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疆看小姐姐

从秭归回来后，武汉市和二附中都闹得很厉害。都是关于革委会的人谁当头，造反派各派力量在革委会里应当有什么比例之类的事，总之是在争权夺利。在那么艰苦的日子，大家没有吵架。而胜利了，却为这些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学校里则在为结合哪个领导进入革委会争论不休。这真的很无聊。于是，我再次萌生了去新疆的念头。

新疆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长征去新疆的梦想没能实现，现在机会来了。班上的周建明听说此事，也提出要和我一起走。于是我们就开始准备。

首先是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兵荒马乱，爸爸肯定不会让我去的。所以此时不能在家里透露一点风声，而且尽量在一周的开头走。这样一个周末不回家，他不会察觉有什么异样。等到再过一周的周末，我肯定已经到新疆了。于是我们把出发时间定在周二。

其次，要准备一些物品。除了衣服外，想到是去小姐姐那里，就带了一本《陈伯达文集》，准备送给她。我怕到时候需要证明，就把学校的空白介绍信拿了几张，还在学校重新办了一个家在乌鲁木齐的学生证，看能否搞到半票。这完全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做法：在不太平的日子里，带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搞不好会惹祸上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要出门闯，证明越少越好。这样可以自己随便说！带各种证明只会越描越黑。

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和周建明每人背一个小书包，就往火车站走。大楼里，杜薇娜在窗户里叫：“江育林，不要去新疆啊！会出人命的！”王治民骂她：“不要瞎说！乌鸦嘴！”我们笑起来，向他们招招手，就走了。

到了火车站，我们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于衍正还特地跑来看我们，给我们送行。我们说：“想不想去？一起上来吧！”他摇摇头，看得出他非常犹豫，下不了决心。

到底不是大串连时期，火车开得很快。半夜里，开始查票了。我们坐在过道上装作熟睡，被推醒后，打着哈欠从衣服里掏出进站用的站台票，晃了晃。查票的人拿过来看了看，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就还给我们了。等他走后，周建明偷偷露出一只眼睛，朝我笑了笑。

清早，火车到了郑州。我们下了车，在站台上等了一会，就来了去西安的火车。我们再次混了上去。这次很顺利，一直坐到了终点西安。刚要走，就看见去兰州的火车开过来，我们赶紧跳了上去，还庆幸自己运气这么好。没想到运气不好的时候到了。

一上车，就开始查票，而且是解放军在查票，根本就混不过去。好在逃票的人很多，倒也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不幸的是：我们在逃票时把书包留在另外一节车厢里了，而且我们不会说北方话，不知道陕西人“咸阳”怎么说。所以当我们主动补票，说要去咸阳时，他们感到很不对劲，就问我们到咸阳干什么？怎么连咸阳这个地名都说不清楚？如果在下一站把我们赶下去倒也好了，可我们的书包还在火车上。就这样。被解放军押着，直到咸阳才被赶下来，而且送到了咸阳车站的公安。问题就变复杂了。

那里的值班人员仔细检查了我的书包，看到有空白的介绍信，而且有两个学生证。就立马把我们关起来，说要等会审问审问。我们紧张极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过了好久，来了一个戴红袖章的工人。他叫我们“交待”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建明也说不清楚，只好我来说。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介绍信是从学校拿出来的，怕有什么事需要。我又没有写什么。学生证是想搞张半价的车票，如果是想做坏事，就不会把两个学生证写成同一个人的名字了，我完全可以写成两个不同的名字。如果你不相信我们，那很简单，往武汉的学校打个电话核实就清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着消息。那人听了半天，觉得好像还有些理由，就把我们放了。但是警告我们：不要呆在车站里，再被他看见就不客气了。我问他：“那我们怎么能离开这里呢？”那个人头也不回地说：“那不关我的事”。

我们出了“禁闭室”，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这时候已是夜半时分。想来想去，只有到货场去，客车是不敢再乘了。在货车调度场那里等了几个小时，看到有西行的空货车，就爬了上去，就这样离开了咸阳。天刚亮，我们就到了宝鸡。

