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六）——第一次德语晚会                                       

                                            第一次德语晚会

进了 “北外” 听老师说，北外的前身是 “延安外国语学校”。论文艺工作，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有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搞好外语文艺晚会是北外的传统，但是十年文革期间，所有的文艺晚会都被 “革命样板戏” 替代了，现在恢复了高考招生，外语文艺晚会这一传统也将恢复。我们 77 级冬季入学，在即将迎来第一个寒假和春节时，也正是我们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

我们慢班虽然德语从零开始学，但怎么也已经学了将近两个学期了，这次系里的德语晚会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我们才学了一年德语的慢班也责无旁贷。快板的同学已经开始彩排了，他们将用德语上演一个话剧加上别的小品。但是我们才学了两个学期的德语毕竟词汇很有限，但是出节目又势在必行，出什么节目让人费尽心机。尤其是我，因为我感到这首先是德语课代表的责任。

我们作了很多设想，也找了班主任、我们德语的启蒙老师庄慧丽做参谋，但总是因为语言词汇有限很难想出节目。庄老师的意思，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去集体背诵一段课文，也算作为我们一年下来学习成绩的汇报。然而这毕竟是个文艺晚会，不是德语读书会，光背段课文显得干巴巴的。班委会商量后觉得，既然上台朗读课文，还不如找一个语言简单的德文故事，这样起码还有一点文艺节目的味道。于是，我们决定出两个集体朗诵的节目。话说到此，忽然我想起，自己高中毕业后插队的时候曾经练习用英语写过一个故事，语言也是很简单的，能不能把它改写成德语，我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想法得到了班主任的大力支持，她鼓励我写下来，然后让外教 Frau Lessing 改改。

我们入学时已有两个外教，一男一女，男的来自瑞士叫 Umhang，我们不太听得明白，觉得名字听起来挺绕口的，现在会了德语觉得很简单，当时刚学什么都难。我们让庄老师帮助写下来，我们好反复读读，写完后庄老师说，Umhang  就是披肩的意思，这样我们不但知道了外教的称呼，又学到了一个新词。学过外语的人都懂得外语的原声、原文的珍贵，文革中虽然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但那都是 Chinese English，不是 original，为了听原声英语，时常有人不惜冒着政治危险，到了半夜三更偷听美国之音由韩丽达主持播讲的英语 900 句。美国之音算是敌台，一旦被抓，就是 "现行反革命“，有被抓去坐牢的危险。

那时候家里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一毛钱买一篮子青菜一家人吃一天，哪有钱买收音机、半导体的，但很想听外国的英语广播。也巧，高二的物理课要求每人装一个二节管小型半导体。向父母要了 一块钱，不够就从自己住校的伙食费中省，不买 5 分钱的贵菜 “宫保鸡丁”，吃 2 份钱的烩菜，也就是食堂上一顿卖不掉的剩菜烩在一起，碰好了还有不少肉。8 分钱买个肥皂盒，买来所需的电阻、接管、磁棍、微型扩音器，自己用漆包线绕线圈，向物理老师借来焊抢，自己安装。只要一出声就算装成了，就通过了物理考试。但通过考试的半导体只能收到长波，而外语台都在短波上，请教老师后才知道，收短波要有外加天线，他拿实验室里的半导体给我们作示范，拔出天线，半导体就能收到短波，天线一推回去，短波就成了噪音。老师教我们，想收短波，我们的微型半导体必须加外接天线。

按照老师的指导，我们买来了漆包线，用家里晾衣服的竹竿，头里钉好一个十字架，绕好铜线架在青盖瓦房小阁楼的天窗边，把线的一头连接住半导体瓷板，万事就绪，只等天黑。做这种事情，是我知我知，天知地知。连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说，这是重大而危险的政治问题。那还在文革，当时，就是夫妻、父母、兄弟姐妹间，遇到政治问题都要互相检举揭发，划清界限。我谁也不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好不容易盼到天黑，等到夜深人静，把头埋进被窝，开始搜寻，那时，只要是外国电台就是敌台，就可以上纲上线被公安局抓去关押。我紧张极了，心里难以言表的害怕，把声音调得低低的，生怕被人发现，摆弄时两只手直发抖。然而，求知欲还是占了上风。连续几个夜里的搜寻，虽然没有找到“美国之音”，但是收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英文广播。自从听了外电广播后，每次上街，只要有人多看我几眼，心里就会发虚，好像有人知道了我在偷听敌台。

