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末年在澳洲设领事馆的意图，缘起于“1886年底，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与张荫桓联奏派遣王荣和（副将、两江总兵衔）、余瓗（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为游历使到南洋诸岛及澳洲，考察各埠捐船（建粤洋水师）﹑护商和设领事的可能性(前者在澳洲是直至1908年才实现长达一年的“海军捐”，捐资共约2670镑；“护商”则归新成立的总领事馆) ”(“清末澳洲总领事馆从拟建到议成”)。

1886年王荣和及余瓗从广州先到吕宋，然后到新加坡及马六甲，再到印尼群岛，最后一站是澳洲。他们在澳洲先到钵打稳埠，然后沿海岸线各埠到悉尼，再到墨尔砵等埠。在昆士兰州库克镇Cooktown他们知道该埠有“中国领事”（实际上是当地曾捐买清官衔的华人代华人出面与澳洲当地官员交涉，该华人并没有获清廷认可）一事，故在悉尼与梅光达研究设领事事宜。

王荣和及余瓗回国后将游历情况向张之洞禀述，所以张之洞亦将情况向朝廷上折说明。有关澳洲部份略录如下：

窃臣于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经奏派总兵衔两江副将王荣和、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余瓗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饬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以凭筹定切实办法等因。……其抵新金山之钵打稳埠(Darwin, N.T)也，华工三千余众，雪梨附近华人万余众。美利滨埠Melbourne、旺加拉打埠(Wangaratta, Victoria)、必治活埠(Beechworth, Victoria)、叭拉辣埠(Ballarat, Victoria)、纽加士埠(Newcastle, NSW) ，又有汤市喊路埠(Townsville, Queensland)、波得忌利士埠及谷当埠(Cooktown, Queensland)，每处华人自数百至千余不等，该委员皆勤加抚慰。查新金山即英属澳士地利Australia，为五大洲之一，地方辽阔，物产繁富，多五金矿产。华人至者颇多，英欲阻之，特立收人税之法，每人纳英金十镑方准登岸，间有收至三十镑者。似可援照美国总领事章程，在雪梨大埠派设总领事一员，总理雪梨Sydney及美利滨Melbourne、亚都律Adelaide、衮司伦Queensland各埠并纽讨兰岛New Zealand华人商务，则华工得所庇倚，谋生益觉有资。其各埠副领事，可即令商人兼办，无须发给薪费（1887年张之洞“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华民折”）。

清末澳洲三个副领事的由来是出自文海出版社版本的第82页，因为没有中华书局版本，所以无法作比较。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佚名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根据查证是197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据称作者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而文海出版社则是在台湾台北的，版本则在1986年改为沉云龙编，佚名辑。

在这之前仅闻说刘汝兴是驻雪梨副领事，本来就有质疑，却没想到一下子冒出来的是三个。那不得不审视其真伪了。

这三个人在资料上称是“光绪卅四年(1908年)四月廿二日外务部奏准”为副领事的。其中包括雪梨Sydney刘汝兴，普扶Perth雷华，碧士砵Brisbane王占元，俱为当地华商。

广益华报1909年2月13日第2页的“拣员派充驻澳领事折”是这样写的：

“谨奏为拣员派充驻澳洲总领事各官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澳斯利亚一洲，向隶英属。自该处开辟以来，英国划分省会，派设总督治理。美利畔地方乃其中央政府，议院各部均设于是，实为各省行政之总枢。该洲地势在南洋群岛之东南，水土宜人。海程往来，甚为便利。闽粤各省工商人等前往侨居，历有年所。因未设有领事，务从稽查。近年以来，迭据华侨商民以该处施行禁例，禀请设官保护。当经臣部咨行驻英使臣，相机与英外部妥商设领，嗣准咨待。业经派员前往详细调查，现在华侨散居澳洲各大商埠，约计不下二三万人，非及早设领，实不足以资保卫。当即与英外部切实商办准,英外部照复所商在美利畔设立总领事,鸟思仑设正领事,扶厘万度﹑雪梨﹑碧士砵三埠各设一副领事,可以充行等因。尔来臣等查澳洲设领,英外部既经允认,自应分别筹设；惟总领事暨正领各官拣任,尤为重要,亟宜先行遴员派充。兹查有候选道梁澜勋在粤襄办交涉于外洋,情形甚熟悉,堪以派充驻美利畔,管理澳洲各埠领事官。驻英使馆二等通译官黄荣良,通晓时务,随办出使事宜胥臻妥协,堪以派充鸟思仑正领事官,仍请先行试署,如果得力,再行奏请充补。如蒙俞允,即由臣都刊刻关防,札交该员收执前往驻扎,并咨行出使英国大臣照会该国外部,转饬接待。至扶厘万度等埠应设副领事官,拟俟总领事到任后察看该处华商,如有名望素着之人,再行饬令就近兼理。所有拣员派充总领事各官缘由，理合恭折其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朱批　依议　钦此”。

