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护照的故事           —— 金弢

因为外事任务的频繁，除了刚陪完一个团回国还没有休整几天又得随下一个团出访外，有时候甚至是人还在国外，但第二个团申请签证的准备工作必须开始。这就意味着，仅仅一本护照是不够用了。所以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拥有了两本公务护照。那个时候的公务护照分两类，除了外交护照是红色的外，普通的公务护照是绿皮的；还有一种公务护照是深咖啡色的，名称叫作 “因公个人护照”，其不同于纯因私的浅咖啡护照，是公务护照的另类，不光颜色和私人护照有不是很明显不同，发放机构也不一样。前者隶属国家各部委管理，后者由各省市公安局发行。

因公个人护照的发行有两个目的。一是除了避免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持有两本安全相同的公务护照外，即绿皮护照，但因需要又必须拥有两本因公护照，就象我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出访任务，无论是因通过个人关系联系来的，还是此外事活动考虑到可以实施，但没有必要作为国家机构的官方派出，而以私人的名义出访已经足够，但这项活动跟国内官方的文化文学交流项目又有关联，或我政府部门意愿将此项出访纳入官方的交流总项目，但出方的对外身份仅代表个人，没有官方色彩，象顾城和北岛的个人出访。加之该项出访的经费不由我政府出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自己的关系或努力而获得，这类外事活动我们就叫作自费公派。

这种护照的办理，对作家而言的好处，首先是方便，他们只需来一趟作协外联部，交齐各种所需的材料，一切相关的行政操作均由作协包办，而且全额免费；其次是对办照的成功有绝对的把握；去公安局办理公民私人护照，除了繁琐的程序及外加费用外，能否保证如期办得下来，却是个未知数。

然而，因公因私护照的优劣性各有千秋：因公的尽管在国内申办时，利大于弊。然而一旦出了国，使用起来就没有私人护照来得方便和自由。虽然在因公个人护照上体现不出公务的因素，这在西方国家的外管局是无从知道的，这只是我国内部掌握。但是，一旦遇上护照丢失或护照到期而需要补发和延期或更换时，因公性质的护照所须走的流程要复杂和拖宕得多。然而一个作家以何种形式派出，往往会取决于中国作协。作为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受到国外的文学活动的邀请，这样的出访事宜，公安局一般不会受理，因为对文学这一摊要掌握的尺度他们非常陌生，一定会推到相关的机构。公安局的服务对象，原则上是按常情负责普通公民的因私出国探亲访友。作家遇罗锦的出访之所以走的是公安局，首先她不是作协会员；哪怕就是，基于八十年代她特有的家庭背景，恐怕作协也不会接受派出。她出国的事由是普通中国公民纯粹的出国访友。

至于我自己的问题又是一个比较例外的事宜。文中我曾提到，1988 年十月，我手里有个作家公务团去汉堡参加 “中国文学周”，但同时我又得到了两个以上的德方奖学金。我想因公带私将这两项出访项目链接起来，时间上的安排不存在问题，我可以跟德方奖学金机构调整奖学金期限。基于我几年来一直跟护照打交道，详细明白各种利害关系及涉外管理的原则问题。如前所提到，我当时已有两本公务性的护照，而当年国内单位里，对护照的管理几乎是零，一次出国任务完成，护照不用上交，全由个人自己保管，这是因为文革的刚刚结束，过去的年月未曾有过护照的管理问题。加之单位里，也没有设立相对的部门进行管理。国情的突变带来突然间外事任务的大增，人人都已忙得不亦乐乎，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也不知到谁下一个团又得马上出访，所以干脆护照都个人留着。

我事先心里明白，自己这次出国的原委是因公而后转因私。除了作家团的访问，我持有正常的有期限的公务签证外，我紧接着的奖学金访问会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问题。因我的公务签证只是有效期短于三个月的 “入境签证”，一旦到期就得去申请延签，转成当时一般半年以上的有效 “居留签证”， 并报户口。这样，我如若继续使用公务护照，我接着的因私居留和公务护照就会出现矛盾，当然我可以不用绿皮的纯公务，出示深咖啡的因公个人，这个问题在出国前我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作家团的签证万不得已我可以用这本护照，一则它可以充当私人护照，二则上面有我的入境签证，这将对后来的续签，顺理成章。

然而这样做，我将会少掉一种机会，那就是：万一的万一，万一这本因公个人到了失效期（这本护照我已用了几年）而我还有奖学金的机会想继续留在德国，我就得更换新护照或做旧照的延期，因为这本因公个人的案底不是 “私人”而是 “公务”，管理部门是本人的原单位。当然凭我跟单位领导良好的关系出具证明是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我国的使馆领事部完全有可能六亲不认地公事公办，称：这是一本因公护照，你的公事早已结束，当时访问汉堡和法兰克福书展不过也就四周。既然没有了公事，这本公务护照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再者，也是因为你眼下在德国的逗留不是因公，所以使馆没有义务给你办理护照更新或延长。