所以对这种原汁原味的外语，我一直都会珍惜有加。到了北外，有了外教，学习条件大有改善。有一次早晨我去王炳钧老师办公室交作业本，他摸了一下暖气，想看看上气了没有。那时暖气是中央调控的，到了晚上八点暖气就关了，早上过了七点才来，为的是省煤。恰好这时 Frau Lessing 进来，看此情景，她一句：Ist schon dran？我没听懂，王老师给我翻译并笑着说：德语就这么简单。我想，若让我来问：暖气来了没有，那将是一个复杂的句子。学到了地道的德语，等到下一回外教来上课，我指着暖气说：Ist schon dran，外教笑了。

当77 级入校时，系里聘请的专家主要是通过西柏林左派组织介绍的，他们还教我们唱德文的左派歌曲，师资没有后来的正规。他们免费住 “友谊宾馆”，上下班学校负责接送，工资每月 400 人民币。不久我们发现个别发音他们跟录音不一样，象 “报纸” 一词，词根也被发出声来，读成了“蔡通客”，后来出访德国才知道这是柏林方言。但因为文革刚结束，中断了十多年的对外交流，百废待举。到后来的外教就正规多了，都是西德正经大学的讲师或教授，如弗莱堡和海德堡大学的。很有意思的是，我读研时的德籍老师 Hans-Erhard Schulz, 是弗莱堡大学的，八年后到了慕尼黑大学留学，跟我的博导 Kleinschmidt 教授熟了之后一打听，他也是师出弗莱堡，而且跟 Schulz 同一个系，我说我这只孙猴子翻了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从北京翻到慕尼黑，还是没有逃脱弗莱堡这只如来佛手，我把这个典故翻译给教授听，他哈哈大笑。

今天我决定把当年的英文小小说用德文写一遍，拿到德语晚会上去讲故事，当然用的是最简单的德语，甭说词语达意，甚至语法错误一定会有一大堆，但犯错误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才一年级的水平吗，还能想怎么高的要求？ 后来表演后，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学了一年能用德语讲这样的故事，这还不正是我们北外的水平？！

小说还没写完，系里已传开了，因为晚会要提前了两三月准备，所以开始准备时，其实我们的德语才学了一个学期多一点，但这种 Ehrgeiz，让人觉得很有刺激，一直来我就喜欢尝试用外文翻译、写作，至今积习难改。快班里有个才女薛思亮，她从小学德语出身，后来连快班都容不下她，提前毕业跳级读了本系的研究生。她很好奇，要去了我的德文习作看看。我跟她曾打过一次交道。那时，跟隔班的女生不熟、也不说话，也没接触。在我们学完一个月的德语后，两个慢班搞了一次德语书法比赛，把每个人的书写贴在墙上展览。班主任让我用毛笔写大标题。刚贴完书法展，两个快班的同学一到下课蜂拥而出，围着看展览。有个女生，我后来才知道她叫薛思亮，她问，这大标情的，我说，是我。她啊了一声说："才学了一个月就写得这么好？我写了十年的德语都写不出来。"  我说：但是我写了十年的英语了！那时在杭外，我们有英语书法课，还很讲究，练的是花体，必须用蘸钢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体粗细分明，有立体感。

现在我们是第二次打交道，我把德文初稿给她看，让她帮我改改，她从外校小学部就开始学德语，水平高过我几十倍。看完后我们谈作文，我第一句话就问她看懂了没有，只要她看明白了，我就算成功了，语法用词另当别论。她说看懂了，而且觉得蛮好笑的。她还说我习惯用大量的动名词。我说这是英语的习惯，那时我外语的语感还都是英语，后来到了德国读《南德意志报》和《明镜》周刊的文章时发现，德国很多报刊杂志的重投搞，写文章时也习惯采用大量动名词。

