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大忙时来了第二个工作组

春耕大忙季节又要来了，队里又派来了工作组。但这次的工作组没有什么“政治任务”。带队的是个河南老乡，大概是听说了我和队里河南老乡的关系，所以对我非常客气，基本上是不管我。有时候还叫我不要老是在田里干活，要上来“管管事”。我不禁感到好笑：管什么事？如果都上来管事，粮食能自己长出来吗？不过我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从来不下水，怕说多了会不高兴，反正过几个月就要走的。
可能他是学过大寨的吧，他来后就叫我们挑土整那个三担大丘，企图把它整得非常水平。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旱地要整平容易，用眼睛看看，差不多就行了。而水田里是要装水的。任何一点不水平，就会立刻显示出来。高的一边会露出水面，而低的一边则会积上很深的水。所以在南方看不到很大块的水田，不像在北方，旱地可以是一望无际的。水田能像三担大丘那样有十几亩就算是很大的了。面积再大，就可能是一边成了旱地，另一边水深两尺。根本无法种稻，必须分隔成两块才行。
估计工作组是打算象大寨那样把几块水田合并成很漂亮的大块，所以才动员我们来整地。但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在田里没有灌水的时候要想把田整成水平，没有三、五年根本做不到。只有整一点，灌水后看一看，来年再整一整，经过几年的平整土地才能逐渐弄平。光凭眼睛是做不到的。
领导想在任期内做点“政绩”来，并不是现在的官员才开始感兴趣的，六、七十年代的官员就这样了。那时的“农业学大寨”，真正学精神的很少，大多数是学样子。比如把土包子炸掉，整平出大块的土地来。至于是否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是不管的。团林区宣传学习大寨，叫人来拍电影。为了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象，把全区的桃树都挖出来，集中搬到一个地方，专供拍电影。等拍完电影再搬回去。结果桃树死了大半，百姓怨声载道，那就不是当官的该管的事情了。老百姓实在被逼得太厉害了，也会做假。老乡们告诉我：五八年大跃进，上面“命令”每个村至少要积肥多少担，而且省里的领导要过来检查。大家只好把自家祖坟前的墓碑放倒，再用稀泥巴糊上冒充“堆肥”，供省里的领导坐着小车开过去时看得舒服。
不过，这次工作组大概是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基本上不再过多地插手生产上的问题了。什么时候插秧，割谷，除了上级分配的指令性种植计划外，其它的安排不再干涉。因为经过几年的折腾，我们队里的工分值已经从六分二厘降低到了二分多。但是，双季稻还是要推行的。可能在那些官员们的心里，种两季总是要比种一季的产量高，二总是要大于一嘛！但是他们没有想过：水稻是需要有一定的温度和日照时间才能成熟的。而这里日照时间短，勉强够两季，但每季的产量都会很低，加起来未必会比一季的产量高。特别是有些冷水田，如雷堰三斗，下面有冷泉，里面的稀泥巴齐腰深。水稻在那里生长没有足够的温度，比周围的田里要晚几天才能成熟。如果种双季稻，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个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一直就得不到当地人的认可。这个馊主意一直坚持到几年以后，工作组彻底不来，才真正地停了下来。而在那几年里，双季稻或多或少地一直在强行推广，产量也就一直下降。到我临走的一九七四年，工分值已经下降到两分多，还不到我刚来时的一半。
这就是工作组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