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第四个春节：1972

由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大家都想早点回家。虽然二月十五号才是春节，但一月底，我们就开始纷纷返回武汉。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过年，也没有谁再劝知青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了。大家似乎都看穿了。

一月三十一日，我们早早就离开了生产队。先约了荣兴的同学，再走到江山，把那里的同学也邀上，晚上一起到了荆门火车站。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和调整，焦枝铁路终于正式通车了。每天有一趟车从武汉开往宜昌，也有一趟车从宜昌开往武汉。对于从来没有见过火车的农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新闻。人们纷纷扶老携幼来看火车，连不能走路的老太太也用竹床抬几十里地来到铁路旁，等上几个小时，直到火车开过去才心满意足地回去。刘桂兰的妈看了火车后非常高兴，连连惊叹：“火车真是了不得啊，在地上爬都爬得这么快，要是站起来跑该有多快呀！” 不过，由于农民不懂得火车是刹不住的，不理解人一定要让火车的道理，刚开始常有人被火车压死的事情发生。有的人站在铁轨中间大叫停车的，也有站在站台下面来不及爬上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好起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多人结伴坐火车直接从荆门回武汉过年，每个人都很兴奋。晚上九点，火车才从宜昌慢慢开来。好多人啊，每个车厢都是满满的。但我们也要回家，于是大家拼命地挤。只要一个人挤上去了，马上就把其他人也带上来。大家挤成一团，火车停在那里光叫唤，但也不敢开。终于大家都挤上来了。

由于沿途都是这样拥挤，火车只有慢慢地走。走了一整夜，又走了一个白天，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达武昌。不过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回到家里，每天就是到处探亲访友。学校、汽标厂、同学家里……。但是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看到别人一个个都招工回来了，自己还呆在农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大家都对我们这些人很热情。

快过年了，一连几个清早，我都要到广埠屯菜场去排队。买肉、买豆腐干、买糖、买油……，反正买什么都要凭票。谁也记不住，只有把所有的副食品票带在身上，排队时慢慢看墙上的通知：“十四号副食品票买二两粉条，十五号副食品票买四块豆腐干，十六号票买半斤白糖……”等等等等，每家都要排上几天队才能把过年的东西买完。

那天我正在排队，突然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班上的俞志远也在隔壁的一条队里排着。他是红五类，第一批招工就招到武汉造船厂了。所以看起来红光满面。他问我：“招哪里了？”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问话，也是我最怕听到的问话。我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俞志远微笑着看着我，“好心”地劝告说：“我看你就在农村找个好人家，在那里安家算了，已经没有希望了。” 听到这些，我心里像被捅了一刀。本来想顶他几句，看到周围都是人，还不知道是红五类多还是黑五类多，咽了口口水忍住了。于是扭过头去不再理他。

二月十三号，阴历二十九。我刚从广埠屯排队买东西回来，爸爸妈妈正在家里着急地等着我：“院里要我们赶快搬家，明天一定要搬完!” 我奇怪地问：“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急什么？过了年搬家不行吗？”爸爸紧张地说：“不行不行，人家要搬到我们家过年，我们一定要马上搬走！”我看着天，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什么都没有准备，怎么搬哪？可能我的脸也象天气一样难看。爸爸很担心地劝我：“不要闹，专案组里的人都在盯着我们。千万不要闹啊！”

原来革委会里那些苗正根红的“革命分子”闲得手痒，开始打黑五类住家的主意了。首先就看中了我们家的大房子，命令我们赶快腾出来，搬到十七栋的两间房里。一年后，又收回了一间，换了十六栋的一间小房。于是我们家就在相隔近百米的十六、十七两栋楼里各有一间房，组成了一个新家。

事情来得这样急。我们只有一边在这里清理东西，一边搬运，一边在那边摆放东西。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板车。两地相隔虽不到一公里，但沿途几乎没有平地，路也不平，特别是最后快到时有个很陡的上坡，拉板车上去非常费力。

我看到开始下雪了，心里非常着急，想尽快多拉一些，否则第二天会更加困难。但房子里的东西没有清理好，怎么也来不及。反正是爸爸在这里清理，我和小林一趟趟地拖。到了那边，把东西就摊在那里由妈妈来清理。一天下来，倒也搬了不少。但要明天搬完，够呛！