根据她的修改，我重写了一遍，薛建议最后定稿还是让 Fr. Lessing 过目 。稿件杀青后，它成了我往下早读的首选，每天来回背，吃完午饭一路背回宿舍，而且还是大着嗓门，反正 “北外人” 不怕难为情，脸皮厚。这是陈毅老总定下的规矩。在他当外长的时候，他给北外的学生做报告时说：我们北外的学生要先学脸皮厚，学不会脸皮厚就学不好外语。我们的脸皮有紫禁城的城墙那么厚还不够，必须要象紫禁城城墙拐弯处那么厚。“北外人” 记住了陈老总的谆谆教导，坐 103 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大家都非常 “厚脸皮” 、旁若无人地在车上大声说德语。

自己的故事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跃跃欲试地盼着演出的到来。这回大小也算是一次文艺晚会，许多演员需要化妆，象我因为是独角戏必须化妆，摸了胭脂又涂口红，是我有生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化妆师找的是学院文艺宣传队的女老师，模样象江南美女，个头小巧，肤色白净，一眼就是一个文艺骨干，请她出山来系里帮忙，她是全院专职管校文艺宣传队的。我在大礼堂里找到她，校队正在排练话剧 《于无声处听惊雷》，是纪念打倒四人帮的节目，我的一个杭州女老乡，76 级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话剧中扮演了女主角，快落幕时她的最后一句台词：咱们“走" 吧！发音说成了：咱们 “帚” 吧。这位老师在台下马上跟旁人说：看看看，一个话剧演员，这么平常的普通话都说错了。

但又有谁会想得到，我们 70 年代的南方人，考进了北外是先学中国话再学德国话。我们从来没有过说普通话的机会。象杭州也算个省府，杭外又是一个高级的 “贵族学校”，就是这么高档学校的高中班，年级里除了语文老师会说 “杭普话”，也就是杭州式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杭州腔和地方方言，其余的老师都用杭州话上课。而且能说杭州话就算很不错了，大部分老师都是浙江师范学院毕业，他们基本上来都自省里的各个县，上大学时都已是成年，“两鬓斑白，乡音难改”，就是在杭州年头呆了再多，他们也永远学不了杭州话了，用他们让学生费解的乡下话讲课。我们就是在这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的普通话听力主要是靠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和有线广播，要么就看《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这些电影，没有别的可看，就来回倒着看，每个礼拜看一遍，这倒把普通话的听力学好了。

文革时，每个单位必须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爸他们这帮老麻咔嚓眼的男人又不能歌善舞，就权宜之计成立了一个电影队，放来放去就是这么几个片子，赶上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既不上课也没家庭作业，看电影成了每日 “开卷有益”文化活动。我们这些孩子追随着电影队，场场光临，每句台词都j记得谙熟于心。听力是不成问题了，但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日常说话不会说普通话，但读课文或读报用杭州话读，就不会了，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语言现象。

带着这种文化语言的背景我们来到北京，从一字一句地开始学练普通话。刚进校时，应为自己的英语还挺热，学了八、九年了也很有感情，不想忘掉，每次英语系放英语就混着去大礼堂看，同英语系的同学说英语，问他们听得出来我是哪儿人吗，都说听不出来，然而我一开口中国话，他们马上知道我是南方人。现在来到北京，日常用语成了普通话，这是我们在北京生活的第一难关：南方人四、十不分；雌、吃相同；邹、周无别；坏、外一样。碰到别人让我们作选择，我们会客气地说：”我垂便，我垂便“，不会说  "我随便"。对我自身而言，说标准了普通话要比学会了德语发音难出许多倍。人成年后再新学一门语言是何等的难啊！北外招生卡年龄，道理不辨自明。

好不容请来了校宣传队的老师。那时学生的课外活动还挺丰富，除了文艺宣传，还有不少别的校队：有校田径队、体操队、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的，德语系的学阿尔巴尼亚语出身的曹冬凌老师就是校女排的主力，被我们称为国排神力二传手孙晋芳，她开始是我们 77 级的政治辅导员。此外还有校长跑队，德语系的队员有我 和 78 级的赵彬（2012年他出任驻奥地利大使）。我俩是遇上学院比赛时争取为系里拿名次，到了市里比赛就要为学院拼名次了。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等到系里的老师一到齐，77 年级的首届德语晚会就可以揭开帷幕。晚会在防空洞里举行，那是中苏边境珍宝岛战役的产物。晚会首先上场的是高班的话剧，我们听不懂几个单词。我坐在班主任身边，听着她的评论。快班的张永强参加了演出，他一开口，庄老师立发感慨，他的德语腔调就是不一样。后来听说他小时候在德国待过。该轮到我上场了，虽说这种场合还是第一次，不免有些紧张，但心里还是自信满满的，因为这个故事非但是我自己写的，而且已能倒背如流。

                                      Ein  Dieb

Guten Abend, zusammen! Ich möchte euch heute Abend 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n Dieb erzählen.

