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三月十三（4月6日），是我父亲去世十九周年的忌日。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纪念父亲，但每次提笔却又不知写什么。小时候因为家中孩子多，父亲很少有时间跟我在一起。记忆中仅有的几次与父亲在一起的温馨时刻，写起来总是感到太零碎，怎么也不能把这些事串在一起。82年我上大学，父亲把我送到武汉。在船上的几天，我跟父亲朝夕相处，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父亲临回家时与我分别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今天我把那一段经历写成文字，化成缕缕哀思，怀念我的父亲。

那年父亲送我去武汉上大学

1982年夏秋之间，经过了紧张的魔鬼七月高考和随后一个月煎熬的等待，我终于接到了武汉华中工学院 (现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当通知书从我手里传到父母手里，再传到我哥哥和三个姐姐手里时，全家那种喜悦令我至今都无法形容。

高兴的心情持续了几天，巨大的经济压力便接踵而来。那时候虽然没有交学费一说，但上大学需要准备的行囊、盘缠和我之后的生活费对我家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从76年到82年，大姐、二姐和大哥相继结婚成家，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差不多花没了。为了让我安心去读书，大姐、二姐和大哥为我凑足了路费和半年的生活费。小姐姐已经定在83年春节结婚，但她二话没说，把她准备置办嫁妆的钱拿出来为我买了皮箱和旅行包。听说武汉冬天冷，她还买了新毛线，为我织了一件厚毛衣。小姐姐还未过门，小姐夫却也为我赶制了几套衣服。我妈请人弹了新棉花，为我套了一床新被子，并把家里唯一的一条毛毯给我带上了。 总之，为了能让我顺利上大学，本来已经非常拮据的家里更是捉襟见肘了。后来，我听说小姐姐因为结婚时嫁妆寒酸，常常受她婆婆的闲话，心里一直很难受。

然而更大的费用还在后面。那时，在我们老家，如果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一般都要办状元宴，宴请亲朋好友、老师和邻居。我对父亲说，状元宴不要办了，我想要一块手表，这样出门看时间比较方便。可父亲的想法正好相反，状元宴必须办，手表缓一下。大概那几年父亲在工作上一直不得志，而且因为家里房子和宅基地问题，常常觉得受邻居家欺负，他想借我上大学这个机会争一点面子。父亲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别人怎么劝他都不听。父亲当时在镇上的一个小厂当一个小负责人，虽然挣一点工资，但他平时花销也大，没多少钱剩下。但不管怎么说，状元宴还是如期举办了。 宾客老师们自然都赞我父亲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子， 父亲的面子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知道他心里并不轻松，因为好几次深夜了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

一个星期以后，父亲忽然跟我说到常熟市里去给我买块手表， 这很出乎我的预料。因为办了状元宴以后， 我们家再也无力去买其他东西了。当我知道父亲是借了钱买手表时， 我坚决不同意，为此一向在父亲目前唯唯诺诺的我竟然和他吵了起来。 父亲没办法, 只好让三个姐姐轮番做我的工作， 并说出门不戴手表会被别人瞧不起等等。 最后拗不过他们的反复劝说， 我随父亲去常熟市第一百货商店挑了一块最便宜的上海牌手表，好像是五十多元。

临走前的那晚，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我送行。 大姐二姐再次叮嘱我在外一定要小心， 并且吩咐我以后一定不能忘了家里人，要我大学毕业后照顾好父母兄弟姐妹，特别是一直多病的母亲。 十七岁的我当时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 更不知道大学毕业以后在哪儿，做什么工作。 面对一家人希冀的眼光，我惶恐地答应着。这时一直坐在一旁默默无语的母亲叫了我一声：“JF，你明天要走了？！”。  我开始以为听错了， 母亲从来都是叫我昵称JJ，今天怎么一下叫我正式名字了？ 我回头疑惑地看着母亲，从她那信任而又不舍的眼光里，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母亲是觉得我已经长大， 以后一个人在外只能靠自己了。 一霎那，我抓着母亲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终于到了要走的那一天，父亲、大哥和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到赵市镇去乘汽车。因为二姐夫在车站工作，车票已经买好。 我们到达车站后不久很顺利地登上了往上海的汽车。 那时，上海到武汉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坐船经长江水路到武汉。长到17岁，除了到过县城， 我从没去过更远的地方。 出发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忐忑不安。我们的计划是我哥送我到上海（因为要搬运行李），等我坐上船后他就回家，由父亲一直送我到武汉。我家乡虽然离上海也就100来公里，但三人都没去过上海，心里很不踏实。父亲曾经两次与人一同到外省出差，但两次出差都没有好的经历。那时候，中国大陆的治安还不是很好，常常有拦路抢劫行凶的传闻。 临行前，父亲反复嘱咐我们，看好行李，当心好钱包。 一路上，我的手反复伸进裤子口袋里摸着那个缝在裤子内层的钱包，两眼紧盯着三个行李。汽车走走停停，又停停走走。100来公里的路，走了近4个小时，终于到达了上海郊区一个叫曹杨新村的小车站。下了车，三个人肩扛手提着行李打听找去十六铺的上海市内公交线路， 出乎意料，两次换车以后艰苦却很顺利找到了十六铺轮船客运码头。

