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有四位妈妈，在称呼上我们进行了区分：母亲的生母我们称姥姥，母亲的第一继母（胡子婴）我们称外婆，母亲的第二继母（杨美珍）我们称婆婆，母亲的第三位继母（王者香）我们没有见过。这四位女性先后嫁给了我的外公章乃器，姥姥是外公青梅竹马的原配夫人。

王镜娥是姥姥的大名，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大路村。她的家境很好，既有世代相传的农耕果实，又是当地世代书香官宦人家。她的祖父王之涣清朝光绪年间是当地有名的贡生（是指明清两朝秀才，成绩优异者，可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 父亲王则臣是清朝宣统年间的禀生（秀才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称为“禀生”，由朝廷按月发给粮食）。豪门大院外竖着20米高标志有朝廷学位的旗碑和旗杆，这在当地是绝无仅有的。

王家在当地远近闻名，由于家境富裕，姥姥的父亲王则臣幼年时曾被土匪绑架，多日没有下落，当时王家焦虑万分，打听到不远的东源镇有位经常代表地方乡亲百姓打赢官司，被大家誉为能人的章楷先生。章楷家境虽然不富有，但本人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晚清秀才，深得当地百姓敬重。王家找到章先生帮忙解救儿子，章先生果然为人热情仗义，出面四处疏通关系，加上王家愿意动用几千两银子，最后救出了王则臣。自此，王章两家来往频繁，成为世交。

章楷得空就经常带着他的孩子们去王家串门拜访，和主人好友王之涣吟诗对词，研讨书法，谈古论今和品茶酌酒。章炯在章家几个孩子中最为聪明伶俐，又和王家的公子王则臣岁数相当，两人很投缘，变成好朋友，一起到家里的书房读书聊天，也常在王家大院里上蹿下跳地追逐玩乐。

清末时期，章炯随着留学日本的潮流去日本学习警署治理政要和军事课程，学成后回到遂昌家乡当上警察局长，而王则臣遵循父亲的秀才读书人的道路，通过考取朝廷禀生获取管粮职位，两个儿时的好友在各自成家、陆续生儿育女后仍然保持密切来往。

王家几代都是富甲殷实和书香门第的家庭，王镜娥是王则臣的五个孩子里的老三，她从小得到私塾家教，读书写字，喜爱琴棋书画、空闲时安宁地读酷爱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和红楼梦。

章炯虽然日本留过学，担任富田和遂昌的警察局长，还出任青田议会副议长，但是没有什么祖上传承的财产，并且由于不擅官场争斗，有一阵子闲赋在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和清贫。王则臣经常邀请章炯和孩子们来家里做客，对于章家的聪明伶俐的老二章乃器尤其喜欢，就提出让王家帮助代管，章家欣喜接受，但是请求王家不要溺爱他。

王家请了私塾老师在家里给孩子们上课。求知欲很强的章乃器对此并不满足，他更喜欢课后钻进王家的书房里，寻找喜欢阅读的各类书籍，闲时也喜欢看同岁的王镜娥画画，时常催促镜娥到花园里捉迷藏，去鱼塘抓鱼。

有一次，章乃器路过账房，被里面清脆的打算盘声音深深吸引，走进去看到账房先生一只手拨着珠子上下飞窜，另一只手翻着账本，章乃器像着了魔地定在那里。晚上吃完饭时，他问王嗲嗲（王则臣）可不可以让他学习珠算，王嗲嗲说：“好啊，学会了可要帮助收租算账啊。”三个月后章乃器真的开始当账房先生的小助手，半年后可以独立算账记账，并且练就双手打算盘。

开明的王则臣一直非常重视教育，1904年腾出王家祠堂在大路村创办了第一所全日制小学，特别聘请章乃器的父亲章炯过来担任校长。学校当时收了30多个学生，开始新式教学，章乃器和王镜娥既是同学又是伙伴，每天同去学校同回家。

