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文）一九七七高考，我差一点错肩而过 ——金弢

三生有幸进北外

一九七七年的国情，虽然是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人人服从组织安排。然而那年报名参加高考时，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的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根据当时打听得悉：七七年在我省，北外招的是德语生，上外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有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这么说，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言行，而是一种无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作什么样的第二选择。几年身处偏远山村，近乎与世隔绝，写封信回家，虽只相隔两百里，邮差会走上一个礼拜，对外界已是孤陋寡闻。再者几年的历练，棱角已被磨光，除了希望继续学英语，剩下的只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考大学的心理底线是，万一没得学英语，其他学什么都行。当时就是不甘心 “扎根农村一辈子”， 只要有书读，读什么无所谓，就是让我去农大，我也会欣然接受，我不是几年一直在跟土地打交道？哪怕让我学畜牧专业，我也去，我又不是没在生产队养过猪？将来就做个养猪专家吧！只要这辈子读过大学也就心满意足、如愿以偿了。

七七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我的政审在公社已传得满城风雨，而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这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几年来，公社大队有什么会议一般都有我的份，这回或许因为政审针对我，就瞒着了我。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大队。村里的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我的房东（连大妈都没跟我透露）、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等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听说说的都是好话，后来听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

我的带队干部杨伯伯，评议会后感慨地说：我知道你表现不错，但没想到你在生产队参与了那么多社会活动。他是转业军人，是个思想红极、替国家解难分忧的老共产党员。六十年代为了响应政府精简干部的号召，主动 “退出” 浙江省公安厅，提出回北京通县农村老家务农，带上了新婚不久的浙江萧山农村姑娘杨妈妈。我写的小说《老杨伯伯》又是一段真实的故事。后来落实政策他回到了杭州，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但杨妈妈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一直留在北方农村。我考上北外后，一个星期天乘坐远郊汽车专程去看望杨妈妈和两个孩子。虽然当时学生非常清贫，因几年农村的插队经济上曾独立过，我已不再习惯向家里要钱，坚决拒绝父母家人的一切经济资助。我们的助学金 20 元，其中 18 元已上交供给制的伙食费，剩下 2 元零花钱是每月的全部开销。平时舍不得坐车进城，更甭说零食了。我忍痛买了车票和点心去探望杨妈妈，插队几年杨伯伯对我的好我一直铭刻于心。人要知恩图报。

杨妈妈一家生活实在太苦，两个半大不小的男孩见到点心不顾一切地抢，想象得出，这种最便宜的食品他们又是多么稀罕，又正是 “孩子上腰，吃饭求饶” 的年纪。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简易土房，周围是一片冬天北方农村的灰色，屋里连个厨房也没有，唯一用来吃饭的就是炕头小桌。炕前有一地炉，埋在地下，挪开铁板下面烧着蜂窝煤，热气正好暖炕，就地架个锅，杨妈妈就这样炒菜。我是不速之客，家里最好的招待就是土豆加白菜，杨妈妈要出门买肉，我死活拦住，否者马上要走，她才算放弃。主食是现成做好的冻在屋外的窝窝头，兑点白面，已是家里的上等食品，不难想见，平日里连这点面粉都舍不得。虽是土豆丝，但炒得非常精致。

我返程时，杨妈妈送得很远，真是十里长亭，一程又一程。物质虽匮乏，但人情浓厚。不久杨伯伯来信，感激洋溢，说家访是看得起他，称我不忘贫贱交。后来他回北京探亲，不辞路遥带儿子骑车来北外，还给我买了十元钱的毛毯，这是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啊！他自己一辈子从未有过这等奢侈。叮嘱我：不是我在给你垫底，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好学。当知青带队干部也是他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来的。

后来直到我读研时他才解决了两地分居，杨妈妈带孩子回杭，没有住处，一家人挤在仓库里。下一次去看他时，住在城隍山脚下的小平房里。直到很后来我来德国后回国探亲，他们才搬进了江边高楼。

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成绩 5 分，是百分制的 5 分，校招生办决定从从英语中挑选，杭州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一个，我是三生有幸；宁波地区挑选了两个：张秋滨和周建民。

来我省的招生老师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和德语启蒙老师庄慧丽的爱人、东欧语系的徐老师，他从来和蔼、谦逊，我们进校那年德语还是一个专业，编在东欧语系。我们入学第一年，我组织班里同学去西院上家看望庄老师，我顺带看望了徐老师，并对他把我招进了北外表示了感谢，他微笑着说：有什么好感谢我的，那是你自己考得好！

我被录取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在电影里已经提到。按当时情况根本来不及，开学是那么紧迫，接到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七天，办手续、转户口，一个礼拜两次搬家。上北京那天，举家七口倾巢相送。火车站拥挤不堪，我问戴红袖章的执勤，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 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我顿感父母脸上的骄傲。
 
除了时间紧迫，或许我的 “第二志愿” 使得招生办认为没有再问的必要。设想一下，一个上不了大学可以继续安心农村的知青，给他一次去北京的机会他能说不吗？！更何况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外语高等学府。至于换专业，虽然不象袖珍邮政局长所说：德语英语一模一样，但曾学过英语还是大有裨益的呀，就如 schauen und sehen 两词间词义的差异我们学来就明白，因为我们已经懂得了 look and see 的区别，再学德语就轻松一大截。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就偶然性而言，有可能徐老师手撩过去抽错了档案，碰巧拿到了我的；就必然性，除了考分，或是那个 “继续安心农村” 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虽然国家刚刚跨出文革的门槛，但我们的思想意识从 ”伟大领袖毛主席“ 到 ”英明领袖华主席“ 是别无二致。现在想来，那么好的思想、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我后来被录取重点大学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我那句话有可能被理解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觉悟。

然而，我实际上是随意一笔，是无奈的别无选择，无意中促成了命运的大幸、歪打正着。象北外这样的 ”贵族“ 学校，我一介庶民子弟，恐怕连做梦都不敢去想。系里总支书记陈淑卿老师在我读研时有一年去杭州开会特地关心地家访了我，看到我们普通的家境，出来不免一句感慨：你真不容易！或者那种文革时期受批判的 “个人奋斗” 是因为自学英语读了杰克  · 伦敦的《马丁 · 伊登》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成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直到今天。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  。扩展一下便是：55 年出生；66 年文革；77年高考；88 年出国。进北外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我不敢也无法想象当年如果没进大学将会是何等的人生境遇；命运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人生成功与否是个非常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得最后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在不断地解决旧问题，同时又在不断地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进了北外不是成功的终结，而是挑战的开始。

（初稿）
 
  2019年11月11日  夜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