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春节：和广播站的战友们一起  1970

春节又快到了。这是在农村劳动一年后的春节，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准备回家。一年来生产队的青年们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听说我们要回家过年，给我们拿来了糯米、糍粑和香油，并问我们还想要什么。张崇武摸摸脑袋，不好意思地说：“要是能带点野味回去就好了。”谁知冯家齐说：“这有什么难的。”带着两个小伙子就出了门。下午回来，每人个肩上都背了几只野鸡和兔子。仿佛他们不是在外面打猎，而是从家里的鸡笼和兔笼里取出来的一样。原来这里比较荒凉，到处是野鸡和兔子。夏天割麦子时，有时会从麦田里突然飞出一只野鸡。冬天下雪时，雪地上常常看到兔子的脚印，很容易找到它们。这里家家都有土铳。农闲时，年轻人都出去打猎，搞些野味回来。

不过好景不长。自从这里修建了铁路和炼油厂后，整天机器轰轰隆隆，晚上四处照得通亮。野兽再也呆不住。等我们几年后离开时，几乎就见不到一只野鸡和兔子了。

今年怎么回去呢？范镇峰说：“要不我们赶早到荆门汽车站买票，买到哪里算哪里。买到去襄樊的票就转火车，买到沙洋的票就坐轮船。”大家都说是个好主意。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几个半夜十一点就从队里出发了。大家背的东西又多，走得很慢。范镇峰看到我很吃力，帮我把行李也背上了。我们一直走到二点才到荆门汽车站，结果买到了去沙洋的车票。天一亮就到了沙洋，赶上了回武汉的轮船，二十五号傍晚就回到了武汉，真爽啊！ 

在张崇武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们去七医院。刚好看见大姐姐他们正在集体早锻炼。大姐姐见到我，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七医院已经改名为炼油厂职工医院，今年要搬到荆门去了。以后小林肯定也是下乡到荆门的，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此时，小林已经在二附中上初中。广播站的朋友们把他也带进了广播站，以便好好照顾他。现在刚刚放假。次日，我和小林到防疫站去，想再去家里拿点东西。一走进院子就被专案组叫住了：“你们不要走，我们要找你们了解一些情况，你们暂时住招待所吧。”晚上，专案组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好跟他们“讲故事”，把文革中的故事对他们讲了一通。连小林都听得没了瞌睡，但就是没有他们想听的东西：父母的反革命言行。就这样一直搞到下半夜快两点才回招待所睡觉。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又来了解情况，我烦透了。下午，我和小林跑回家里，坐在屋里透过窗户朝外面看。有两个年轻人在外头打乒乓球，眼睛不停地朝这里看，显然是派来监视我们的。我们干脆把窗户打开，坐在窗台上看着他们。那两个人感到很不自在，过一会儿就走了。一看到他们离开，我马上对小林说：“快跑！” 我们立刻跳下窗户跑掉，再也不回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过着到处“流浪”的日子：曾经在二附中里小林的宿舍里呆过，也曾经在李植年、张崇武、陈宣美等人的家里“避难”。大家都对我很好，也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朋友和同学的热情和信任抹平了我无家可归的痛苦，令我在寒冬里感到了温暖。

二月五日是大年三十，广播站的朋友们要在一起聚会。我们先到电校门口集合。除了我和小林外，李植年、陈宣美、刘仁森、韦琪、娄建华和姜都也都到了，连朱达俊也从汉口赶过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在武昌桥头照了很多相，然后决定再去汉口玩。我们刚坐上去汉口的电车，姜都突然叫了起来：“我妈妈叫我赶回去吃中饭！”大家“轰”的一下大笑起来：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陈宣美开玩笑地说：“姜都，你到前面一站赶快下车，再往回走，大概一点半到两点之间能赶到家里。”姜都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到了武汉展览馆，最后到了滨江公园照了很多照片留念。大家还特别叫我、李植年、娄建华和姜都四个下乡的好朋友在一起照了一张。大家一直玩到下午才分手，各自回到自己家里过年。这一天，是我那年春节期间最最开心的一天。过去好几天了，我还在回味那快乐的时光。我知道，我的那些好朋友们是特地定在大年三十出来一起玩的。春节不能和父母团聚和被追赶得无家可归的日子是痛苦的，但没有被同学和朋友们嫌弃，相反得到他们热情关怀和帮助的日子则让我心里充满了感动。让人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广播站的部分战友                   四个下乡的广播站的朋友们