两家的家长看着孩子们情谊深厚，相处愉快，几经商议，决定选择良辰吉日订了娃娃亲，等两人成年后就举行正式婚仪。

晚年的姥姥王镜娥
 

1913年，求知欲极强的章乃器考入杭州的甲种商业学校，如饥似渴地勤奋加努力地学习，成为学校有名的高材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且被保送到杭州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做练习生。1919年，他赴北京任通州京兆农业银行营业部主任、襄理。并选为中国银行学会常委。

1920年冬，章乃器回到大路村与同龄的王镜娥入赘完婚。成婚的那个星期，整个大路村喜气洋洋，王家大院八盏大灯龙辉煌点亮七天。贺喜送礼的人川流不息，绍兴戏班也被请来捧场。

见多识广的章乃器潇洒大方，推崇新派作风，带着新娘子拱手向家人和来宾鞠躬致意，这在那个年代的小县城是极为新鲜的。我们的姥姥王镜娥和外公章乃器两家喜结连理。

新婚燕尔的夫妻在大路村享受着卿卿我我、恩恩爱爱的生活，舍不得离去。在银行的多次催促下，章乃器带着自己的娇妻王镜娥回到上海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复职营业员，虽然薪水不高，家庭生活清苦，但两人感情却是浓浓蜜蜜，姥姥后来对母亲讲起当年的生活说： “你爸爸几乎每天帮我穿袜子，还给我按摩后背，教我按穴位健身。每当他伤风感冒时，也喊我给他刮痧驱寒。”

1922年姥姥和外公的第一个孩子，长女章湘华，我的大姨，在上海出生。她在相貌上和姥姥长得最像，1988年大姨知道我在美国加州留学，出机票接我到到爱荷华州会面，走出机场我一眼就认出她，因为她有着和姥姥非常相像的脸型、双眼和白皙的皮肤。

外公把这个长女视为掌上明珠，疼爱娇惯有加。无论白天工作多么繁忙辛苦，回家都要先抱抱女儿，夜间听到女儿的哭声，也会先起来抱着女儿哄一会儿再交给姥姥喂奶。并且经常给女儿换尿布，帮助洗尿布，晚上哄她入睡成为外公的一个享受。

1924年姥姥怀了第二胎。外公因为参与的银行业务繁忙异常，时间和精力分身乏术，夫妻二人商议后决定让姥姥去外公的父亲章炯所居住的浙江遂昌生养。那时章炯任职遂昌县警察局长，携家人居住在条件简陋却也颇为宽敞的警察局宿舍。

外公将姥姥亲自护送到家乡，一周后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这次是个男孩，应该算是外公的长子。但是孩子一出生就昼夜哭闹不停，拒绝吃喝，接着就高烧不退加上抽搐，第七天就夭折了。姥姥和外公万分悲伤，抱头痛哭，相互安慰。这时银行催促他回上海上班的电报不断，无奈姥姥便拖着虚弱的身体，哀伤的心情伴随外公回到上海。

姥姥在上海的生活单一，大部分时间花在养育长女和照顾外公的起居。每天做些可口的家乡菜，闲时就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和给家乡的父母，公婆写信，并且读给外公听。每天晚饭是一家人团圆的快乐时光，除了享用美食，外公也会给姥姥讲一些银行和社会上的事情，而女儿则常爬到他的腿上，从碗里抓些饭菜塞进嘴里。

1926年姥姥和外公的第三个孩子章翼军（章钟群）在上海出生，成为章家的长子。姥姥的家务变得繁重，外公常对姥姥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知道姥姥从小不做家务，家里有帮佣烧饭、打扫，而那时外公做银行职员的薪金在上海这个豪华的大城市里，没有办法给姥姥请帮佣，并且外公酷爱读书，花许多钱购买各类书籍，使得不宽裕的经济更需要精打细算。姥姥对此毫不介意，有时还从娘家拿回些钱补贴家用。

1927年，外公除了繁忙的银行业务和管理工作，还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他独立创办《新评论》半月刊，亲自撰稿，抨击政府的不良行为和政策， 由于许多文章尖锐和敏感，在出版了二十九期后被迫停刊，但是外公参与社会变革，支持国家自强以及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一发不可收。

外公的三弟叫章秋阳，很早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且用在商务印书馆做职员为掩护，参与和组织著名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外公和三弟关系非常好，因此受到许多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频繁进出商务印书馆和馆里员工的结交中，认识了进步女性胡子婴，不久发展成恋人。