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我将面临无以数计的麻烦，我得重新办理私人护照，而人不在国内要办理新的护照，不是延期旧的护照，若仅仅是延期会方便的多，因为一切均有了案底。而从零开始办，或缺任何一点材料，整个事情就会搁浅，人又不在国内，光签字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而当时的手段又那么低下。这样的办理法，不但闻所未闻，而办理的成功性也难稳操胜券。结局业已预见，护照一到期，势必回国。虽然我有奖学金不存在延签的问题，然而没有了护照，签证的机会也等于了零，那将失去在德国的一切。然而，我一旦选择了回国，就是办成了护照，但是再次进入德国的签证则将是一个新问题。

既然知道了将会遇到如此种种的危机，必须未雨绸缪，避免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办理第三本护照，一本纯粹的私人护照。这次办出国签证，势必双轨并行，双管齐下。首先向部领导解释清楚，这种事情尚无先例，但外事领导都明白外事公私的差异；得到了领导的首肯，要说服人事处开具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公安局不会受理。我专程去了是时位于东郊民巷的北京公安局。看得出，我的因公身份和我的因私出国是背靠背的，两套完全独立、互不相干、互不通气的机构，电脑联网当时只是天方夜谈。

我在两种有效护照上持有两套有效签证，怀揣着三本护照出了国。还有一个细节当时一旦忽略了也或将后患无穷。就是两本护照如何联系起来使用。

虽然我手里有两种德国的有效签证，但出国时，我首先是以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我们全团十来个人是一个整体，所以出境时我必须出示公务护照，不然我们团的人员名单将与海关记录相悖。所以 88 年我的出境章就盖在了公务护照里。然而到了进德国时，因考虑到下一段的私人访问及延签，我入关时就不能仍然出示公务护照了，不然我的私人护照上就会缺了入境章，而事后德国外管局建立我的档案时，在我延签的文件上就缺了入关的记录。抑或我出示公务护照以证明合法入境，这样必将暴露了我的因公身份，而这种暴露的后果是什么，虽不得而知，但无疑多了一层风险。其间又明白了另一个细节，就是两国海关间也是背靠背的，因为在我的私人护照上没有中国的出境章，但德方既没有权责，也不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七年后的第一次回国，在北京海关发生了一出好戏。

因为怀孕期加上老二的出生孩子还小，所以归期一拖再拖，终于到了出国后的第七年才得已成行。护照有效期为五年，已经续了五年，当年出国的很多细节已被逐渐淡忘。

我们抵达北京机场，入关时，向边防警察递上一家四口的护照。海关不停地来回查看，像是在护照里寻找什么。因为海关高高在上，不明细节。我知，这七年的德国生活，我们每每准时延签、平常处处谨慎，事事遵纪守法，从未出过问题。这时走来一个便衣警察，让我们一家先到一边等着。到底出了什么事？等待期间，我脑子里不免有各种猜测。七年别故，国内发展日新月异，国外报导纷纷，莫衷一是。难道是多生了一个孩子，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

我不禁想起出国前去财务科领出国制装费的情景。那时中国人穷，在家穿的衣服出了国不够体面，生怕有辱国格，国家实行出国制装补贴 400 元，主要是用来买一套外装。当时北京最好的西服店就是 “雷蒙” ，要量体裁衣，临时新做，现成的西服是买不到的，难得碰上也不会合身。我去财务科领钱，因为大家关系不错，都很熟，说话也不吝，玩笑不断。财务科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谁都知道你在国外神通广大。我想，她这么说，一定是因为我出国过于频繁的缘故。她说：你这回出国要是去了不回来的话，那些独生子女费要退给我们的。我认为她话中真情多于玩笑。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我也开着玩笑答道：怎么能这么说话，中国心嘛！能不回来吗？当时那一刻我确实没有在德国久待的打算。但人生往往是事与愿违，人算不如天算，你越不打算留在国外，事实反而越让你留了下来。

我女儿四岁多出国，也就是说拿了国家四年多的独生子女费。五十多个月的五块钱，加起来当时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差不多够上了王蒙当部长两个月的工资，对小民百姓而言已是一笔大款。那个时候，钱的重要性日见突出，拿钱开路，有钱能使鬼推磨，渐成时尚。这又让我想起了有些公派留学生，到期后因自己筹到了新的奖学金而继续留在德国，到了护照延期时，因公派逾期不归要受罚款，向国家缴纳培养费，否则不给办理护照延长。