此奏折对略有中文根底的人都基本能看懂，不多简说了。需注意的有两句：“惟总领事暨正领各官拣任,尤为重要,亟宜先行遴员派充” 及“至扶厘万度等埠应设副领事官,拟俟总领事到任后察看该处华商,如有名望素着之人,再行饬令就近兼理”。既然是“拟俟总领事到任后察看该处华商,如有名望素着之人,再行饬令就近兼理”，何来“光绪卅四年(1908年)四月廿二日外务部奏准”？反复看奏折，外务部对此三人并没有认可，否则没有必要“拟俟总领事到任后察看”到“如有名望素着之人,再行饬令就近兼理”了。

不排除有一个可能，就是当年与英国谈判是的汪大燮，但他在1907年4月已经回国，到驻澳洲总领事人选落实后向英方报备的是二等参赞陈宜范代办；汪大燮的后任李经方是11月11日递交国书，或许也有经手。既然英方同意在雪梨Sydney﹑普扶Perth﹑碧士砵Brisbane三地设副领事，故将愿议的刘汝兴﹑雷华﹑王占元三人填上也未可知，因为需要知会英方。这一猜想没有证据证实，只能存疑。

广益华报1909年2月13日第2页中有另一份奏折“拣员试署驻澳驻鸟及各缺折”， 奏折日期却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七日。奏折中清楚明白驻澳驻鸟各职名单，包括总领事梁澜勋﹑三等书记官梁文蕴﹑二等通译官夏廷献﹑二等书记官汪钟祥﹑黄荣良充鸟丝仑正领事等各职。

澳洲第一任总领事梁澜勋尽管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朱批　依议”，实际到任却是在1909年3月22日。外务部在同日有另一份奏折，现存该奏折缺页缺日期但澳洲部份是完整的：

“再澳洲设立总领事，前经臣部奏准拣员试署在案。所有该领事馆开办经费暨川装等项银両，照章均应造册报销。兹据驻澳洲总领事梁澜勋将收支开办经费暨川装等项银両造具清册到部。查册开旧管无项，新收江海关道先后拨库平银一万九千七百両，除预拨三个月薪公银五千七百二十両照章毋庸册报，外计收库平银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両，开除该总领事等整装支银二千九百七十六両，川资支银四千六百四十三両五钱六分七厘七毫，开办购置器具等项支银五千七十六両六钱四厘二毫。赴雪梨碧士钵等处巡查费支银五百五十七両二钱一分九厘五毫。以上共支库平银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三両三钱九分一厘四毫。查整装银数覆与定章相符，其川资开办两项原报支数较多，已经臣部饬令覆减，尚属实用实报，应请准其开销。至赴雪梨碧士钵等处所支旅费系因察看该处华商，事属因公，应请一并准销实在。应存库平银七百二十六両六钱八厘六毫，除将原册存案外，所有覆核驻澳洲总领事支用开办川装等项银両，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 圣鉴。谨奏”。（知道了）(注1)

图中的奏折“含赴雪梨碧士钵等处巡查费支银五百五十七両二钱一分九厘五毫”，也就是说已拨银总领事到任后察看到“如有名望素着之人,再行饬令就近兼理”的意图了。

新任澳洲总领事梁澜勋尚未到就有新闻，“英京电云,新任澳洲领事梁澜勋,昨在英京与澳洲代事人急顿哥连士会晤。二月十二号搭蒙哥利亚书信轮船由英来澳洲登任,并到澳洲时顺游各埠或分发各副领事,居于各埠。论澳洲乃为英属,故澳洲之华领事必从居英华钦差李经芳统理….”（ “领事由英来澳”： 广益华报1909年2月13日第2页）。

广益华报仅提梁澜勋“顺游各埠或分发各副领事,居于各埠”而已。

派驻澳洲总领事鸟丝仑正领事及各职中，最早到职的是“澳洲鸟思仑省新任华正领事黄荣良,安徽省人,偕其夫人与女并一师爷夏廷献,前往鸟思仑省登任。正月二十一日搭德国轮船名扶列地力哥罗士,道经雪梨,华商落船迎迓,请宴暂居必地酒楼”，随即于“昨礼拜六日下午两点,已附轮往鸟思仑省威灵顿埠登任矣…. ” （ “纪鸟思仑领事道经雪梨”： 1909年2月20日第4页）。