左起刘良模、周恩来、章秋阳、陆嘉书合影（选自网络）

1929年姥姥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在一如既往地打理着整个家庭的生活时，逐渐意识到外公除了公务忙，似乎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最终发现外公不知何时移情别恋了。姥姥悲痛万分和无比气愤，外公虽然充满内疚和惭愧，嘴上向姥姥道歉，却没有回头之意。

姥姥提出带着孩子们回家乡去，外公一再恳请姥姥留在上海，并且保证提供一切生活需要，姥姥坚决拒绝，外公劝阻不果，便在得到其父亲首肯后，亲自将姥姥和儿女送到遂昌的父亲的家，那时章炯已经连任三届警察局长，在地方威望很高，全家早就迁入宽大多室带有花园的大宅院。

那时外公的生母已去世，父亲有续弦，并有其他亲戚同住，姥姥和子女三人住进后，变成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家里有帮佣，姥姥也不必做太多事情，虽然没有了上海的繁华热闹，却有姥姥熟悉的安宁环境。

母亲和她的母亲

1930年7月，外公和姥姥第四个孩子，我的母亲章婉华（章畹）在遂昌出生，听说外公和胡外婆的女儿也在上海接着出生了。那个时代没有婚姻法，也没有什么离婚的手续，姥姥只知道外公在上海有了新的家，对她来说是悲伤和无奈的。

乡下的日子简单清淡，外公每个月固定寄来足够的生活费，姥姥的时间主要是养育幼小的女儿，督促长女和儿子读书和孝敬公婆，闲暇时读书、做女红。 每当收到外公的汇款，就拿出钱买些补品送给公婆。外公除了寄钱，也会给孩子们寄来各种糖果、玩具和衣服，还经常写信给姥姥，表达他对孩子们的想念和对姥姥的牵挂，对没有时间和教导儿子和养育幼女深感难过和内疚，姥姥每次读了外公的信，会静静地独自在花园坐上好一阵。

姥姥回家乡生了我母亲，外公努力劝姥姥带着儿女回上海的家信

1932年外公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并出任董事长职务。这是中国国内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征信所，采用会员制，章乃器任董事长。章乃器为该所制订了“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的工作准则，并主持制定了调查程序，延揽到一批专门人才。中国征信所获得了金融界、企业界信任，业务日益发展，许多较大规模的工商企业也委托该所调查咨询。中国征信所先后挤垮了4家外国人开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摘自维基百科）

同年，在家乡住了两年的大姨章湘华，深感无法适应家乡环境，哭闹着坚决要求回上海，外公征得姥姥的同意，接回大姨，而外公和胡外婆的女儿章湘谷两岁左右，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1933年，外公和姥姥的经常书信往来之一，谈到他对姥姥的想念和牵挂

1935年外公受聘于光华大学任教授，并且出任中国工商管理系主任，他讲课时灵活地运用丰富的财经实例非常受学生欢迎。姥姥后来一提起这些事，仍然显露满脸的敬佩，用家乡话告诉我母亲： “你的父亲特别有头脑和口才” 。

1935年底中国的抗日运动呼声渐高，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组织上海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 “停止一切内战” ， “联合抗日” 等主张。

1936年5月，在他们倡议下成立了全国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和外公等当选为领导，并起草《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提出统一抗敌，组织救国的政治主张。那年的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将外公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七人逮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七君子事件” ，激起全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愤怒，引起全国罢课，请愿游行。

        姥姥在家乡听到外公被捕的消息，担心，焦虑和伤心集于一身，几乎每天都询问公公章炯有没有乃器的消息。公公一面安慰她，一面自己也急得团团转，到处托人打听消息。外公的哥哥章培是国民党的军官，动用一切关系去查询，才知道他们被关在苏州的监狱。胡外婆积极联系外公的许多朋友提供帮助。周有光夫妇是外婆的老朋友，周先生不顾个人的安危把一些生活必须品送进监狱。外公人在监狱，不知自己的生死结果，托人带话给外婆不要忘记给姥姥按时寄上每个月的生活费。 

