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亲人回武汉

从十二月初开始，要回去的消息已经到处传遍了。既然没有什么悬念，不需要审查，也不怕被别人把名额挤掉，我也吃了一颗定心丸：肯定是可以回去了。我就开始处理临走前的事情，并与亲人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免得像前面那些人那样，如逃命一般，走得慌慌张张。

十二月四日，我到兰桥乌龟泉一个部队基地去找另继明，他已经调到那里的食品店工作去了。在那里能买到很多外面买不到的计划物质。继明听说我要走了，帮我买来几斤白糖，还用一个大铁罐满满的装了一罐板油，让我拿回去炼成猪油。在那个每月只有几两食用油的时代，这真的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

十二月八日下午，我到荣兴林场，同学们都出工去了，只有刘敦昭留在家里。当他听说我要回武汉，立刻把唯一一只正在河里游玩的鹅唤上来，杀掉红烧，晚上和荣兴的几个同学一起吃了，算是给我送行。现在荣兴只剩下周建明、舒宗文和刘敦昭三个人。贝恩渤和李植年已经招工走了，杨瑞丰投亲靠友去了西安，伍初平像张崇武一样换了个地方，不过不是汉阳，而是洪湖。可能留下还没走的人见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大家都比较淡定。

十二月九日，下雪。我觉得事情应当已经定下来，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了。于是赶到掇刀，把我要回武汉的消息告诉小妹。小妹经过一场大病，身体不太好，心情也不好。她懒得上工，也不和那些知青往外跑了，整天就呆在屋里。她听到我要走的消息后，默然，也没有什么话，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大概什么时候能走？” 看得出来是在极力掩盖自己的心情。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据说必须在年底前到武汉办完手续。” 小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我，似乎在说：“是吗？那只有半个多月了啊？！”

我低下头，也不好再说什么。过一会儿，我说，这几天只要有空，就会来看你的。她站起来，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随后几天，我抓紧时间把电站的所有设备尽可能地维护好，调整好。免得我走后出问题，给老刘增加麻烦。而只要有空，我就尽量往掇刀跑，想去多陪陪小妹，哪怕多一分钟也是好的。每次我到了那里，小妹就望着我笑笑，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听我说话。她想知道我办理手续的进展，是不是顺利。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和秋天她被推荐上大学时我的心情一样。那时既希望她能被顺利推荐上去，不要遇到什么阻碍，特别是不要出什么意外，又想到不久就要天各一方而感到依依不舍，心里难受。而我，除了能尽量给她带些好吃的东西，尽量帮她解决一些困难以外，就只能和她说说话，尽量逗她开心了。

二十五号，我在县里称了几斤水果糖，回到生产队。我找到会计定国，想把队里今年分给我的粮食领出来，卖掉换些粮票。不知道我回武汉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给我发粮票，先换一些准备着吧。我把水果糖也交给他，请他发给队里的人吃。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乡亲们养育了我这些年。定国说：“明天刚好全队四个组都要在一起上早工，开西头的那片熟荒地，你也去吧。” 定国又拿来几瓶小麻油，叫我带回去。还问我：“你的行李多不多？要不，明天我派辆板车送你去荆门？”

二十六号清早，全队集中在西头开荒地。我和队里人一起出早工，朱定国趁大家正干得带劲的时候，突然站到一个土堆上，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小江过两天就要回武汉了。他给我们买了糖请大家吃，大家来拿吧！” 大家一片哗然。年轻人一边吃糖一边向我道喜。几个老年人唏嘘起来：“小江这几年受了多少苦啊，终于熬出来了！” 连北头的冯聋子也知道我要走了，跑过来边打手势边用含糊不清的话说：“小～江，要～走～了？有空～过来～玩。”继明的妈拉着我的手说：“小江啊，多做好事，啊！那年多亏你藏起来那些粮食，要不然那年春天难得熬过去哩。”说着撩起衣角擦去眼睛里的泪水。队长永财也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小江啊，你在队里帮我们做了不少好事，大家忘不了你！” 我的鼻子酸酸的，强忍着眼泪对大家说：“谢谢大家照顾我这些年。没有你们的照顾，我只怕死几回了。你们有机会去武汉一定来找我！”我不敢再呆下去，就给大家鞠了一个躬，赶快离开了。走了很远，回过头来看看，还有好多人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多好的乡亲们！

前几天有人路过电站时，听到我可能要回武汉的消息，后来连着几天有好几个人来看我。有的揣着几斤粮票，有的提着小麻油送到电站来。他们说：“小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想到城里人就缺吃的，你就拿去吧，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了。”所以我在整理行李时，不得不专门拿一个木箱子来装他们送的麻油和猪油。

早饭后，定国安排了一辆板车和一头驴。把我的行李装上去，送到县城，把行李放到电管所。电管所的朋友们听说我要回武汉了，也都向我道喜。那几天我就住在那里，每天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在空闲的时候，我走上街头，想再看看荆门县城，看看我曾经呆过的地方，看看我们在各处架设的线路。县城和来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至少比原先大了十倍，已经向北发展了很大一块面积。那里新建了不少高楼大厦，马路也拓宽多了，像一个大城市的模样。这里已经来了很多大型厂矿企业：炼油厂、水泥厂、冷冻厂……。早就不是原来那个拿一根冰棍就能从城东走到城西的小城镇，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荆门市”了！