梁澜勋是在英国伦敦乘船到任，到澳洲时并没有先到普扶Perth，大概该轮不停靠该处的原因。他是“搭望古利亚火船由英来澳,道经克列埠时叶绣华兄受各议员请劝,与中国前为总巡英人克雷格陪伴梁总领事而来。三月廿二号到美利畔埠,梁君立于船中吊桥,身衣华服,袍挂顶戴红缨之帽,脚穿乌缎之靴。华人到码头欢迎者则有黄来旺﹑麦锡祥﹑谭开令﹑亚门扶列朝,并别位华友。用大马车延入冈州会馆,领事夫人与一女并两华师爷﹑两名译员及使唤等,皆搭太原火船从香港而至。当经过雪梨时,一名温祥是前随黄厚诚委员到澳洲查察可设领事之译员,由雪梨转搭火车而往,余俱搭太原船到美利畔埠相会” （ “纪欢迎总领事登任”： 广益华报1909年4月10日第5页）。

梁澜勋到任后第一件事是按驻英出使大使的吩咐，给墨尔砵知名华人及华商一份“总宪饬立商会之照会”（ “总宪饬立商会之照会”：警东新报1909年5月15日第8页），人数之多，几是尽遍了，1909年5月22日雪梨的东华报在第7页刊登了该照会。该照会的范围仅涉及墨尔砵，并没有依样换上雪梨Sydney﹑普扶Perth﹑碧士砵Brisbane三地的华商名单予以照会。

正领事黄荣良在纽西兰也发了一份“奏剳驻纽丝兰正领事官黄　为出示晓谕事”(东华报1909年5月29日第7页)的公函，并没有提及饬立商会的事。

回过头去看刘汝兴，他在1908年7月仍在雪梨与叶恩刘义任欧云高等人发起“粤闽提集股兴办西省各实业之禀词”（东华报1909年7月4日第6页），而1909年他已在增城参加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了（“纪刘君汝兴得列初选议员”， 东华报1909年9月11日第6页）。

刘汝兴等三人未能得到朝廷首肯成为副领事，大概原因应是历来没有向朝廷“捐输”有关。既然朝廷没有这些人捐输的纪录，大概不算是“有名望素着之人”，起码需再经过“总领事到任后察看”。可惜的是梁澜勋从到任到离任期间，除建馆繁忙﹑公事也多外，刚到任不久就碰上“丁忧”（ “领宪丁忧回国”， 广益华报1909年8月14日第5页）；“回澳以来患怔忡之症,深恐贻误署务,经于前两月具禀外务部暨驻英出使大臣,请另派员接替”（“ 清领事告病请卸”， 警东新报1910年7月2日第8页）。新派澳洲总领事唐恩桐偕翻译书记等接替,同搭衣士顿火船九月廿六日到雪梨（“新唐总领到埠”，广益华报1910年10月29日第11页）。

翻查早期澳洲华人报纸，没有发现梁澜勋到任后遵旨到各地察看，“如有名望素着之人,再行饬令就近兼理”的事。他“丁忧回国”返回墨尔畔是途经雪梨逗留一晚，“察看”是不可能的了。

碧士砵Brisbane的王占元，他于1899在Ann St与箫田合股“彩新栈”，并自营“彩新栈”(1902年8月顶让与王添经营)，到1911年1月在Roma St以“广华元”从事拍卖蔬菜﹑生菓﹑土产的经纪。从这方面看，他有一定的人脉基础。

普扶Perth方面，由英国直接到澳洲的多经新加坡或直航而来，该省人口少而华人更少，所以雷华的资料没能找到。

在早期澳洲华人报纸中从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总领事公开宣称或函件公布某某是著名华商任副领事。也就是说早期或有“当地华商”出任一说，却从来没有朝廷首肯或总领事馆公认，是故前两书中称刘汝兴﹑雷华﹑王占元三人是副领事一说，该予矫正了。

但是公派的副领事是有的，最早是第五任曾宗鉴期间北京任命在加拿大领署的卢秉田到澳洲任副领事，宋发祥期间则有李明炎，保君健期间则有曹文彦，均为国内派驻，并非由著名华商担当。

至于第四任总领事是墨尔砵当地华人的麦锡祥是代职，更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