春节后，我去二附中玩了两次。工读班马上要毕业了，以后学校将不再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只有小林还在那里。别人都叫他“鸭子”，其实那是我原先的绰号。我从小就因为跑得慢被别人叫做鸭子，一直叫到高中毕业。后来小林到了二附中，别人就说是“鸭子的弟弟”，简称“小鸭子”。时间久了，“小”字也被省略。于是，当我来到学校时，他们就说是：“鸭子的哥哥来了。”我听了啼笑皆非：这就是“进化和演变”吧？

工读班里的气氛似乎不是太好，总感到有些沉闷。那年正是大抓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时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人就会被突然揪出来，成为斗争的焦点。大年三十晚我们到大姐姐的同事家吃饭。家里的老头子唉声叹气：“今天军代表说了，大年初一要揪一个大老虎出来批斗。也不知道是谁啊！挨到谁谁倒霉呀！明天下班我如果没回来就多半是出事了。”搞得每个人都吃不好饭，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不会变成斗争的对象。有人今天还是积极分子，明天就被揪上台被批斗了。

我们下乡的知青对此倒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反而要轻松得多。张崇武年后到处“取经”。先是到石嘴熊忠新那里去学习，后来又到汉阳的磨山大队参观，据说那里是湖北学大寨的典型。还到大东门买了好多优质菜籽带回去。

听说王晓林爸爸的同事能帮忙联系从襄樊去荆门的便车。为了省几个钱，二月十六日晚，我、范镇峰和娄建华、姜都、王晓林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车。在火车上坐了一整夜，清早才到达襄樊。襄樊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汉江上在修大桥，到处是工人和民工，还有大批的知青在这里中转，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们在车站里等王晓林的消息。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车站那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天黑以后，我们都累了，就跑到一列空货车最后面的车厢里休息。刚坐了一会儿，突然“咣当”一声响，原来是货车正在加挂后面的守车，这说明这列火车就要开走了。大家急忙跳下来，再去寻找其它的空车。突然，我们看到那列挂着《武汉——襄樊》牌子的客车正静静地停在那里。这可是明天早上才开车返回武汉的，要是能在里面睡觉该多好！我们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扭转门把手，看是否有忘记锁车门的车厢。终于被我们扭开了一个，大家高兴地上了车。啊，这里有座位，又暖和，比呆在货车里舒服多了！我们每个人挑了个座位休息起来。谁知道没过一会，火车突然动起来。女孩子都吓坏了：不会开回武汉吧？我仔细想了想，这肯定是明早开车的啊，而且是空的，一个旅客也没有。于是安慰大家说：“不会不会，这列火车是明天早上发车的。现在不可能走，肯定是让道。一定会回来的。”果然，火车开到下一个小站就停了下来。那里有一列军列，正在上下人。等到军列开走后，一声汽笛，我们的车就又摇摇晃晃地开回襄阳火车站。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安心地继续休息。

清早天刚亮，我们就来到渡口。等了好久才开来一辆大卡车，我们高兴地爬了上去。不料，司机只让女孩子乘车，男孩子没有这个待遇。我和范镇峰给他说了好多好话，一点用也没有。司机看到我们不肯下来，就把我们的帽子揪下来扔到地上。范镇峰气坏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爬下车。我反正被人鄙视惯了，有点麻木。只是在捡起帽子时，冷冷地对司机说：“你总会有求人的时候！”

就这样，女孩子们搭便车走了，不过顺便带走了我们的行李。而我和范镇峰不得不在襄樊再等一天，买车票回队。

这个春节过的是既悲惨又快活：回了一趟武汉，连父母都没见到，被赶得到处流浪；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和热情，个个都对我伸出援助的手，使我感到分外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