我走到邮局附近的十字路口，突然看见了夏玲玲。我有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只听说她在荆门京剧团，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她手里拿着几件衣服，一眼看见我，惊喜地叫起来：“江育林！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告诉她：我正在办回武汉的手续，过两天就要走了。她听到后，脸色黯淡下来，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好啊，祝贺你。”她拉着我：“我要去隔壁的裁缝店改改演出服装，你陪我一起去吧。”我默默地跟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进了裁缝店，跟正在做衣服的师傅说了几句，就回过头来，看着我。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出来。看得出来她心里很难受。我对她说：“夏玲玲，我回去了。”她摇摇头：“你再陪我坐一会吧，好吗？”我点点头，坐在那里，看着她跟师傅又说了几句，再过来跟我坐在一起。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还是没有说话，大家心里都很难受。我不由得想起在学校广播站的时候，她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后来又是分团委的宣传部长，专门管我们广播站的。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是个各方面素质相当好的学生。但由于父母在解放初期被镇压，她是被亲戚带大的。文革前连入团都是市团委特批的。而现在这个时期，“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论她表现有多么优秀，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招工和招生的机会。我的心里隐隐作痛，再也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站起来，对她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夏玲玲点点头，站在那里，没有出来送我，我紧绷着的心才稍微放松了一点。我不敢回头，径直回到了电管所。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荆门的最后一天。我一清早就去了掇刀，小妹在屋子里等我。我带去了好多好吃的东西。中饭后，其他人都上工了，只有我们两个留在屋子里。我拿出一个很精致的笔记本：“你有空就写写东西，好吗？”又拿出我自己的团徽，这是一九六五年二附中的分团委发给我的。那时的团徽是铜做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像后来工厂里发的一个铝制的团徽，虽然样子一模一样，但轻飘飘的，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这是我最心爱的纪念品。拿着它，我不由得想起一九六八年，防疫站的军宣队骂我是狗崽子，问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是共青团员！”的样子。我对小妹说：“这个给你做个纪念吧！我还是那句话：人向下走总是感到轻松，而向上走总是感到有点累的，但人一定要向上走。”小妹坐在床沿，紧紧地靠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告诉她：要注意身体，再不要累病了，犯不着。还告诉她：快过年了，早点回去，罗老师一定很担心你。我不在你附近，不能经常来看你，要注意好好保护自己。我还说：如果我有空，一定再回来看你。突然，我想起她是元旦过生日的，就给她开心：“你再过几天就二十岁了。二十岁，就不是小孩子了，而是大人了。是吗？”说到这里，我被卡住了。我是不是该告诉她“我爱你”？？现在说吗？但马上就要走了，说了马上就跑算怎么回事？她会相信吗？我不说吗？那什么时候再说呢？回到武汉以后吗？……。说还是不说，这真的是个问题！我的脑袋被卡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犹豫了一会，就对小妹说：“小妹，我回去后一定会给你写信的，你愿意给我回信吗？”我期待地看着她。小妹立刻肯定地点点头“我一定会的！” 我马上把家里的地址写给她。看到她仔细地把地址收藏起来，我松了一口气。看来还有说的机会。

那天，我和她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说啊说啊，眼看快五点了，天已经开始发暗。我依依不舍地站起来，对小妹说：“小妹，我今晚就要回武汉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转过身，慢慢地走出大门。屋里很暗，在外面看不清楚里面，我就站在大门口等小妹出来。一会儿，小妹从大门走出来。我惊呆了：半分钟不见，小妹居然哭成个泪人。今天一整天她一定是一直在强忍住不哭，忍了好久好久，直到临走时才放声大哭的！我的心几乎要碎了！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只有呆呆地看着失声痛哭的她。过了一会，我才开口对她说：“小妹，不要哭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请相信我，好吗？” 小妹这才擦擦眼睛，点了点头。我真的想再陪她多呆一会，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这里离火车站还有近三十里地，回县里的班车马上就要收班。如果赶不上，我可能在火车开走前回不了荆门。我只好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农科所，心里充满了思念和担忧。直到小妹回头走进大门，我的心里还难受了很久。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预料，只有咬着牙齿往前走，也许还有希望。

晚上，赖平他们几个请我吃饭。大家又聊了一会，几个人用自行车帮我把行李送到火车站。那时候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火车到达前十分钟才开始卖票，然后才能托运行李。等办理好一切手续，火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了。于是，我朝赖平他们招了招手，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我的农村生活终于结束了！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傍晚离开武汉算起，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踏上回武汉的火车为止，整整六年零十八天。如果算到第二天早上到达武汉的话，就是离开武汉六年零十八天半。而按照中国出差报销的规定，应该两边都算整天，我下农村的时间就成了六年零十九天。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算法，例如我在亚太组织NACA或者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销的算法，是只能算一边时间的。现在不都是提倡“和国际接轨”吗？我也比较喜欢这种算法。所以我认为自己下乡的时间应当是“六年零十八天”！

武汉，经过六年零十八天的农村劳动，我终于回来了！

一九七四年对我似乎是极其荒诞的一年。我遭受了太多的磨难。所有的大门都被关上，似乎只有通往地狱的大门敞开着。所有的希望都在我面前消失。我就像一只被人踢来踢去的狗，没有一张笑脸对着我，连住在电站里也不得安宁。我几乎对今后的生存失去了信心。生存的压力几乎要超过我能承受的极限。不料，就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从天上掉下一张馅饼。希望的大门朝我敞开了一条缝。让我在大门“砰”的一声关死前逃了出来。从此，我的前途和命运开始逐渐地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