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武汉休养

从医院回生产队后，我一直在家休息。总觉得呆在家里不是个滋味，但也不敢贸然出工。大家都劝我回武汉休息一阵。我有苦说不出：回去住哪儿？吃什么？钱呢？

大姐姐那时已经到了荆门。到七零年中旬，七医院基本上已整个搬来了。医院暂时安在十里牌的军马场，叫“五七油田荆门职工医院”。由于完全是白手起家，刚开始，到处是简易的木板房和工棚，条件非常艰苦。但就那样的条件，在荆门已经算是很有名气的“大医院”了。医院里大多是“根红苗正”的医务人员在看病，政治条件稍微差些的就到农村“巡回医疗”。记得有个笑话：一个高度近视的医生在野外走路实在不安全，大家就安排她留在屋里做饭。三伏天，那医生好心煮了一大锅稀饭，想在外面找个地方摊凉了，以便其他人回来能马上吃。她看到不远处有一块黑石头正好放锅，就端着稀饭锅往上一放。不料那是一只正在酣睡的大黑狗，被意外烫了一下，惨叫一声跳起来就跑，把一大锅稀饭掀在地上。大家回来看到这个样子，个个啼笑皆非。其条件艰苦可见一斑。而像大姐姐这样的人属于劳改对象，根本不能接触医务工作。只能天天在那里做建筑工人，倒预制板，扎钢筋。大姐姐看到我这样有气无力的样子，也想叫我找个地方休息。但医院里根本容不下我。想到武汉原先七医院的旧址还有个留守处，那里还有人留有空房子，还有个食堂。打算叫我住在那里，回来时顺便把手风琴也带到荆门。于是帮我联系了一辆便车，给了我几元钱。七月六号，我像残兵败将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武汉。

七医院里空空荡荡的，几乎看不到人影。大姐姐帮我找的是单身宿舍里的一间空房子，里面只有一个桌子和一张大床，上面挂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蚊帐，其它什么也没有。条件差倒没什么，在农村都能呆，到哪里都不怕。但是那个破蚊帐却让我在那十几天里吃够了苦头。每天晚上蚊子成群地扑过来，根本无法入睡，只有不停地驱赶。头两天只能是白天睡觉，晚上就坐在那里赶蚊子。后来买了蚊香，把它挂在蚊帐里面才足以赶跑它们。每天早上起来满身都是蚊香灰。

我犹豫了很久：这次回武汉要不要去防疫站？我很害怕专案组又要把我关起来写材料。但是军代表给我寄过钱，总得有个交代，而且说不定还能见到爸爸妈妈。于是七月十日，我硬着头皮去了。

不料刚一进防疫站的院子，我就看到爸爸一个人拉着一辆堆满杂草的板车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监督他的职工。他看见我，立刻停下来，全然不顾那个人就在旁边。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问我：“病完全好了吗？招工有什么消息吗？能招上来吗？” 看来他知道我住院的事情了。我本来想告诉他，像我们这种情况招工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想了想，就摇摇头，改口说：“很难说！” 爸爸眼睛里露出一丝希望：“哦，很难说呀，等等吧！”后面的人催他快走，他只好拉起板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给他一点希望总比说真话要好些。

从防疫站的革委会办公室出来，我走到家门口。站在那里看了半天，不知道应当进去还是不进去。妈妈大概是被告知我回来了，赶回家来看我。我们坐在里屋，这是两年来我们第一次单独地，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看着她，像看着陌生人一样。

妈妈头发几乎全白了。大姐姐早就告诉我，那是工宣队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她是历史反革命。妈妈当场昏倒，两天后头发就全白了。大姐姐去看她时，她哭哭啼啼地说，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想到死后我们四个孩子将会成为“杀关管”的后代，会永无出头之日，才勉强坚持活下来的。

妈妈身体还好，只是瘦了很多，奇怪的是她大热天居然还披着一件棉大衣。妈妈问了我住院和恢复的情况。讲了几句，看看外面没有人，突然把大衣里面的一个角撕开，从里面掏出了几张钞票。一看，是四十元钱。我呆住了：妈妈每个月只有十元的生活费，不到两年，她从哪里抠出这来四十块钱！妈妈叫我赶快收起来，我不肯要。妈妈急了：“快呀，不要让别人看见了！”接过钱，我的手在发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我赶到二附中。小林住在那里。我知道工读班的朋友们对他非常关心，有些人还省下自己的粮票给他，有的帮他买东西，但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我把他从宿舍里叫出来，带到篮球场上。我偷偷地把这钱全塞给小林，叫他省着点用，这是妈妈给的。小林接过钱，没有吭声。

妈妈的钱究竟是哪里来的？一直是个谜。一直到后来看到爸爸写的《文革经历》，我才知道了这钱的来历：“……在牛棚初期，好几个月的工资还是照发……。那时除了自己吃饭开销外，又不能把钱送回家去，因而几个月下来，口袋还很存了一些钱。钞票有那么一摞，又没地方存放，所以只好整天带在身上。……（后来有一天）统统地被赶上火车, 到了孝感花园……到那里以后，天已漆黑，外面也无甚灯。他们就要我们，还有“革命同志”等，在宿舍外面的席棚上用浆糊刷大标语……这时我突然见到梦文（注：就是妈妈）也在人们中间，于是我就趁黑接近她，塞了一把钞票给她。她自然也就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收进衣袋。我知道孩子们用的钱还得从她那里取，我反正不用钱，所以才这样做了。这也算是我见机行事一回。”

在武汉的十几天里，我基本上就是在同学家里、汽标厂的工读班朋友那里和二附中小林那里来回跑。也只有这些地方可以去，也只有这些地方才感到一些温暖和友情，也只有去这些地方不需要用钱。

但即便这样，几元钱也用光了。我到处打听油田去荆门的便车，毫无消息。我不得不给大姐姐写信：如果再不帮我想办法，我只有在把钱完全花完之前扒火车回去，手风琴肯定是没法带了。几天后，有人从荆门来，给我带来口信：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有车去荆门，要做好准备。

那天半夜两点，有人轻轻地敲我的门，叫我们悄悄地去搭车。原来想搭便车的人很多，所以只能悄悄地走，否则谁也走不了。我们一行人上了大卡车，车上还装了很多东西，已经很满了。我们坐在上面，和栏板几乎平齐，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车在黑暗中飞跑，风很大。我怕受凉，也不敢睡，就站在车头大声地唱毛主席语录歌。车可能实在是装得太多了，还没有到潜江就爆了胎。只好把破轮胎卸下来，等路过的车带到潜江补好，再等顺路车带回来。等补好轮胎走到江陵，天都黑了。不幸的是轮胎又爆了，好在是在县城。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二十二个小时，一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到达十里牌。大家几乎要累得半死，不过好歹还是回来了。真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