看来坐货车还是放心多了，于是我们继续寻找西行的货车。找到一列空的敞篷货车，就爬了上去。我们坐在敞篷货车里，心情好了许多。趁此机会把书包好好清理了一下。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撕碎丢了。介绍信，多余的学生证……。这才缓了一口气。

刚刚缓过气来，突然天一黑，火车钻进了一个长长的隧道。这个隧道好长啊，半天都出不来。如果坐在客车厢里，我一定会觉得很好玩。但现在是在敞篷车厢里，满山洞的煤烟，呛得我不停地咳嗽。到后来，气也喘不过来了。只觉得火车不是在走，而是在往下掉，我的心也在不停地往下沉……。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天一亮，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刚朝外一看，前面又是一个隧道口！我赶快低下头。这时，我才想起赶快把水壶里的水倒在毛巾上，把鼻子和口捂住，才感到舒服一点。眼睛就只好闭住了。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隧道，在这段路上，火车在隧道里面的时间比在外面的时间要长得多。经常是刚出隧道，才几秒钟就又钻进了下一个隧道。我们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坐在车厢里煎熬，一直到了天水。这时我们相互一看，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是煤灰，简直就成了个大煤球了。

从天水开始，山虽然还是那么高，但地势逐渐上升，山反而显得越来越低，最后就成了丘陵地带。隧道也少了，但四周变得越来越荒凉。开始是树越来越少，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什么树了。再后来，连草也越来越少，整天看到的就是单调的土黄色。在整个甘肃，我们就这样一段一段地走。坐过运煤的车，运汽车的车，运黄瓜的车。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也就是古书上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气候。当火车晚上路过大铁桥时，我们看到守桥的战士穿着大皮袄。我们在车厢里冻得发抖，只有把一筐筐的黄瓜搬开，搭成一个窝，利用黄瓜烂了发出的一点点热量取暖。白天则躺在车门口晒太阳。铁路旁边的牧民看到我们在吃黄瓜，就骑着骆驼拼命追赶，向我们讨瓜吃。我们就把黄瓜一条条地往下扔，开心极了。就这样，我们经过武威、河西堡、张掖，一直到了玉门。还看到了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

清早，我们正在铁道旁用给客车上水的水管洗脸。一列从上海开来的客车缓缓地停在那里，很多人都下来洗脸。我们停停走走地过了几天了，心里很烦，还是冒险试试混客车吧。于是我们就把毛巾往肩膀上一搭，装作刚下车洗完脸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上了车。车厢里满满的坐着上海知青，根本就没法查票。就这样一直顺利向前走。二十四号上午，我们听说下午就能到乌鲁木齐了，心里又开始紧张起来，生怕又会出什么纰漏。于是在乌鲁木齐前面一站盐湖下了车。盐湖是个很荒凉的车站，既没有围墙，也没有人管，完全是放任自流。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下。远方有个大湖，大概就是盐湖吧。虽然天气热得要命，但湖边却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们走拢过去一看，原来是结晶出来的盐。看来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

下午，我们买了一张去乌鲁木齐的车票，很神气地上了火车。下午五点，终于到达乌鲁木齐车站。这时我们完全是一副“守法公民”的模样。所以那里管的再严，我们也不害怕了。

乌鲁木齐车站很有点民族风格。四周有很多维吾尔族的老汉在那里卖烤羊肉串，和内地完全不同。他们汉语说得很不好，就像电影里的日本人说话。那里的时差有三、四个小时，每天晚上十点太阳才开始落山。我们慢慢地往小姐姐所在的工厂——兵团陶瓷厂走去。我知道小姐姐那时不在厂部，而在他们的矿山上，也就是浅水河。但我不知道在哪里，怎么走，只有先到厂部再说。在路上我们吃了一碗面条。西北地区缺水，连面条都没有什么水。我们找店老板讨面汤喝，他指着一个细长的花瓶样的容器说：“就那里一点点了，你们少喝点吧。”我们口渴极了。在路上看见建筑工地上有自来水管，就在那里饱饱地喝了一顿。

当我们到达陶瓷厂时，厂里的人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相信这个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人会是江莉琳的弟弟。但又没有证据说不是，而我又带着学生证。于是半信半疑地安排我们在招待所住下。

