”下去，二十年大概就能增加一倍！所以到了七十年代，国家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提出要控制人口。
农村的干部执行政策起来是很卖力的，往往能“创造”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办法来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计划生育也不例外。农村要劝告妇女不要再生有些困难，比较有效的措施就是结扎。凡是生了三、四胎的妇女就被劝说去结扎。劝不动的，就要民兵连长来完成这个任务了。隔壁生产队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队里好像还没有用上民兵连长。经过一番努力的思想工作，妇女队长刘桂兰、妇女组长张国芳、小队长的爱人杜家珍、还有四川人谈玉璧被动员去县医院结扎了。由于刚动完手术后需要休息，不敢挪动。谈玉璧的爱人在荆门县水利局工作，就在那里找了一个房间，临时搭了一个通铺，让大家挤在那里休息几天。
几天后，我们到水利局去看望她们。看到她们几个正挤在一张大床上，不停地纳鞋底。屋子里面叽叽喳喳像养了一窝麻雀。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很，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们结扎的过程。
每个被结扎的人从进手术室到出来大概就十五分钟，反正四个人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刘桂兰是第二个，她紧张地坐在外面等待。一会儿，队长的爱人家珍就哼着从手术室里自己走出来了。嘴里还说着：“哎呀，没得法啊！” 刘桂兰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个没得法啊？”杜家珍摇摇头，继续边哼哼边走。这时医生就开始喊“刘桂兰，进来！” 她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刚一躺下来，医生就开始在她的肚皮上动刀了。虽然事先打了麻醉药，倒也不是很痛，但在肚子里翻来找去真的很难受。她这时才体会到为什么家珍说“没得法”了。一会儿，医生就搞好了。对她说：“行，出去吧。” 整个过程就这样极其迅速而简捷。
听到她们的描述，我不禁想到农村里的“敲猪佬”，就是专门给小猪娃结扎的兽医。我看过几次，动作真的非常娴熟。结扎一头小公猪大概不要一分钟，不过结扎小母猪要费劲一些，也只要几分钟就完事了。难怪农村俗话说“人畜一般”啊。给人结扎也只要十几分钟！
我对她们的手术如此迅速感到非常惊讶，不禁问到：“开了多大个口子？”刘桂兰说：“给你看看。”于是很小心地把肚子上的纱布打开，露出大概五、六公分长的一个刀口。农村的人确实身体好，恢复的很快。才两、三天就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只看见一条红红的刀疤。国芳吃吃地笑到：“你怎么把肚皮都给小江看了？”刘桂兰把眼睛一瞪，说道：“怕什么，小江是个童男，看了也不认得！” 大家哄地笑了起来。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赶快跑出去了。
那段时间县里经常宣传计划生育。有一次把所有的妇女们都叫到县里去听报告，开会回来，一个个都在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嘴里还啧啧地叹息。我很好奇地问国芳：“你们今天开的什么会呀？”国芳笑着说：“计划生育的先进典型报告会。有个女的要和那个离了婚还有个儿子的男人结婚。天哪，自己还没有生过孩子就跑去结扎了。今天是她在讲她的先进事迹哩！” 我听了感到很惊讶，觉得这样的计划生育典型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就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不要后人算了，反正又不害别人。”国芳说：“那倒是，不过要我们向她学习，学什么呢？”这倒是个问题。总不能号召大家都不生了。还没有结婚，为了“积极支持计划生育”就去结扎吧。
这个话题被聊了好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