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上将于2020年11月12日（昨日）病逝，享年97岁。

杨德中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警卫部队的领导职务，并具体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他同时也是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大总管"，代表周参与很多重要活动，在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要了解中共建政后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史，杨德中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

一、早年

杨德中1923年12月出生于陕西西安一个中学教师家庭。1936年，杨就读于西安市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接触许多中共地下党的油印宣传册。西安事变前夕，杨德中参加了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游行活动。这场活动声势浩大，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之后，杨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体上，杨德中在中共党内属于"一二九"学运世代。

1937年抗战爆发，杨德中先后进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战时青年短训班由时任中共青年部部长冯文彬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于1937年10月在陕西创办。1938年9月，杨德中加入中共。后来杨被派往山东，在中共部队里从事政治工作。他曾任解放军第35军及22军的团政委、22军的师政治部主任。35军和22军皆隶属于华东地区的第三野战军。35军是著名"汉奸"吴化文的部队，1950年这支起义部队被撤销建制。22军的首任军长则是出身于红一方面军的孙继先。孙在长征开始后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曾组织、带领官兵强渡大渡河。

1953年5月，中共成立中央警卫团，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1889部队——此番号于1964年，被解放军总参下达的新番号8341所取代。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是原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张耀祠。政治委员则在全军范围内选拔，具体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主持，最后杨德中被选定。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业务及训练教育计划等归公安部九局，也就是中央警卫局领导。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首任局长。当时中央警卫团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比如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是汪东兴和张耀祠，周恩来的保卫负责人就是此前与周恩来没有任何渊源的杨德中。自延安时期起担任周恩来警卫兼内勤的成元功，则是周的贴身卫士长。

二、发迹

杨德中曾负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访问中国期间的警卫工作，对周恩来唯命是从。周对中央警卫团的指示和要求，杨总是积极贯彻执行。1964年初，周恩来找到汪东兴，提出将一直受汪排挤的杨德中调到自己身边负责安全警卫工作。自此，杨德中开始直接做周恩来的大保镖，成为中南海西花厅（周的工作处所及居室所在地）的党支部书记，同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

此后10年，杨德中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随周恩来出访，参加重要外事活动；陪同周恩来到全国各地视察。总之，无论周恩来在哪里，杨德中都跟随其左右。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杨德中并不是出身于中共特工或南方局系统，与周恩来没有历史渊源。杨德中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周应该知之甚深。跟随周恩来的人一方面可能要替周默默无闻地挡子弹，另一方面，在需要时会被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当弃子抛出。俗话说“仆人眼里无伟人”，杨德中长期对周恩来死心塌地，显示周恩来确实有其特殊的charisma。

周恩来的这种charisma不仅对年轻知性女子有杀伤力，比喻周手下那些貌美如花的女特工、女秘书/助理，像张瑞芳、龚澎、安娥等等，对周恩来可谓赤胆忠心、死而后已；其charisma对于杨德中这样相对低阶的干部，也很有感召力和影响力。林彪的亲信部将丁盛，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出于对总理的尊敬，凡是周恩来交待的事，一定不折不扣的完成。丁盛曾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负责指挥东线瓦弄地区作战，大获全胜。丁认为他与林彪更多只是工作上的关系。"九一三"事件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向中央表态：“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而事实上周恩来自1952年7月彭德怀主军后，在军队系统并无任职。

1965年1月，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数次要求下，解散了总理办公室，遣散了十几位才华横溢、年富力强的秘书。总理办公室的秘书都是周从各部门、各地区抽调的精英，一般都是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干部，分别负责联系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雷英夫就曾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出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恩来的历任军事秘书都是由总参一部即作战部派出）。本来高效运转的总理办公室被撤销后，杨德中对周恩来的重要性日趋明显。

在文革中，已出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杨德中，所承担的任务五花八门，早已超出了之前的安全警卫工作。杨德中成为事实上的周恩来办公室主任（有许多回忆文章直接称杨德中为周办主任或总理办公室主任，这是不准确的），是周恩来十分信任的管家、心腹和得力马仔。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曾回忆：“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看来，杨德中的工作作风和周恩来本人比较相似。