一下汽车，还没看清楚码头具体是什么样子，后面就跟上来两个人高马大面目看起来比较凶的挑夫，问我们要不要搬行李。我们赶紧说不用，但他们俩一直跟着我们反复说帮我们搬。我们几乎是逃着离开了那儿，心里想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做生意的。

好不容易进了买船票的大楼，一看排队的人望不到头，我们都傻了眼。找到队尾也跟着排队，又花了近三个小时买到了两张第二天下午去汉口的船票。还要等一天多的时间，我哥建议去找他的岳父金伯伯。金伯伯做竹筷加工，在上海已经好几年了。如果找到他，让他带我们转一下，这样既方便又安全。于是我们想先找个地方把行李寄存掉，然而再去找金伯伯。 刚步出售票楼，就听见场地外大吵大闹。原来有十几个人在打架，红着眼拿着扁担一个个都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样子。后来听人说码头干活的人也有帮派，一帮不能进另一帮的地盘找活干。 曾经在小说和电影中看过这种情景,没想到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有, 当时觉得匪夷所思。

 看着码头那儿也不是太安全, 我们赶快把行李寄存完就离开了。又经过无数次的问路和公交车转换, 我们终于在郊区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找到了金伯伯。这时大家也觉得饿了, 就去找了个小饭店吃饭。父亲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为了感谢金伯伯抽空陪我们，父亲特意多点了一个菜加了一瓶酒。 自然大家吃得都很开心，我心里却高兴不起来。第一次出门到大城市，我心里不仅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而且为了让我上大学家里借了不少钱, 还把我小姐姐准备结婚的钱也花了, 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她。金伯伯为了缓和气氛，说想看看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时我们才发现通知书随入学材料放在皮箱里, 当时寄存行李时匆忙没有把通知书拿出来。 我心里更着急了，想到十六铺那么乱，行李隔夜寄存会不会不安全? 夜里箱子会不会被人撬了把通知书拿走? 没了通知书怎么去报到? 各种奇怪负面的想法不时冒出来左右着我的情绪， 把大家原本快乐的心情一扫而光。 已经记不清那天是怎么过的了，只记得晚上金伯伯为我们找了一个便宜的旅馆住着, 七八个人一间。 八月底，正是上海最热的时候，没有风扇，只有蚊子，我一个人晚上胡思乱想在煎熬中度过，几乎疯了。

其实我哥长到二十几岁，也从没来过上海。本来，用他的话说， 仗着送弟弟上学，也想来上海看看。没想到我现在做脸做色，以为我看不上他故意做给他看的，这让他心里大受打击。第二天，原本打算先去上海热闹的地方转转，吃完中饭去码头候船。由于我的原因，我们就直接回到十六铺那儿去转了一下。中午时分，父亲建议吃个中饭给我饯行顺便感谢金伯伯帮忙，但我哪有心情吃饭，恨不得马上去等在候船的地方。我说：“你们在这儿吃，我先去码头等船。你们哪是来送我，只是想自己玩吧？”一说出这话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犯大错了，但不知怎么我还是说出了那样的混账话。听到这话，大哥明显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说他不想再送我，想马上回家了。幸亏金伯伯在边上劝住了我哥, 不然那天真的不知会怎么收场。

大哥终归是大哥，一会儿就想通了。“那我们少吃点，不然你上船以后会饿的。” 大哥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但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肯定在流泪。至今我想起这件事，心里仍很感谢他的宽容和忍让， 他真是我的好大哥。