Es ist Mitternacht. Überall ist es ruhig. Die Menschen sind müde und schlafen alle tief. Aber ein Schatten bewegt sich noch. Das ist ein Dieb.

Er kommt zu einem Haus. Im Haus wohnen zwei Brüder. Sie haben am Tag fleißig gearbeitet und schlafen beide sehr fest. Der Dieb kommt ins Haus und versucht etwas zu stehlen. Er sucht und sucht in Dunkelheit, aber er kann nichts

finden. Die zwei Brüder sind sehr arm. Sie haben keine Bettdecken und schlafen mit Jacken und Hosen.

Aber der Dieb gibt nicht auf. Er tastet weiter nach irgend etwas. Auf dem Boden hat er nichts gefunden. Er hat Pech. Aber er will es weiter versuchen. Er denkt, wenn ein Dieb einmal nichts stehlen kann, so kann er später nichts

mehr stehlen. Ich muß heute unbedingt etwas stehlen, auch einen Nagel.

Nun sucht er an der Wand, tastet nach einem Nagel und hofft, einen Nagel in die Hand zu bekommen.

Aber die armen Brüder haben nichts zu hängen, sie haben ihre Jacken am Tag und in der Nacht an. Jetzt ist der Dieb etwas verzweifelt, aber noch nicht ganz. Er will noch weiter sein Glück probieren.

Nun kommt der Dieb langsam nah an das Bett. Der große Bruder ist jetzt wach geworden. Er weiß, es ist ein Dieb im Zimmer. Er denkt:  In meinem Zimmer ist nichts zu stehlen. Ich habe nichts zu verlieren. Deshalb habe ich keine Angst.

Er schläft weiter.

Der Dieb ist jetzt am Bett. Er spürt, im Bett schlafen zwei Menschen, sie schnarchen sehr laut. Er hockt sich nieder auf den Boden und sucht nun unter dem Bett. Er findet eine große Urne. Er steckt seine Hand in sie und findet,

in der Urne ist Reis. Er freut sich und denkt, ich habe endlich etwas gefunden.

Aber wie kann ich den Reis mitnehmen?  Ich habe keinen Sack dabei. Ja, ich habe eine Idee. Ich kann den Reis mit meiner Jacke einpacken und ihn nach Hause tragen. Jetzt zieht er seine Jacke aus. Er macht alles sehr, sehr leise.

Denn er fürchtet, die Menschen im Bett zu wecken.

Er legt seine Jacke auf den Boden und verbreitet sie langsam ganz aus. Er dreht sich um und ist dabei, die Urne herauszuholen. In diesem Moment greift der große Bruder die Jacke des Diebes blitzschnell in die Hand und steckt sie

unter seinen Rücken. Der Dieb hat das gar nicht bemerkt. Er trägt die Urne hoch und schüttelt den Reis auf seine Jacke, wie er denkt. Nach einiger Zeit, so glaubt er, ist es wahrscheinlich genug. 

Er legt die Urne zurück. Nun beginnt er, den Reis einzupacken. Aber zwischen dem Reis und dem Boden findet er nichts. Er ist überrascht. Er murmelt unbewußt vor sich hin: Yiiii,  so was ......

Nun ist auch der jüngere Bruder wach. Er flüstert zu seinem großen Bruder: "Ein Dieb, ein Dieb, Bruder, im Zimmer ist ein Dieb."  "Nein, nein, kein Dieb, kein Dieb, bloß schlafe, schlafe", schnarcht der große Bruder weiter. Jetzt

ist der Dieb ganz böse geworden und schreit sehr laut: "Was, wer sagt das! Wenn kein Dieb, wo ist denn meine Jacke?!"  ( 初稿 )

2019年3月15日於德国慕尼黑