救国会七君子（选自网络）

1937年7月31日，面对全国各界的呼声和压力， “七君子” 终于被释放了，消息传到家乡，姥姥喜极而泣，牵挂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开始对浙江狂轰滥炸，浙江境内先后沦陷于日军的有多达69个县，包括遂昌，那时舅舅已经去离遂昌有一百五十公里距离的丽水读初中，姥姥带着七岁的妈妈逃难到近郊靠山的小村庄住，一听到街上响起“鬼子要进村”的报警声，就逃到山上躲藏。有一次姥姥病得走不动，就逼着妈妈随邻居快跑，她自己缩进一间黑屋子的大床角落里，日本鬼子到了，用刺刀到处扎挑，差点就刺到姥姥，那天被日本人刺死的有好几个人。

外公在上海紧张地关注着家乡的情况，写信催促姥姥带着孩子们搬回上海，倔强的姥姥没有答应。

1940年外公在重庆创办了 “上川实业公司” 和 “上川企业公司” ，他出任总经理，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和商业。

1944年外公的婚姻又亮起红灯，经过几番起伏，最终他和外婆胡子婴离婚，同年便和美国留学归国、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的婆婆（杨美珍）结婚，大姨对此非常生气，1945年大姨在自己的结婚仪式上，专门将外婆胡子婴和外公安排在一起坐在家长上宾的席位上，把外公的现任夫人晾在一边。

母亲章畹（婉华）在遂昌读完小学就进入当地的简易师范学校，外公从他父亲的来往信件中得知那里师资和教学环境都比较差，很是着急，和姥姥商量后便决定将她转到上海上学，而我的舅舅更早已在上海求学了。1946年外公出差在重庆写信给母亲，要她6月到上海，以便暑期一过就进入中学，母亲抵达上海的前一天，外公匆匆结束在重庆的公务，亲自在上海迎接母亲。

母亲和她的父亲

外公当时在上海居住条件不是很好，一个小楼上有一间较大的卧室是外公和杨婆婆的，中间的亭子间是舅舅住，楼下有个会客室，饭厅，厨房和厕所。外公让舅舅腾出亭子间留给妈妈，舅舅平时去学校住，周末回来就住在客厅里。

母亲到了上海第三天，外公就把她送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家补习英文和学习钢琴，度过一个繁忙的暑假。假期后外公亲自送妈妈进了上海私立麦伦中学，并且继续聘用那位美国老太太课后给母亲补习英文和钢琴。到了周末外公就带她在上海逛公园，看电影，吃各种小吃，经常拍着母亲的手背说：“婉儿，抱歉爸爸从你出生就没有时间照顾你。”外公喜欢听妈妈讲姥姥的生活和遂昌的人情世故。
外公的住房有许多书，他告诉母亲可以随时进去找书看，有时他们父女坐在一起，各自看各自的书，时不时讨论几句。如果外公访问朋友，只要时机合适，都会带她一起去。1946年10月4日，外公带母亲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为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被杀害的追悼会。

1947年由于国内时局紧张，对进步人士的打压非常严重和残酷，外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流亡香港，并且写信要兄妹三人（章翼军，章婉华，章湘谷，）迅速到香港，然后把三人送进由中共地下党领导，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创办的高等学府——香港达德学院学习，院长是陈其瑷，外公也受聘讲授金融专业课。

这是个寄宿学校，兄妹三人每天在学校勤奋读书，周末回家和外公相聚。见到孩子们，外公会查问学校学习情况，也会抽空一起去三联书店看书、买书。母亲由于思念姥姥，常悄悄地问外公有没有收到姥姥的消息，每当此时，外公总是安慰母亲不用担心，时局好转了会让姥姥来团聚。这么多年，外公从来没有断过支付给姥姥的每月费用，并且即便是儿女都离开家乡，外公寄去的钱数分文不少。

1948年外公离港北上办理业务，安排上川公司副经理黄玠然照料兄妹三人，黄先生曾经是陈独秀的秘书，早在重庆，周恩来先生安排他到上川实业公司协助外公工作。母亲一直很敬重黄老，1970年代我多次陪母亲拜访他。