终于等到登船检票的时刻，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我们四人随着人流涌向登船的通道。到了这儿，送行的人不能再向前了，我哥和金伯伯把皮箱和其他行李交到我和父亲手里。当我想停下来跟哥道别的时候，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面涌来的人群却催促我们快走，我一边提着行李跟着父亲向前，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我哥，希望他先不要离开，等我上船放完行李再跟他说句话。父亲拉着我像冲锋一样，踏上登船的跳板，进入船舱中。拿着船票，问穿着制服的乘务员，那人指着楼上，说“快点儿，别挡着道”。船上的楼梯不大，越想走快越走不快，箱子不是撞着墙就是撞着楼梯。一直到第三层楼上，才把船票换成床卡。我把行李放在床上，赶紧走到舷侧通道，向候船室望去，密密的人群，何处是我哥？我从通道的一端到另一端来回不停地走，希望我哥能看见我，真的是望眼欲穿啊。忽然，我看见了我哥熟悉的身影，他在向我招手，分明也在与我说话。但外面风声水声和嘈杂的人声，却使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一边向他招手，一边口中不停地大喊着“阿哥”。几小时前跟哥吵架的悔恨象发酵的面一样在我心里越长越大，我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站在那儿，任江风不住地吹落我眼中的泪水。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摘抄过一句不知谁写的诗句，“滔滔长江水，藏着多少人的泪”，此刻我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声汽笛，客轮渐渐离开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一路经长江向西航行。 因为我刚刚闹的不愉快，我和父亲都无心观看长江的风景，就回到了船舱房间里。 父亲一直在说我， 说我不懂事不体谅。我知道错了，只能默默受着父亲的数落。可第一次出远门心里的那种紧张不安又有谁能理解？ 有时候父亲说的话重了，我只能又羞愧又委屈地抹眼泪。 同船舱的其他旅客因为不知道情况，又听不懂我们的方言，都怪怪地看着我们。 

在船上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袋昏沉沉却又欲睡不能。 想起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切，想我哥现在已经到哪里，又想母亲和三个姐姐。忽然感觉到了肩头责任的沉重。打开日记本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大轮东向西，直下武汉去。今日大学上，来年报父母。

第二天早上， 迷迷糊糊睡梦中的我被船舱外面的嘈杂声吵醒，一看天已经亮了。父亲告诉我大家都在看日出。小学时曾经读过巴金的课文“海上看日出”，被其中优美的情节所吸引。今天有机会在长江上看日出，一定也不能错过。我赶紧穿好衣服出去，在船尾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观看。这时一轮红日渐渐离开水平面， 江面上就像有金子在流动。远处的水碧澄碧澄的，就像白居易诗句那样“日出江花红胜火”、“半江瑟瑟半江红”。江面的空气非常清新，深深吸入一口，肺中的每个细胞都能活跃起来。微风吹在脸上，就像母亲的手在帮我按摩，舒服极了。这时旁边有一位看起来非常慈祥的老伯问我说：“年轻人，昨天下午你上船时我看你一直在流泪，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 我一下子变得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说没事。父亲在边上给我打圆场，说第一次出门想家了，并告诉那位老伯说我们是去武汉上大学的。 老伯忙问是哪所大学，我们告诉他是武汉的华中工学院。老伯一听马上说那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在华中素有“小清华”称号。老伯自我介绍说他在葛洲坝工作，对华中工学院非常了解，并告诉我们关于华工发展的许多有趣故事（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华中工学院简称华工）。其实华工虽有实力，在我家乡苏南地区名气却不大。那年江苏省招生是先填志愿再出考分，我高考完以后觉得考分可能不高，当时又有一位常熟籍的老师到家乡来招生，班主任就给我推荐给了那位招生老师。高考录取结束以后，当知道有不少考分比我低的人被南大、交大这些知名大学录取时， 父亲还埋怨我胆小，为我惋惜。 这时听别人说华工是好学校，父亲显得格外开心。 在船上的几天时间里, 我们常常去和那位老伯聊天，听他讲武昌的黄鹤楼和东湖，汉口的江汉关钟楼和汉阳的归元寺，感到非常轻松而且有收获。

从上海到武汉水路漫漫有一千多公里，坐船经过十几个码头耗时近七十小时。 每天我都在计算着到武汉还有多远。第四天早上七点多，当听到轮船的广播在音乐声中开始介绍武汉的时候，我们知道江城快到了。我和父亲早早地收拾好行李，来到船舷的过道中等待那心中期盼已久的城市。这时江面上还弥漫着些许薄雾，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也渐渐升高，能见度越来越好，空中更是呈现晴朗一片。偶尔头顶飘来几片白云，与船两边的无数鸥鸟一起向着我们前进的方向飞去，仿佛信雁在向我未来的大学报信。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声“看，长江大桥”，众人向前望去，远处水天结合处大桥像一条卧着的巨龙忽隐忽现，也更像那飞驾在天河上的鹊桥，朦朦胧胧像一首诗那样，胜却人间无数。随着离武汉越来越近，大桥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只见八个巨大的桥墩矗立在波涛滚滚的江水中，稳稳地托住横跨在宽阔江面上的桥身，显得非常雄伟壮观。还有那硕大的钢桁梁上，密密麻麻的三角形孔看得人眼花缭乱。 当我们所乘的客轮缓缓地从桥下通过时，一列奔驰的火车从桥上呼啸而过，整个船上的旅客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这时不远处江汉关的钟声也响起，一切是多么美好。我仿佛看见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向我打开，疲惫的身体一下变得精神起来。