杨德中当时对周恩来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周恩来通过杨德中名正言顺地指挥8341部队。中共内部当时能指挥得动8341部队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权倾一时的刘少奇、林彪、张春桥等，都无法染指中央警卫团的一兵一卒。二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大量的脏活、累活，那些棘手、见不得光的工作，很多都由杨德中直接办理或督导办理。比如安排贺龙去玉泉山、处理李富春家暖气不够、还有各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等等鸡零狗杂之事。

1967年初，周恩来组建总理联络员办公室，从部队系统抽调一批军、师级干部出任联络员。这些联络员虽然也在文革群众运动中到处插手、狐假虎威，但其分量、权势及受周恩来信任的程度，都不能与杨德中相提并论。杨德中之于周恩来，就像汪东兴之于毛泽东，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7年8月，国务院外事系统"造反派"要在人民大会堂批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会中周恩来愤而退场，杨德中指挥警卫团官兵阻挡"造反派"揪斗陈毅，确保周、陈安全离开。陈毅在文革初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陈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替周看守外交系统。毛泽东当时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讲：“陈毅一倒，你也就差不多了。” 因此周和陈的关系是一损俱损。当时周恩来为了保陈毅而陷于苦战。在"造反派"要冲击揪陈毅时，周恩来甚至讲出：“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另外文革中有件奇事值得一提，就是周恩来在接见造反群众的大会上，公然下令8341部队逮捕"造反派"杜向光。杜向光出身于刘少奇北方局系统，他于1936年加入薄一波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是37 年入党的老干部。杜1964 年任财政部副部长，"文革"后成为铁杆"造反派"。他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甚至知晓周的一些"臭事"，很难对付。周恩来了解杜向光的底细，在1967年2月17日会见财贸口造反群众时，就要求杜向光不要参加。奉文革小组"上谕"的杜向光，在众多"造反派"的鼓噪下，拒绝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有意给周恩来难堪。周恩来当即下令：“解放军，逮捕起来！”"造反派"立马傻眼，会场上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没有杨德中，周恩来这事不好收场，有可能威信扫地。此次事件发生在周派官僚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所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次日，再次痛击了毛泽东文革小舰队的倒周图谋。笔者甚至认为这是周恩来明确给毛泽东的文革划下底线。

1968年7月，在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发生后，杨德中率领工宣队接管清华。1970年1月，杨正式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至1972年局势比较稳定后，杨卸任两校党委书记。

"九一三"事件时，周恩来命令杨德中带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协助"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挥封锁全国的机场。后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负责逮捕黄、吴、李、邱等林彪死党的工作。邱会作曾回忆：“大约九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他是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1973年，公安部部长李震离奇死亡后，杨德中参与调查该案。此案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提出的李震自杀论作结（于、刘两人都是中共社会部出身）。李震是来自于北方局薄一波系统的干部，在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被其老上级谢富治调入公安部。李参加革命前是清华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有点文人的心高气傲，与以江、张为核心的秀才帮意气更相投。李震的"自杀"，使得情治系统大权重回周恩来手中。之前，中共情报系统已被周恩来掌握：1965年，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将原中办分管的总参二部（情报部）和三部（技术侦察部）交回周恩来的手中；1968年，总参二部奉命军管中央调查部。1966年8月，林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批判邓小平后，邓即将其分管的中调部交接给了康生。

三、放逐

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与林彪集团勾兑甚深的汪东兴上蹿下跳，惹得毛泽东老大不高兴。以致于在林彪事件后，汪东兴一度被毛停职反省。毛命汪闭门思过写检查，中央警卫局由杨德中临时接管。

其实毛泽东之前已不太信任汪东兴。汪在"九大"上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一个例证—— 当时比汪资历浅的江青、张春桥、叶群等人都进入了政治局。

毛泽东内心甚至鄙视汪东兴。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回忆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王良恩在汪东兴停职反省期间，代理过汪的中办主任一职，从而引起汪东兴的忌恨。汪当时曾对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扬言：“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不过，毛泽东如果要真撤换汪东兴，则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毛没有可以信赖、同时又具备足够资历、威信和能力的人去接管中央警卫团。这是毛泽东文革小舰队的致命弱点——缺乏具有真材实料的干才及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毛强行换马的结果，将是周恩来系统的干部掌控8341部队。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也绝不会是周恩来的人。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出于平衡周恩来势力的考虑，汪东兴后来得以复出，并重新掌管中央警卫团。