我实在是累了。也可能是觉得到了陶瓷厂，心里放松了，那天晚上睡得像死猪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周建明叹着气说：“昨晚没有睡好，还好想再睡一觉。”我很奇怪地问：“你怎么啦？”他大吃一惊：“昨天晚上枪声响了一晚上，你没听见？我都快吓死了！”我摇摇头。我睡的太香了，什么也没有听到。

早饭后，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走进来，很客气地和我们讲话。我问：“你是谁？”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姓于”。我马上想起来了，他一定是小姐姐的男朋友于政文。我高兴地说：“你就是于政文？”他点点头。后来，他带我们找了去浅水河拉料的大卡车，麻烦司机把我们送到矿山去。

新疆当时是个很荒凉而且很不安全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流浪人员，人称之为“盲流”。我看在当地人心里，可能就和“流氓”差不多。盲流成群结队，甚至还有武器，时不时地抢劫运输车辆。因此那里的汽车很少单独行驶，都是成队一起走。而且第一辆车和最后一辆车的顶上都架着轻机枪，一派要打仗的样子。司机们很怕掉队。于政文帮我们联系车时，已经只剩最后一辆车了。司机一听，着急地说：“那赶快上车吧！他们都走了，我得去追他们。”我们很快地从车尾爬上去，车马上就开走了。

从陶瓷厂到浅水河很远，要开将近大半个小时。而且根本没有路，就是沿着原先车走的痕迹在飞跑。到处是荒凉的土地，四周只能看到骆驼刺，偶尔还能看到火红的狐狸在里面跳来跳去。汽车从一个坡开下去，再转一个弯，停了下来。说：“这里就是了。我们还要到坑口去拉料，你们就下来吧。”于是我们就下了车，继续往前走。

这时，小姐姐的领导好像正在和她谈话。大意是：昨天有个人冒充你的弟弟，今天要来这里见你，要保持警惕等等。等小姐姐出来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我弟弟嘛，哪里是什么假的？”于是，带我们洗衣服、洗澡、休息。总算是熬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历时八天的艰苦历程终于结束了！

后面几天，我们就在那里边休息，边到处玩。到山上看看，帮他们扎芦苇捆，参加他们的劳动……。有一天，小姐姐还带我们到矿井里去看了看。陶瓷厂需要像观音土那样的泥，经过烧制再磨成很细的粉末就成了耐火材料，然后加工成不同形状的建筑材料。那里的矿井和煤矿不一样，不是越走越低，而是越走越高。里面非常凉快，如果不走动的话会觉得很冷。

新疆的水含碱很重。水烧开后放在杯子里，一会儿下面就会沉积一层碱。地方上的人都用车拖水来吃，而兵团的人要搞“艰苦朴素”，就喝那种水。我们很不适应，第三天肚子就开始痛起来。躺在床上一整天，慢慢就好了。很奇怪，过了这个坎，再喝那样的水就没有问题了。

小姐姐那时的情况不是很好。矿里在贴她的大字报，我看到还把她的名字倒过来写并用红色打个大叉。小姐姐很担心我会在那里闹事，叫我不要管，不要多嘴。有天晚上，领导叫她去跟群众做检查。小姐姐再三叫我不要跑去，就呆在宿舍里。我们在宿舍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小姐姐才回来。她什么也没有说。我考虑到万一我说错了什么话，等我回去后她要倒霉，所以后来和周围的人讲话时就非常小心了。

很快到了周末。周六下午，小姐姐带我们回到乌鲁木齐，和于政文会合。我们看了那里的厂房。那里面有很多不同型号的球磨机，能把烧好的泥土磨成不同的细度。小姐姐刚来时就在那里上班。新疆地震很多，经常发生小震。她刚来那年，有天正在上班，地震发生了。小姐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往里面跑，想问问老工人。被从里面冲出来的工人挤倒在地上。等到她爬起来，昏头昏脑地跟着出去，地震已经结束了。那次地震把工厂的烟囱震倒了半根。那天她指给我看，确实，工厂里现在只有五根半烟囱了。