1949年2月22日，港英当局突然取消香港达德学院注册，全校师生群起集会抗议。稍后在黄药眠（政治活动家、文学家）的帮助下，母亲和舅舅被秘密送到北京（当时的北平）和外公团聚。外公刻不容缓地敦促母亲他们选择大学，结果母亲和舅舅选择华北大学，二姨章湘谷进了燕京大学。当时许多民主人士的后代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但是外公坚决反对，把他们安排在老朋友吴羹梅（企业家，铅笔大王）家，并且叮嘱吴先生不可对他们有任何特殊关照。

母亲顺利在华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保密单位工作，为了遵守纪律，三个月没有回家也没和外公通话，外公焦虑得到处打听一直找到到母亲上司那里，希望上司要求母亲能回家看看。后来他们父女见面后，外公对女儿说：“你爸爸是中央编制委员会主任（也是粮食部部长），你们的单位都在我的编制之内，瞒不过我的。”外公还说：“你从婴儿到十六岁那段成长时期，我很少回家看望照顾你，虽然无法弥补，但是现在就要多和你相处，看到你，我就好像看到你的妈妈。”

1952年母亲调干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后来和哈尔滨外院合并，成为今天的北京外语学院），外公知道了好高兴，带着婆婆和两姐妹（章湘谷，董淑萍——外公的非婚生女）到学校看望母亲，并且合影留念（下图）。

右起章湘谷，杨美珍，章乃器，章畹，董淑萍

1955年母亲向外公提出要把姥姥接到北京常住，外公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将一切事情办妥，由于那时母亲还在北外住宿读书，外公就先安排姥姥住在粮食部招待所。外公为姥姥购置各种生活和个人用品，周末抽时间看望姥姥和母亲。

当时58岁的外公还是年富力强，而姥姥显得衰弱苍老，两人伸手互相对比着，讲着家乡话，姥姥说： “你看你的手光光嫩嫩的” ，外公内疚地说： “娥妹，你辛苦了” ，母亲在旁边感动得鼻子酸酸的，眼眶噙满泪水。

稍后外公依照姥姥的心愿，又送她去包头的舅舅家住，并且每个月寄去生活费。

母亲成家后，1957年我的哥哥出生，被抱去给外公看，那年外公被打成右派，心情复杂，前途渺茫，但是见到自己心爱的小外孙，接过去抱着，十分开心。

听到外孙出生的消息后，姥姥从包头回到北京母亲的家中，精心尽力地照顾着我哥哥。那时反右斗争激烈，经常有人号称是组织上派来调查外公情况闯进母亲家，要姥姥提供外公的情况，姥姥从来都是保持沉默，直到调查人员无奈离开。

1961年我出生了，姥姥接下照顾我的重担，一年后她被查出患了癌症。母亲带着姥姥到处求医，但是西医和中医的结论都是癌症晚期，姥姥自己忍受着痛苦，一再嘱咐母亲不要告诉外公。那时候外公的处境非常不好，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母亲在各种高压强力下，为了保护家人不得已写了和外公划清界限的保证书，母亲流泪解释给姥姥，姥姥说： “你爸爸不会怪罪你的，我们做父母的希望你们安全地活着，好像那时日本人进村扫荡，我要你一个人逃生一样。”

姥姥1962年已经患癌症，离开北京去包头前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哥哥小宁、姥姥， 后排左起舅舅章翼军、妈妈、我和爸爸

由于我和哥哥都太小，父母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恐怕对生病的姥姥照顾不周，经过和舅舅讨论后决定还是送姥姥回包头，让她有生之年可以安静地得到休息和照顾，1963年姥姥在包头去世。大姨章湘华很早就随夫君去了台湾，所以给姥姥送葬的只有母亲和舅舅的家人。

外公的带着大右派帽子进入文化大革命，日子过得艰苦，但是外公依然腰板站的笔直，他最后一次结婚的太太（王者香）带过来四个儿女。

反右时批判外公的标语大字报

那时我家也是四分五裂的，父亲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1969年下放到江西的余江县，母亲，我和哥哥追随而去，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妹妹留给人大服务组的老夫妻照顾； 由于母亲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不放她调入中国人民大学，而科大下迁地点是安徽合肥，我和哥哥又随妈妈转去合肥。小妹妹章文新和我们分别了五年，胡子婴外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她，母亲非常感动。