出国前曾听说过不少 “超生游击队的” 的事例，违反了 “独生子女” 政策，党员要作党内处分，普通工作人员在晋级评职称时都会受到影响，还会在福利上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影响分房。一句真心话，要不是出了国，一个女儿也就认了，国家主席和总理不也是以身作则光有一个女儿吗？

正遐想着，过来一个海关人员，年纪看上去比刚才那些年轻人要大些，说话的口气与作态象个领导。他更仔细重复地盘问我七年前的出国情况。我说：没错啊，七年前的某月我就是从北京出的关。他当着我的面将我的护照从头到尾又细细翻查了一遍。我问：有什么问题吗？他说：请你们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他这一走又是半个钟头。他们在离我们十多米的一个柜台后低着头议论着，而且又出现了几张新面孔。这时我已隐约感觉到，问题与孩子的超生没关系。

接下去我的第二个怀疑是公务与私人访问的问题，难道我以因公的名义出了国，到了国外又以私人的名义留在了国外，从国家政策而言手续不全？是我违反了国家政策？但看海关人员彬彬有礼、和蔼耐心的态度，他们不象把我们当作坏人对待。瞬间的闪念让我想起了已闲置七年、此次随身带回的两本公务护照。临行前，就这两本七年后早已过期、上面也没有任何有效签证的护照要不要随身带上，我还有过刹那间的考虑。最终决定带上现在看来是绝对的正确，因为这时我想到了那枚出境章，这是在我的因私护照上没有记录的。

那些讨论的海关官员不知什么时候都消失了。我一边琢磨着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别的问题，这是他们又出现了，多了一个上了年纪、体态丰腴的干部。这次由他来盘问。他重复了那些已问过的问题后，说：你确实是带着这本护照出的国？我说：没错。他又问：你就只有这么一本护照？没有第二本？我说：有，我还有两本呢。说着我从书包里翻出那两本护照，一本因公、一本因公个人护照。他很快在那本绿皮护照里找到了我的出境章。他询问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把当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德，后来又因奖学金留在了德国留学，我想，他看到了我两本公务护照上盖满了德国签证和无数次的出入境章，一定会认为我不但是一个安全人士，而且当年还是身居要职，90 年代初，国人对能出国的同胞都怀有三分莫名其妙的尊敬。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煤气证。因为人在国外，老婆带着婴儿又不会骑车，换证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公共汽车，没办法去，所以误了换证的日期。没有了有效新证，买不了煤气家里就开不了伙。我回国后去补办，一个大办公室里八九个女同志，一听我要补证，七嘴八舌地说都过了三四个礼拜了。负责我们西城区的那个女的，在身后的柜子里翻腾了十几分钟，说找不到，可能换证结束后连同剩余的费证一块处理掉了。我说：你们补一个新的不就行了吗？我这里不还有旧证嘛! 那人说，不行，他们查不到底，没办法开新证。那时的中国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的。我很不高兴 ，说，你们总得让人过日子。那女的说话变得不太友好了，反驳说，发了通知那么长时间不来，不怪自己怪谁？我说收到通知我人都在国外，怎么来换证？我不是昨天才下的飞机今天就来了吗？！

没想到我最后的一句话起了作用。一听说我刚从国外回来，大家顿时肃然起敬，满屋子的都站起来在各自的柜子里找，还真的给找出来了。我在想，我出国大肥差一趟，得到实惠无数，但这些人沾不上一点儿好处的边，但因为我这麽一句出国的话，大家就任劳任怨地忙开了，此地无理可言，不是社会偏见或势利眼又是什么？当然对他们的热心我感激于心，我不是在说那几位女同志的坏话，而是感慨那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当然现在好多了，但并非已经绝迹。包括眼前的海关人员，看我们洋装在身、带着两个孩子，小的坐着手推车，一副西方的架势，这一切当时对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新鲜，无形中对我们就会礼貌有加。当时的国情就是这么落后。我说八十年代的北京首都机场上飞机只有两个通道，现在的几零几零后有谁会相信？当时与我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社会能一视同仁，不掺杂物质因素，人人平等，以礼待人不是更好？我要是缺了那句出国的话，或许不会有那么多人积极帮助寻找了。而她们如此热心帮助最终从我的出国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嘛？！

那位海关领导如释重负地说：这就对上号了，我们奇怪的是莫非当年你是飞出去的？这两本护照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拿出来了。我说不会的，我有一本就够了。事情虚惊一场，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的人生也平添了一次新的体验。

2019年7月17日易稿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