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从学校蔓延到社会

这时，运动已经发展到全社会，各个单位都在搞运动了。搞什么？理论上讲，矛头要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也要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特别是被资产阶级占领了的文化阵地。因此，除了对付各单位的领导外，最简单而又快速的阶级分析法就是划成分。出身不好的人如果表现好，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糖衣炮弹。如果表现不好，就是阶级报复。当时最流行的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还加上一条横批“从来如此”。这种高效快速的阶级分析法把一切出身非红五类而又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人拒之门外。从此，我们这些人就从“革命阵营”里被踢出去了。

要“革命”，首先要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家里开始。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劝爸爸要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当领导期间的所有错误言行彻底交代出来。爸爸很快回信了，他说：我也是愿意革命的，也愿意接受大家的审查。如果错了，我愿意改正。那时，还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家会属于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行列。也只能这样了。记得后来周末回家，还和爸爸谈了一次。问及院里运动的情况，爸爸倒是很客观地说了一下。看来爸爸也是要革命的，那我应当去革谁的命呢……？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就看着办吧。

那时大姐姐被调去搞四清，进驻武汉市杂技团。我想看看大姐姐那里是怎么回事。有天周末，特地到那里去了一次。杂技团里也是贴满了大字报，好像也没有演出了。宿舍里只有大姐姐和另外一个女的坐在那里。武汉杂技团的夏菊花是全国有名的杂技演员和劳动模范，在我心中是感到很高不可攀的人物。我问大姐姐：“你见过夏菊花吗？”大姐姐把头一点：“坐在那里的那个人就是。”我吓了一跳，原来坐在桌子旁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夏菊花！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大姐姐说：“她是走资派，在这里写检查。”我这才看到桌子上有张纸，上面刚开始歪歪倒倒地写了“检查”两个字。我不由得心里嘀咕起来：“她怎么也成了走资派？”但在大姐姐面前也不好说什么。

从七月下旬开始，运动逐渐走向“破四旧”的阶段。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用“革命”的眼光审视一切可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把它们拆下来，打碎，烧掉。就是街上的路牌，谁看到不顺眼，说它有“封资修”的含义，马上就站在那里高呼一阵口号，然后就用墨把它涂黑，然后随便起一个“革命”的名字，就算是把它改掉了。在出身不好的人的家里，通常就给“坏人”挂上黑牌子，或者剃个阴阳头。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的家被抄后，家里被搞的一塌糊涂，人也被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跟在出身好的人后面，除了喊口号，跟着干以外，多一句也不敢说。因为说得太好，可能会怀疑是“企图钻进革命队伍”。说得不好，可能被扣上“阶级本性大暴露”。不说也不行，那是“逃避斗争”。所以这个尺度很难掌握。

那时候，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被指为“四旧”而需要打破。连名字也成了斗争的对象。大姐姐说要改叫江凌，还真到公安局改过来了。小姐姐说要改为江军，但后来又没有改。可能新疆的公安局不是那么容易改名字吧。我看看自己的名字，好像还不是那么“资产阶级”，也没有谁对我的名字提出异议，先凑合着看吧。

抄完别人的家，我又累又饿地走回家。看到自己的家也被抄了，家里乱七八糟。爸爸问我，怎么这么晚回来？我支支吾吾地说，跟着大家一起破四旧去了。爸爸自嘲地笑着说：“嗯，别人的孩子抄我们的家，我的孩子抄别人的家，打平了。”我听了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一天，在跟着大家抄校领导的办公室时，我被分派到和红五类一起去抄董主任的办公室。在那里，我无意中看到了他的日记。严格地说，那不是日记，而是日记帐。记录了每天的重要事情，实际上是个备忘录。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每次批斗董主任时，他都能很有条理地说出，哪年哪月，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事。以表示不是自己的责任，原来他是有这样一本账！我深切地感到写日记的重要性。将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也需要这个帐本。从那时起，我就养成每天记事的习惯。有事多记，无事少记，每天至少一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整整十年，记满了几个笔记本，直到文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