林彪事件宣告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破产，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不再。更严重的是，毛不得不再次自剪羽翼，清洗嫡系，即红一军团出身的军方将领，使其在军中的实力不及周恩来，毛周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毛唯一还可倚仗的只是精神领袖，或者说宗教领袖的光环，即便这残存的光环，也因"571工程"纪要的下发，而黯然失色。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之所以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其主要本钱就是掌握了枪杆子。具体而言，一是同样出自红一方面军的彭德怀三军团系（旁支），另一个就是林彪的一军团人马（嫡系）。在毛泽东亲手铲除这两大派系后，毛本人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毛泽东迫不得已，开始重用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

红四出身的干部人多势众，有些看起来也一副忠心耿耿、两肋插刀的模样，然而实则多为会看风向的墙头草。毕竟从张国焘和毛泽东这两位心狠手辣的大帅虎爪下逃出生天的，能不是人精吗？这些将领同时也在跟周恩来的势力勾勾搭搭，关键时侯是指望不上的。心细如发的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死前曾对其小舰队哀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注："血雨腥风中交班"的说法，和草原密电一样，皆出自叶剑英。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所以本文采用。】

当时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抑制周恩来。首先就是在政治上试图打击、破坏周恩来的名声。从1973 年11 月下旬到12 月上旬，中共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以及周的盟友、主管军委常务的叶剑英。会议到尾声时，复出的邓小平终于跳出来警告周恩来：对于大位“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给毛泽东送下投名状。

其次就是调整军队系统，抑制亲周势力。1974年1月，军委工作改由军委五人小组主持，包括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以及毛信任的陈锡联（红四出身）。周恩来当时在军中的重要亲信李德生，被迫离开北京。李德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及中共中央副主席，属中生代，精明强干而且身居要职。他在工作中对江青、张春桥不配合或者说抵制，引起江、张强烈不满。

1974年2月，一度红得发紫的杨德中也被踢到陕西，任咸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杨德中对于此事应该是不满的。当汪东兴传达杨德中下放的决定后，杨发言说：“要离开了，心情是很矛盾的……最近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后，我考虑有必要下去锻炼。我下去一定会好好工作，职务越小越好，好好学习。” 这话听起来就很不对味。当杨德中得知下派职务仅为师级时，与汪东兴公开干将起来。但汪毕竟顾忌周恩来的势力树大根深以及周的老谋深算，不敢像逼死王良恩那样，对付杨德中。

四、复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管中共大内安全二十多年的汪东兴失势，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要求把杨德中调回中南海。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局，同时，张耀祠也被调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

1978年12月，杨德中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杨上任后开始清理汪东兴的旧人，调整、重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系统。

1980年9月，杨德中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82年10月，杨德中出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8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决定：杨德中负责办公厅内部事务的常务工作，重点负责党的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厅务会议安排和中央领导的警卫、服务、保健工作，分管警卫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人事局和机关党委。

1988年9月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杨德中获中将军衔。1990年3月，杨德中被确定为正部级干部；93年3月，定级正大军区职。94年6月，71岁的杨德中晋升为上将；随即，杨的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位置由江泽民挑选的由喜贵接任，但杨德中作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继续分管警卫工作。

1997年，杨德中主持了邓小平治丧活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以及中共十五大的警卫工作。98年7月， 75岁的杨德中离职休养。

结语

周恩来系统的干部在"文革"后受到邓小平及邓起用的原刘少奇人马的压制，比如中央调查部被邓小平解散，罗青长和熊向晖等人早早靠边站，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成员像刘西尧等人亦是如此；某些联络员更是被整得七荤八素；就连李德生也备受冷落。但杨德中是个例外。

杨德中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重权在握、荣华富贵一生而未遭大的磨难，又得享高寿（享年97岁），在中共高层不多见。他应该熟知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高层在中共建政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只可惜没有听说他有回忆录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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