外婆胡子婴和妹妹小新

四年后我和哥哥、爸爸都回到北京，小妹妹最终被接回家，而母亲却留在合肥，一年两次回北京探亲。

1973年，母亲开始到处找关系为外公摘帽的事情打听消息，1974年经过父母和婆婆（杨美珍）的商量，决定由婆婆带着我和六岁的小妹妹去看望外公。外公的房间很小，一张大床，一个写字台，有个书柜，衣柜，三把椅子和一个很小的饭桌，把房间塞得满满的，记得婆婆那天画了眉毛，涂了口红，一手一个领着我和妹妹。

外公看见我们便微笑起来，杨婆婆说：“这是婉华的两个女儿，她的长子小宁在乡下当知青，他出生时你还抱过他的。这个小女儿很会唱歌跳舞的。” 我六岁的妹妹小新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边唱边跳地表演了一个节目，外公拍着手把她拉过去抱在怀里。

那年的冬天，母亲回北京探亲，我们全家五口在外公的小房子里庆祝新年，可惜那时也没有个照相机，错失了和外公留影的机会。外公知道哥哥很喜欢半导体，就鼓励他多动手和勤动脑，并且说以后会在经济上支持哥哥买各种零件。

母亲1976年调回北京，经常带我去看外公，那时外公最后一任太太王者香带过来的小儿子刘伟星和他住在一起。一次他和母亲不知为什么事争论起来，母亲气得脸涨得通红，外公一面斥责那刘伟星，一面拿出手绢擦去母亲头上的汗珠，拍着母亲的脸说：“你都是个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还这么容易激动，可不要吓到孩子。”外公示意我在边上。

记得有一次母亲和外公聊起文革的事情，说自己写过划清界限的保证书，心里很不安。外公说：“那有什么呐，我是大毒草，组织上要求你划清界限就划呗，再怎么划你还是我的婉华，我的女儿。”母亲听罢，感动得流泪不止。

外公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你母亲他们王家对我恩重如山，没有王家给我提供的教育和培养，我的人生不知会怎样；我和你母亲是青梅竹马，小时候我就发誓要娶她，我们夫妻一场没有走到底，全是我的错，我很对不起她。”

1976年外公查出癌症，被安排在北京医院地下室，母亲焦急万分，找医院领导和医生，但是外公戴着右派的帽子，没人愿意对他提供足够的治疗和服务，母亲每天下了班有时直奔医院陪伴外公，有时赶回家拿上爸爸帮助熬好的鸡汤和流食，到医院慢慢地喂外公服下。包头的舅舅得知外公的病况也赶到到北京，和母亲倒班轮流照顾和陪伴。

我几次陪着母亲去看外公，在昏暗惨淡的日光灯下，充满着潮气的一张病床上，躺着疲惫痛苦的外公，最初他还勉强地点点头，后来就只有惨白的脸上紧闭的双目，自始至终他没有吐露任何怨言，正如境外报纸对他评价的那样， “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 安静地让生命走到最后。

1977年5月13日，我的外公章乃器结束了他在人世间八十年的岁月，与世长辞。他一直都保持着特有的优雅和风度，他曾经的辉煌虽然被载入史册，却由于从政治的巅峰跌入低谷，只能以一介草民的卑微身份离开人世。我母亲和舅舅像当年送走他们的母亲一样，为外公穿衣服，办理丧葬手续，成为外公子女中唯一的两位送了外公最后一程。

在后来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外公的骨灰经历了三次安葬手续，第一次安葬在百姓墓地，第二次从百姓公墓转到英雄人物纪念堂，最后终于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部长级），全部是通过母亲的努力和经过繁琐的手续办妥的。最后一次办理转移骨灰手续时，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外公的骨灰盒和遗像，心里默念着：“母亲，我把嗲嗲送还给你，让你们像在王家庭院那样有着青梅竹马的恩爱，做永远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