汽笛再次响起，我们的东方红客轮终于停靠在汉口码头。我和父亲提着行李随着拥挤人流下了轮船。在出口处我们便看到了华中工学院新生接待处, 红旗招展，几个学生举着“欢迎新同学”的牌子冲我们挥手和喊叫，我们走过去，那儿已有不少新同学等着。同是天涯追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跟几个新同学互相打着招呼，大家虽然疲倦，但脸上个个都是喜悦万分。

接新生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不一会儿就站满了人。当时虽然是夏末, 武汉的天气还是非常炎热。好在等了没多久，汽车就启动了。沿着宽阔的沿江大道慢慢进入了汉口市区，然后七拐八弯地进汉阳又开上了武汉长江大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从桥上向四周望去，一片繁忙。 大桥上, 来往车辆川流不息。 江面上, 百舸争流。 由于桥面很高, 刚才乘坐的东方红客轮在江中看起来就像小舢板。 桥下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就像蚂蚁在蠕动。 长江两岸，高楼林立，武汉真美！想到接下来的四年我会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学习和生活, 心情变得异常激动起来。 从码头到学校开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怎么有这么长的路? 就在我心里嘀咕还有多远时，汽车慢慢地拐进了校门。 大门口和路两边的梧桐树上都挂着欢迎新同学的标语。又一拐弯，路两旁排满了各个系的报到处。我们一下车就被一群热情洋溢的青春气息包围，一阵暖意也迎面袭来。我们不由自主地扛着行李随着他们走到力学系的报到处，在学长和老师的帮助下，一会儿就办完了入学手续，然后又被引到了东七舍。印象最深的还是门口的标语。 其他系的标语一般都是：欢迎你——未来的什么什么工程师，而力学系标语特别与众不同：欢迎你，未来的力学家。真是别具匠心。到了宿舍发现里面一切都是新的，写字台壁柜一应俱全，甚至每人还有一个小板凳，我和父亲都非常满意。

铺好被褥，和父亲在宿舍的澡堂冲了个澡，一下子觉得心情舒畅起来。 两人换了一身新衣服打听着到东二食堂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些日常用品，然后就在学校里转悠。从宿舍到食堂，从图书馆到南一楼，从电影场到喻家山。 宽阔的校园、安静的环境、错落有致的大楼、笔直的马路、成片的树阴，处处显示出华工的不凡与美丽。 父亲对学校环境很是满意，觉得真是个求学的好地方，认为我选择了一所好大学。 重新回到宿舍后，我又在日记中写下了一首五言: 衣裤换成新，校园来去频。 脸庞时有笑，父子两个人。

吃完晚饭后，父亲与我商量他明天怎么乘车回家。 刚好班主任杨老师进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可以在校门口乘15路公交到武昌司门口，再坐轮渡到汉口码头。 但杨老师也说明天一早可以坐接新生的卡车回到码头。 第二天一早，我们简单地吃了点早饭就到新生接待处等候去码头的汽车。 一路上父亲还是嘱咐我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了不能忘了家里人。 并且反复叮嘱我要马上写封信给我哥, 表示歉意和感谢。 那几天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我知道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读大学，更是为全家读大学，因此我一一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在新生接待处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就上了车。 因为车上人比较多，父亲个头又不高，我想再跟他告个别，却看不见他在哪里。我围着车转了两圈，看见他从人群中挤出半个身子，向我笑着挥手道别。但我分明看见他眼睛红了在流泪，想再跟他说句话时, 汽车启动，驶进了树阴，拐了个弯，不见了。 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脸上满是泪水。

回到宿舍以后，我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哥写了封长信，信里列举了这么多年来他为我所做的许多事, 表达了我对他照顾我、照顾父母的感谢，也感谢他去上海送我。对由于我的不成熟不懂事让他受到伤害，希望他能原谅我。信当天就寄了出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哥那次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送我走以后， 就到上海北站坐汽车回常熟，但到常熟时已经很晚，没有到赵市镇的汽车了。 他一个人步行了二十多公里，深夜才到家, 一进家门就掉眼泪。母亲知道原委之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顿。直到收到我的信后，我哥心情才好起来。

父亲坐学校的车到达汉口轮船码头以后，倒是很顺利地买到了当晚去上海的船票，并在码头候船时认识了也是送儿子到华工求学的一位江苏老乡, 两人结伴回江苏。 三个多星期以后，我接到家里的回信，知道我哥和父亲已经平安到家，我心里才完全放心下来。

开学以后, 我在日记上写上了中国跳水名将陈肖霞的一句话: 只有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才能走在竞争者的前面。大学四年, 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勤奋学习。

写于202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