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中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火车到达武汉。从家里到火车站来回两趟，才把行李全部拖了回来。爸爸妈妈在家里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中饭后，立即到街道派出所报到。虽然大家都对我客客气气的，但自己总感觉像是从监狱里刚释放出来的犯人。第二天，拿着县里给的返城通知单，到市里和区里办理有关手续，换到了上户口和上粮油关系的证明单。第三天，到街道派出所把我的户口上到家里的户口本上，再拿着户口本和上粮油关系的证明到街道办转上了粮油关系。这样，我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天，办完了所有手续。也就是说，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我算是一个正式的武汉市的居民了。

从这时开始，我可以说自己是武汉人了。可以随意地和亲人们在一起，和朋友们见面，和同学们聚会了。原来在农村时，我总在想象：当我回到武汉后，一定会长长地舒一口气，或许会高兴地大吼上几声。但当一切安定下来后，我一点兴奋的感觉也没有。特别是在区里办手续时，脑海里出现的尽是下乡时户口被销毁时的震撼。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次已经做过多少次的恶梦：我的户口被撕成了碎片，在天空中飘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间小茅草屋。一个狞笑着说话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过一辈子！！过一辈子！！！”我被惊醒了，满头大汗。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鼻子，拍拍自己的后脑勺。想搞清楚：究竟是在农村里梦见自己回城了，还是在城里梦见自己还在农村？当确定自己已经回武汉后，我安慰自己，这是刚回来的缘故，还不太适应，过几天就会好的。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错了。这种恶梦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在工厂、在大学、在水生所，甚至在德国的慕尼黑，我都做过几乎同样的梦！它提示我心灵的创伤有多么深，也是多么难以抚平。

记得我九十年代到唐海县看虾病时，农委的同志告诉我：当年唐山大地震，从天津下放到唐海的女知青们想从窗户逃命，结果其中一个女孩被垮下来的窗梁砸断了脊梁骨。待到乡亲们把她抱起来时，头和脚都能对折到一起，人只剩下一口气了。但那女孩没有求别人救她，而是哀求旁边的公社干部：“你看我不能干活了，你和上面讲讲，把我的户口转回城里行吗？”大家都哭了。只好安慰她：“放心吧，一定首先把你的户口转回城里！” 那女孩子听后，头一歪，带着满足的笑容走了。一张城市户口在知青心中的分量是其他人不可能体会到的。

十几年后，同事告诉我一个笑话：有个富人看到街头石头长凳上睡觉的流浪汉很可怜，就出钱给他在豪华酒店里定了一个房间，请他免费在里面住上一个月。但几天后，流浪汉就又回到街头，怎么也不肯睡酒店了。富人不解，流浪汉告诉他：当他睡在街头的石头长凳上时，做的梦都是住在酒店里的好日子。而当他在酒店里睡觉时，做的可都是睡在冰冷石凳上的梦。

同事们都哈哈大笑，可是我一点也笑不起来。我认为，这是个很真实的故事。我自己不就是这样的吗？

几天后，我逐渐地习惯下来，不再把自己当作外人，开始从心里觉得自己“应当”是武汉人了。睡觉时也不是那样别扭，于是又进入了梦乡……：

春天，地上到处是野花。有池塘和小河，还有一片小树林，就像在荆门的农村一样。我在那里小心探索着往前走。在林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很高很大的石碑，上面长满了青苔。我好奇地走过去，发现上面居然是光溜溜的，一个字也没有！我很纳闷，心里在想：“这是谁的碑？” 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想到是谁的，就会是谁的。真的吗？于是，我折了一些松枝和地上的野菊花，仿照以前民兵训练时戴在头上的伪装圈的样子，扎了一个花圈。我小心地捧着它，向石碑走过去。石碑上没有字，我不知道哪一边是正面。于是，我看了看太阳的方向，把花圈放在朝南的位置。我默默地朝石碑鞠了一个躬，想说点什么。说什么呢？看着石碑，我想起了王庆荣，此时她墓前的木头牌子大概早被放牛娃拿走了，说不定连墓地都被某个工程的机械给平掉了。还想起那些在农村病死、累死，以及其它各种原因死去的知青……。巴金曾经建议在中国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没有被批准和认可。想建一个“知青博物馆”更是不可能。这些人既没有建设国家的“丰功伟绩”，也没有“苦大仇深”的鲜红历史。相反，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表明你家里的问题可能越多。这些人值得怀念吗？只有我们这些知青们还依稀记得。等我们老了以后，就会被完全遗忘了。于是，我挺起胸，大声地说：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知识青年们，永垂不朽！”

（第三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