晚上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早上起来，到处白茫茫的一片，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路更难走了，特别是上坡很费劲。我们累得满头大汗。到了那边，那么陡的斜坡根本上不去，只好叫小林拿锄头先挖出一个个小坑瞪脚，我才能把板车拉上去。好在我们在农村干了三年多，力气够大了。不料，在拉第二趟时，两个红五类的小孩居然在那个陡坡上滑起了雪橇。把坡子滑的光滑无比，挖的小坑也荡然无存。我烦透了，小林只好再用锄头挖坑，我则踩着它们用力地一点点地往上拉。那些小孩不但不让开，反而对着我们往下滑，把小林挖的坑迅速地填满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被赶出来让你们住，你们在挡住我们搬家的路，这还要人活吗？我抡起锄头，对小孩喝到：“滚开！要不打死你们！”我跑到那几家的门口，用锄头在他们家的水泥台子上狠狠地砸下一块。站在那里大声地骂到：“狗日的听着，不要逼人太甚！把我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赶快把你们家的小崽子带回家去，不要挡我们的路！”那几家的大人吓得赶快把自己的孩子拉了回去。在我骂街的时候，周围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妈妈脸吓得苍白，连大气也不敢出。我告诉她：“不要怕，在农村干了三年就算是贫协的人了，这些狗东西算什么！” 再后来，挡路的人算是没有了。我们费劲千辛万苦，总算在中午前把必需的东西基本上拖走了。像沙发，椅子等大东西根本就没有地方放，只好丢在原处。晚上，我累得要命，一动也不想动。妈妈还做了米酒给我们喝。就这样，我们大年三十被轰出来，马马虎虎地过了一个年。

初三，我们看到丢的东西太多，想再到原来的地方看看，能否再拿些东西过来。一到门口，就看到那里已是大门紧闭。敲了半天，才有人开门，原来是毛高贵一家已经搬进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动作这么迅速，可能帮他搬家的马屁鬼很多吧。里面好暖和啊！毛高贵还在被窝里没有起来，正在享受哩。我告诉他想看看有没有可以拿的东西。他窝在被子里很不耐烦地说：“都丢到后面的空地上了，你自己去看吧！”我走到后面，雪地里乱七八糟的堆了很多东西：沙发，椅子等等已被砸烂，不会有什么了。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初四一大早，吴恒乐跑来看我。他带来一张街道口电影院的电影票，约我下午去看电影。中饭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电影院。正等待开演，突然后排传来熟悉的说话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娄建华也来看电影了，正坐在我后面。娄建华第一批就被招到应城化工区，还去大连化工厂培训了一段时间。她一看见我，就惊喜地叫了起来：“江育林！你现在招到哪里了？”我苦笑着摇摇头。后来我们又讲了几句，但我一点情绪也没有了，只是心不在焉，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电影一散场，我马上溜了出来，不愿意见到任何人。

第二天，我打算到汉口给老乡们买绣花用的彩色线，就乘十五路公共汽车，想到大东门转电车。我从十五路汽车的尾部挤上了车，正望着车窗外发呆，突然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钱吉林老师。他在华师一上车就看到了我，特地从车头挤到我这里来。他欣喜地拉着我的手问道：“你被招工上来了吗？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最怕听到，然而又是听到最多的问话。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出声。他很快就明白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钱老师小声说：“不要紧，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说着伸出手来，似乎想摸我的头，但伸了一半又缩回去了。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汉口，于是钱老师又往车头那边挤到售票员那里，买了两张车票。他递给我一张说：“这张票是到大东门转车的，我替你买了。我在前面先下车了，啊！”我无语，点点头。钱老师在付家坡下了车。但并没有走，而是站在站台上。透过车窗，我看到钱老师背过身在偷偷地抹眼泪。我的心里象被抽了一鞭子，有说不出的痛。这几天的遭遇使我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回武汉？这里又不是我呆的地方，我有什么资格赖在这里？从汉口回来，我乘电车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返回荆门的火车票。我没有和家里解释提前回去的原因，他们也没有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清理要带回去的东西。

就这样，我“赶”回了荆门。一路上我都感到心里憋屈得慌，一直到我回到生产队，才觉得舒畅些。是啊，这里才是我有资格呆的地方！

天哪，我终生难忘的一九七二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