那时，我们很想去石河子看看二附中的老同学，他们就帮我们两个联系便车。第二天，小姐姐带我们去了关伯伯家。关伯伯家里只有关伯伯和她的女儿黄燕两人。黄燕的爸爸原先是邮政局的，解放前被我的爷爷派到新疆，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剩下母女两人相依为命。黄燕从来没有见过她爸爸。一直到八十年代后，她爸爸平反出狱后才见到面。国家赔偿了一些钱，但他在监狱里呆了几十年，几乎在牢房度过了一生，出来就退休了。回到家里，无论是老婆还是孩子都对他没有丝毫感情。于是自己一人回到了湖北老家安度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这一辈子就是彻底失败了。”后来，我看了电影《牧马人》。里面的主人翁被打成右派几十年，在接到右派平反的通知和一点赔偿金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禁大为疑惑：政府把一个人随意打成反革命几十年，平反后被害人还要感激淋涕！感激什么？感激被整了几十年后能够平反？政府没有一点抱愧：那不是我们做的，是别人做的，那些人是共产党的败类。共产党是没有责任的，我们给你平反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当然要被感谢。不是吗？

我们到市区边上的小山上玩了一会。那里也有一个洪山，也有个宝塔。只不过很小，像个模型。

第二天，我们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到一个司机家里等车，一直等到中午车才来。我们坐上去石河子的车。从乌鲁木齐到石河子其实没有多远，不过一百多公里。但路很不好，车也开得很慢。公路两边都是整整齐齐的白杨树，还是很好看的。

下午，我们到了石河子。这是个完全在空白地上建立的新城，也是农八师的师部。所有的单位都预先在图纸上画好。有的地方空着，可能就是未来某个工厂或者部门的地方。整整齐齐的一个四方城，看起来很舒服。

我们在那里玩了一天，想打听武汉知青在哪个农场。问了几个石河子的人，他们告诉我们：那里的农场大极了，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农田。收割机割了大片庄稼，剩余的一点角落都够他们割好久好久。你就是到了某个农场，要找到你所想找的人，恐怕要走一天还不一定找得到。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周建明和我都感到非常失望，只好买票返回乌鲁木齐。不料排队到了窗口，售票员问我们要边防证。原来我们已经走出了乌鲁木齐地区，以后需要凭边防证才能通行。我们大吃一惊：怎么才能回去呢？

开始我们想在路边拦车，拦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成功。有个路人看见了对我们说：别拦了，没有用的。这里只有女的能拦到车，男人是绝对不可能拦到车的。周建明急了，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我说：“不要急，我来想办法”。我想了一个主意：我们跑到石河子武装部的门口，找门口站岗的战士说明了情况。我说：“情况就是这样了。如果你认为我们是坏人，就把我们抓起来吧。如果认为我们是好人，就给我们开一张通行证，行吗？”哨兵看看我们的学生证，想来想去，就说：“我看你们也不像是坏人，但我也没法给你们开通行证。这样吧，我告诉你们：往前走二十里地，有个小镇叫玛纳斯。那里买票就不要证明了。你们到那里去吧。”我想二十里地，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小菜一碟。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出发了。

我们一走出石河子城，才发现问题完全不是那样简单。白天气温高达四十度以上，公路上的沥青被晒成了粘乎乎的液体，汽车开过去一阵“吱吱”的响。我们一走上去，鞋子马上就被粘掉了。不小心脚掌碰到路面，脚就被烫得钻心的痛。无论我们把鞋带系得多紧也没有用。而且走在上面非常滑，万一滑倒在这滚烫的路面上可不是好玩的。那么就走外面吧。可那里原来是戈壁滩，满地都是圆圆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根本没有插脚的地方。一踏上去，石头就滚来滚去，脚被崴的生痛。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在路和外面之间的那条狭窄地方，低着头仔细看着路，找勉强可以插脚的地方走路。即便这样，还是不时地被拔掉鞋子，或者被鹅卵石绊得东倒西歪。 

这二十里地走得着实艰苦。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我们才来到玛纳斯，人都快累瘫了。玛纳斯真的是个很小的小镇，那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汉人。车站的小屋旁有条小溪流，我们就把脚泡在里面凉快凉快。刚开始觉得好舒服，过了一分钟，就开始发冷，再过一会儿，脚居然冻麻木了。原来这是从天山流下来的雪水。虽然白天气温很高，但水却很冷。我们打着哆嗦赶快爬了上来。

第二天，我们买到了十一点出发的车票，下午到了乌鲁木齐。但是那里的公共汽车收班极早，很快就没有去陶瓷厂的车了，我们只好在火车站里过夜。晚上气温陡然下降，我们什么也没有带。于是每人买了两张报纸，垫一张，盖一张，感觉比不盖要舒服多了。

睡到半夜，我们被人推醒。原来是一个当兵的带着几个红卫兵来了。他们仔细检查了我们的学生证，说学生证上我们学校的盖章不圆，似乎有什么问题。我争辩道：“圆不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章子又不是我们刻的。”旁边的红卫兵就用棍子打了我一下，痛极了。我大怒，把火直指那个当兵的：“你们出来是干什么的？如果认为我们是坏人就把我们抓起来，认为我们是好人就让我们走。你手下随便打人算是什么意思？”那个小兵大概也觉得背理，就说了红卫兵几句，然后离开了。我们的瞌睡也被搞醒了，于是收起报纸，转移到汽车站继续休息。

我们怕太打扰于政文，天亮以后跑到南梁去玩了一阵，下午才回到厂里。休息一天后又回到了浅水河。

我们在新疆期间，曾经收到爸爸给小姐姐的一封信，说周末我没有回家，不知道跑那里去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后来小姐姐周末给爸爸发了个电报，说我已经平安到达她那里了。等我从石河子回来，爸爸已给小姐姐发了回电：“令其速归”。我们也真的是很辛苦了。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回就回吧。

七月六日是周六，我们中午就开始等便车，一直等到五点才等来。到厂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到市区买票。我们两人买了一张到武汉的票。小姐姐担心地问：“这样行吗？”我们说不要紧的。一张没有都来了，现在有一张还怕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逛街，小姐姐给我们买了好多葡萄干和点心。

八日上午十点，我们上了火车。小姐姐和于政文到车站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们，虽然这次来得很突然，也很匆忙，但毕竟是有人来过。所以走的时候都有些依依不舍。

火车刚开动才几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隧道后，四周立刻就成了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仿佛乌鲁木齐不存在一样。下午，我们在吐鲁番下了车。吐鲁番海拔很低，在海平面以下，而新疆则在海拔一千米以上。从地图上看，那里就像在平地上凹下去的一个肚脐眼。所以火车实际上不可能下到那么深的地方，车站离吐鲁番还很远，叫“大河沿”。从车站朝吐鲁番看去，地是倾斜的，好像连房子也是歪的。前面的房顶比我们站着的地方还要低。根本看不到吐鲁番在哪里，只觉得那里像一个见不到底的大坑。没有办法去玩了，于是我们又踏上下一班回内地的火车。

客车比货车快多了，但也在火车上坐了三天才到郑州。每天，列车员上午和下午各查一次票。我和周建明找了个面对面的单人座位，这样做小动作没有其他人干扰。如果票在我手里，我就主动把票先拿出来给他查看。然后假装收藏车票，身体朝一侧倾斜，那只手就伸到对面，递到周建明的手中。或者他把脚伸到我这边，我顺手就把票插到他的鞋子里。他也就装作找票的样子，把腿收回来。身体歪来歪去，趁机把票拿到手里。一般很容易就混过去了。特别是人都看熟了，查起来更马虎。只是在最后一次查票时，换了一个查票的人。当他查完我们两个以后，似乎对我们有点怀疑，叫我再次把票拿来看看。结果只好再装作到处搜口袋，趁机把票再递过来一次。汗都吓出来了，好在有惊无险！

到郑州转车时，我们出去吃了一餐饭。在餐馆里刚把包包往桌子上一放，立刻围上来一大群要饭的，每个人眼睛都像在发绿光。我们赶快吃完饭就跑了，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桌子上的包包。

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十二号下午回到家中。当我一到家门口，这个新闻立刻传开了。原来院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去新疆了。妈妈马上从图书室赶了回来。晚上，大家围着我，听我讲新疆的故事，恨不得我能描述得越详细越好。

二十几天的旅行结束了。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收获颇丰，难忘的新疆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